孟子哲学的再评价

由于孔孟儒家在历代中国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所以，1949年后的孔孟研究，尤其是孔子研究，比起老庄研究又多了一层政治意义，兼有显示研究者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的功能。有了这样一层隐秘的联系，孔孟研究就成为检测研究者的试金石。只有猛烈地批判和抨击孔孟，尤其是孔子，才能表现出研究者的革命态度和立场。换句话说，任何对于孔子的暧昧、朦胧的好评，都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遑论积极评价了。这也是知识与存在的同构的表现。这种联系是荒唐的。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并没有人明确地把这种联系表达出来，可是，人们还是非常自觉地按照这样的联系展开研究的。这可能构成了笔者所谓“集体有意识”的现象。就是说，尽管一个研究者可能会在范围较小的亲人、朋友圈子中，明确表达对某一问题的发自内心的看法，但一旦到了公众场合，他只会按照被允许的方式表达观点。在公众场合自觉地、有意识地甚至下意识地表达被认可的观点，这就是“集体有意识”。所谓“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把一定的观点建立成为一种集体意识，让研究者达到自觉的“集体有意识”的地步。“文革”前关锋与冯友兰关于孔子研究的争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到“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对于孔子的批判性评价和全盘否定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的集体意识。

“文革”后对于孔子研究的反思，首先是从这种集体有意识状态中走出来，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给孔子一个合理的定位；其次表现为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的突破。从时间顺序上看，冯友兰、庞朴、李泽厚、张岱年等学者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到1986年文化问题讨论热潮前后，孔子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不过，这期间把孔子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符号化理解仍有相当大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