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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哲学思想

时间:2022-02-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约30到40岁之间,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门生数百人。这既是孟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孟子认为决定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人心向背。

同学们可能都知道,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则是儒家原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因而后人常以“孔孟之道”指称儒家。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主张“王道”,即“以德行仁”。他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也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他又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主张。

有学者认为,孟子思想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治国层面,孟子的仁政蓝图有着涵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丰富资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产”即解决民生为基础,直接涉及富强的问题,提出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富民的起点。社会层面,“义”和“礼”也存在着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义”作为社会应当如此的价值准则,包含着对自由、公正的思考。“义”作为人们行为的道路,尽管有着自由选择的空间,但不能突破无耻的底线。个人层面,“智”和“诚”(信)更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基因。

可见,就今天而言,孟子对于我们构建政治清明、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走进孟子。

请同学们先看一则故事:

孟子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就学了些丧葬、顿足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就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之类的活动。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此外,还有“断机教子”“孟子欲休妻”等传统故事,无一不证明了孟母这个伟大的母亲、高明的教育家对孩子成长及其思想发展的影响。良好的环境使孟子很早就受到礼仪风习的熏陶,并养成了诚实不欺的品德和坚韧刻苦的求学精神,为他以后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经孟子而发扬光大,长期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孟子从小学儒习礼,15岁入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约30到40岁之间,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门生数百人。

孟子生活的时代,各国诸侯最盛行的学术是兵家、法家。面对诸侯间的争战,孟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救世理想,肩负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游说梁(魏)、齐、宋、滕、鲁等国。公元前320年,齐宣王继位,其后恢复“稷下学宫”,使其成为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于是,孟子再度前往齐国,被齐宣王聘为客卿。

孟子在稷下学宫吸收各家之长,突破了孔子的思想局限,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君仁臣义、尊贤使能、以民为本、统一天下等仁政理论。这既是孟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孟子的仁政主张曾使齐宣王受到很大鼓舞和赞赏,但齐王欲武力称霸诸侯,与孟子产生分歧。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孟子便离开齐国返归邹国。回到邹国时,孟子已60多岁,从此不再出游,而在家乡兴学办校,广收门徒,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答疑解难,编著《孟子》。此书记述了他一生的主要言论、活动及其思想学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约公元前289年冬至,孟子去世,享年84岁,葬于邹国的四基山西麓,即今孟林。邹国人因孟子去世十分悲痛,废除了在冬至日贺冬的习俗(“邹人因哭孟子而废贺冬之礼”)。孟子去世后,经历代学者推崇,确立其儒学嫡系传人之地位,东汉首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皇帝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

孟子推行的王道思想、以民为本主张、政治仁爱理念以及人性本善学说,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给代代后人带来温暖,给人类前进的征程送来了光亮。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所说的“王道”就是凭借高尚的道德处理政治。受人尊敬、能治理好天下的“王者”,像商汤、周文王,就是“行王道”的典范。孟子认为倚仗实力、假借仁义是可以称霸天下的,但这种称霸行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行霸道要有规模大、实力强的国家作基础;依靠高尚的道德治理天下,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才是行王道。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地方就可行王道,周文王凭借的国土只有方圆百里,也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倚仗势力、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从内心服从,而是出于力量不足,出于弱势的考虑。依靠高尚的道德使别人归附的,别人则心悦诚服,完全出于自愿。如同孔子七十二弟子拜服孔子一样,也正如《诗经》里所描绘的一样,“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天下百姓会自觉地为君王的身体不好而担忧,为君王的身体健康而高兴,真正做到令出一人、智出一群,人人心想一处,力使一处,与民共享快乐,共担痛苦。

孟子认为行王道的方法是尊重贤达,任用能人,让才德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以德治国”、重视思想教育的理念的源头。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孟子认为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只有持保护人民之心,让人民有食物吃,有衣服穿,能够上养老下养小,在此基础上重视学堂的建设,教导孝敬长辈、关爱晚辈的道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拥护,才能纵横天下,犹如滔滔江水终归大海,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了他。

孟子认为决定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人心向背。民心归服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夏桀、商纣两个暴君之所以会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天下百姓,之所以失去了天下百姓,是由于失去了民心。老百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好了,天下的事就做好了,统治者就可以稳坐江山,享受人民的拥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而人民的和睦、和谐,人民的安居乐业,人民的幸福安康才是立国之本、固国之基、强国之路。

仁政理念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仁政理念主要表现在养民和教民两个方面。所谓养民就是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振兴家业,让老百姓能够对上奉养父母,对下养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成能够全年全家温饱,荒年能够免于饿死,保住性命,渡过难关。用今天的眼光看,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地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这种理念成为后世历朝历代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先导。

在养民思想的支配下,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百姓劳役时要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反对滥捕乱伐。只有根据农业生产的时令要求,在农闲时征调民工,在农忙时让老百姓忙于自家的春耕秋收,那么老百姓才可能丰衣足食。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设身处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统治何往而不胜?后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都可以在孟子的“养民”思想中找到根源。

养民还要懂得科学,何时收割,何时捕鱼,何时伐木,何时服役……都得有科学的依据,孟子十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这样的主张值得我们今人继承并发展。今天,当我们面对自然资源匮乏、遭破坏而束手无策时,不妨再到老祖宗那里寻找金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自然中获得智慧。

所谓教民,就是向人民施以教化,引导百姓重视学校建设,讲究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礼节,这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老百姓明白人伦天理,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性善论”是他道德伦理和教化思想的根基。他认为人应善于培养自己的充满于天地之间的一股宏大、刚正的气度。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道德,即人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人们都有一种先天向善的能力,无须学习、无须动脑筋思考就会做善的事情,这就是天性。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亲爱父母便是仁,尊敬兄长便是义。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种本能,这四种本能是仁、义、礼、智、信得以生发的根源。

在孟子看来,没有同情、羞耻、恭敬、是非之心的人,简直不是人。人有这种天生的倾向,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也如同水向东流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由外在因素给予的或强加的。这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思想,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永远新鲜,永不褪色

孟子的性善论学说催生了教化的进步。人的美好的天性不断受到污浊的社会环境的破坏,人变得自私、排他、傲慢、冷漠、邪恶,这些都是后天缺乏教化带来的,所以,教化不但不可忽视,而且理应得到增强,以保持人的美好的天性。人性趋恶,人心不古,人情浮躁……在当今社会中似乎仍在发生着、延续着、泛滥着,这就向我们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早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只有沿着前人的足迹,追寻先辈的智慧,开辟新的道路,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孟子》是通过对话体展开论辩的说理散文,是语录体散文向专题性论文过渡的形式。这种形式除了承载论辩观点之外,还有叙事的功能,使文章情节化、故事化。

第二,孟子散文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这一点主要表现在:

首先,孟子散文比较注意论辩的逻辑性。其论证方式既有立论,也有驳论,但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都比较讲究逻辑,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和透辟入微的辨析,增强了论辩的力量。《孟子》散文还常常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如“鱼我所欲也”一章。

其次,善于揣摩对方心理,设置机巧,引人入彀,抓住要害,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几乎无往而不适,大有战国纵横家气概。如“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孟子还运用巧妙的比喻和寓言故事来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三,孟子散文观点鲜明,词锋犀利,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语言明白晓畅又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性、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孟子散文常常使用大量的排比句、感叹句、反问句,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情感色彩。这种气势和情感来自他内在的精神修养和人格气质。

孟子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古代作家在“仁政”思想的影响或作用下,重视农业生产,要求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西汉初年,农民破产现象严重,淫佚侈靡之风盛行,加以“兵旱相乘,天下大屈”,造成社会惶惶不安。在此背景下,贾谊、晁错先后提出了“积贮”和“贵粟”的主张。这种反对土地兼并和厚赋重敛,反对不事生产和弃农、贱农的不良风气的作品,都是针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生发出来的,都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贾谊、晁错以后,像两汉之交的桓谭、东汉的政论文作家王符以及中唐作家柳宗元等,也都提出过相类似的重农主张(参见《后汉书·桓冯列传》,王符《潜夫论·浮侈》,柳宗元《非〈国语〉·不藉》《兴州江运记》等),在他们各自的历史时期,也都是有着积极进步意义的。其次,古代作家在“仁政”思想的影响或作用下,主张减轻赋役,反对苛政,比较如实地写出了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存在的种种罪恶,客观上往往就抨击了当时腐朽的政治势力。如陶渊明《桃花源诗》中的“相命肆农耕”“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就蕴含着作者对当时“政烦役殷,所在凋敝”现实的不满,曲折却又明白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晋宋间门阀世族的黑暗统治。再如柳宗元对于中唐官僚、藩镇等大地主集团的揭发和攻击,就比陶渊明在形式上直接得多,像他的诗《田家三首》、散文《捕蛇者说》等对于吏治腐败、赋敛残毒的形象描写,像《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对“贿赂行而征赋乱”的指斥,等等。再次,古代作家在“仁政”思想的影响或作用下,反对“残民”,抨击“虐政”,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例如,杜甫、白居易和陆游都是积极为统治阶级进行创作的诗人。然而,痴求“仁政”理想,却又诱发和推动他们揭露社会弊病,抒写民生疾苦,在一系列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再现当时历史的某些真实面貌。这就足以证明“仁政”思想对一些诗人和作家创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总之,孟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批判继承是我们今人的任务,扬长避短可以彰显我们今人的智慧。请让我们用心品读孟子,走进孟子,也让孟子走进我们的生活,让中国古典哲学滋润我们的现实人生,为我们解决现实矛盾提供有益的启迪。

(张本良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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