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子人性论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之所以提出“人之性恶”这一命题，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针对孟子人性论而言的。郭沫若先生说：“大抵荀子这位大师和孟子一样，颇有些霸气，他急于想成立一家言，故每每标新立异，而很有些地方出于勉强。他这性恶说便是有意地和孟子的性善说对立的。”此言或有偏颇之处，却也一语中的。

其实，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孟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改造。虽然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亦并非完全相反。究竟言之，两说未始不可以相容；不过两说实有其很大的不同。”^[74]孟荀人性论各有所指，荀子本可以按自己的思想逻辑去展开论述，而不必评论孟子。但荀子不仅批评孟子的“趋善论”，而且进一步批评由“趋善说”所导致的“逻辑结论”，他说：“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荀子·性恶》）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前文业已阐明“趋善”不同于“性善”，而荀子则把孟子观点理解为性善；其二，孟子虽然坚持“趋善说”，但从未由此否认、排斥圣王的礼义教化，故荀子的“逻辑结论”是强加于孟子的，与事实不符。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这表明，荀子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义”是人性中所固有的，人的本性自然地有对善的追求。这一点，既说明了荀子性恶论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又表明了荀子实际上也不自觉地肯定了孟子的趋善说的合理性。可以说，正是由于荀子肯定了“民之好义”的一面，以及“化性起伪”的意义，才使荀子人性论带上儒家思想色彩，从而与先秦道家、法家等人性论思想区别开来。

这里顺便评析钱逊先生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揭露了它的矛盾：既然人性都是善的，那么圣王、礼义还有什么用？现在荀子的性恶论也遇到了自己的矛盾：既然人性都是恶的，那么圣人为什么能够制定出礼义法正，人们又为什么能够接受礼义法正呢？这两个矛盾的根源是一个，就是肯定人对善的追求和为善的可能与现实存在的恶之间矛盾，而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没有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75]对此问题，我们试作如下分析：第一，所谓孟子人性论的“矛盾”，前文业已说明，孟子的“趋善说”与他所强调的礼义教化并不存在矛盾；第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论，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过，荀子虽然一方面断言人性恶，但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之“生而好义”的一面，以及“化性起伪”的意义，这就使得圣人能够制定出礼义法正，人们又可以接受礼义法正；第三，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善”、“恶”并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意义。但是应当注意，作为趋向善的“良知”、“良能”本身，却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因此严格地说，并不是“对善的追求和为善的可能”与“现实存在的恶”之间存在什么矛盾，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导致了“善”、“恶”这一矛盾概念的产生。当然，社会意识又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理来批评、指出荀子性恶论的不足之处，但对孟子“趋善说”则不然。特别是，孟子心性论中的“天人合一”表明，人性所具有的那种超越企向、那种终极关切，并不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所能涵盖的。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代思想家关于道德的学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阶级性，但其中有些观点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76]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平实、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