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第一章的这段叙述，虽然从文本的观点来看，不容怀疑;但是，从内在义理分析的观点来看，一个盛言“心、性、天相贯通”的哲理系统，又如何与一个处处提倡师法圣贤传统的历史意识相容不悖呢?此诚如黄俊杰教授所说，“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应如何统一?这不啻是一场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的战争”[39]。
然而，依据前文的分析，如果我们愿意放弃当代学者所习用的诠释架构，即不再从“道德主体性”来理解孟子“即心说性”，也不依据西方古典形上学的思考方式，将“天”视同为“超越实体”，那么，参考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进路，重新诠释孟子人性论的结果是:作为道德实践基础的“心”、“性”，其与超越“天道”的贯通联系并未改变，只是这个契接系联的途径，并非道德主体的逆觉体证所能穷尽，而是自始至终地必须以历史所贯穿的“生活世界”为唯一的场域。换言之，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其实是其人性论必然的发展。
我们细绎《孟子》七篇，发现孟子引证历代圣贤嘉言懿行的篇幅，几近二分之一。无论是对国君畅发王道仁政的理想，还是与学生阐明人禽之辨，孟子总会引述到这些古代圣贤以支持自己的论点。到底这些古代圣贤在孟子心目中，有何特殊的意义?除了在论述上可以增强说服力外，最合理的解释是，“天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充分理解到人类在生存的道路上绝非平坦的，而是布满荆棘的，不但有来自大自然的灾害，而且人自身的蒙昧也会引导人类堕入野蛮，与禽兽无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古代圣王的出现，披荆斩棘，象征着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觉醒，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时代的限制与黑暗，人类根本不可能拥有文明，拥有人性的尊严。换言之，在孟子的反省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仅仅是存活在某一个过去时代的人物与事功而已，他们其实是好生的“天道”其无边造化力在人间世界的具体呈现，也是人类克服其生存浩劫、文明危机所必须一再师法的典范。因为没有他们在每一个时代的奋起，象征着人性超越理想的觉醒，立人极以彰天极，可以想象，人类也就没有未来，生命的活动只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历史没有意义，天地之间只是一片沉寂。因此，孟子之极称历代圣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都能忠于自己的时代，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人性最原初、本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道”创生的无边奥蕴，也早已流注到这些圣哲的人格、事功当中，等待后人的识取与继承。
果如前述，我们可以确定，孟子强烈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与他在人性论上的洞见以及形上慧解息息相关、不容拆解的。他独特的史观，诚然是其人性论透入史料解读后的一种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在穷究孟子“天人之际”的最高义理时，缺少了孟子的实存体验、历史意识以及从人类过去各种经验中加以印证、体会的真实工夫，则孟子学萎缩为“狂禅”，亦是预料中事。因此，“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在今天学术分类下，已各有不同的领域，但是在孟子的人性论思考中，它却是一体的两面，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偏废。
附记:本文曾刊载于《哲学与文化》月刊1995年第22卷第11期，第1009～1022页。
【注释】
[1]袁保新:《尽心与立命——从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重塑孟子心性论的一项试探》。载李明辉主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行，1995年，第159～198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3]这个论题，钟彩钧先生曾从思想史的观点加以论述，参见《孟子思想与圣贤传统的关系》。载黄俊杰主编:《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行，1995年，第1～22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294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273页。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377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14]Lee H．Yearley:“A Confucian Crisis:Mencius’Two Cosmogonies and Their Ethics”，Robin W．Lovin and Frank E．Reynold eds．，Cosmogony and Ethics Order: New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th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85，p.314．
[15]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9～20页。
[16]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25～26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29页。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327页。
[19]杨伯峻:《孟子译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21]这个观点主要是参考海德格尔在分析良心(conscience)现象时，认为近代伦理学如康德等，基本上都有一些未清楚表达的预设，即某种“此有的存有论”(ontology of Dasein)，因此非究极之论。
[22]袁保新:《尽心与立命——从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重塑孟子心性论的一项试探》，载李明辉:《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第159～198页。
[23]从基本存有论的观点来看，任何将“心”简化为“潜能”(potentiality)、“机能”(faculty)的理解，其实都是混淆了人性存有者与非人性物存有者的差别，即未能从“可能性”的角度掌握人之所以为人，正视“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相反地，他们习于从“现前”、“现成”的观物方式来理解人是“什么”，遗忘了人的什么乃是决定于他如何“是”，如何“存活”。
[2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中:东海大学出版1970年版，第124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页。
[2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95页。
[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2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312页。
[3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3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3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35～536页。
[3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45～546页。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226页。
[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3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308页。
[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309页。
[39]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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