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与银行稳定性

二、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与银行稳定性

1.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部门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和经济基本面的波动(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会给银行准确评估信贷风险带来困难。而且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放缓会通过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能力反作用于银行，伤害其稳定性。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除了对银行部门有不利影响以外，还会在更一般的意思上阻碍经济的增长。比如说通胀率和政府支出的波动性会导致较低的单位资本的产出率。并且，这种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10多年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仍有差距，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国别差异较大。2000年，中东欧国家^[4](包括欧盟候选国)平均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每单位资本GDP为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35.2%，这个比例与1996年基本相当。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较低水平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都不到30%，而塞浦路斯高达86.2%。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东欧五国，斯洛文尼亚水平最高，达到了69.4%。另外，在这些国家里，地区和城乡的单位资本产出差异也非常可观。1996—2000年，中东欧诸国实际平均的GDP增长率，最低为1.6%(罗马尼亚)，最高为5.2%(波兰)。由于转型初期的衰退和正在进行中的公司部门的结构改革，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2000年，塞浦路斯失业率为4.9%，在这10个国家中是最低的，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都在15%以上的水平。在中东欧五国中，匈牙利失业率最低，为6.4%。具体情况见表4.1。

表4.1A.　捷克共和国:宏观经济指标

注释(下同):

1)用现金表示的贸易支付差额；

2)外国直接投资-每年流量；

3)政府、银行部门和非金融机构的短期和长期债务；

4)政府、银行部门和非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务。

资料来源: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CEC5［R］，National Bank of Poland，Warsaw，May 2002.

表4.1B.　匈牙利:宏观经济指标

(续表)

＊数据来自匈牙利统计局。

＊＊数据来自匈牙利财政部。

资料来源: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CEC5［R］，National Bank of Poland，Warsaw，May 2002.

表4.1C.　波兰:宏观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CEC5［R］，National Bank of Poland，Warsaw，May 2002.

表4.1D.　斯洛伐克:宏观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CEC5［R］，National Bank of Poland，Warsaw，May 2002.

表4.1E.　斯洛文尼亚:宏观经济指标

＊斯洛文尼亚银行月报公布的外债。

资料来源: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in CEC5［R］，National Bank of Poland，Warsaw，May 2002.

表4.2　欧盟老成员国与欧盟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波动性(GDP年增长率和年通胀率的标准差，1995—2001)

注:表上所列的欧盟候选国于2007年1月均正式加入欧盟。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2002)

表4.2是关于欧盟候选国以及欧盟老成员国之间GDP增长率和通胀率波动情况的差异。从表中我们看出，1995—2001年，欧盟候选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比老成员国要大得多，这给那些国家的银行部门创造了一个不太有利的环境。总体来看，通货膨胀率的波动要大于GDP增长率的波动。表中还指出，不考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其他10个欧盟候选国中，单位资本产出与GDP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波动性呈明显的负相关。不过，随着稳定经济政策的出台和与欧盟趋同进程的继续，这些波动性会逐渐趋于减弱。并且欧盟候选国的GDP增长率会比老成员国要高，而增长率的波动性则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可靠性和有关当局运用反周期(国内信贷和资本市场繁荣和萧条交替的周期)政策的能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欧盟候选国通胀率水平很可能还是会比欧盟老成员国高出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Balassa-Samuelson效应^[5]”，即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所有部门工资的增长。具体来说，当一国贸易产品部门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相应提高，国内无论是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产品产业(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它的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这里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一定，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的价格上升，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上升。但是，对欧盟候选国的“Balassa-Samuelson效应”的评估，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影响和理论模型自身的限制，我们很难量化该效应在入盟候选国中的重要性，对该效应本身大小的评估也是众说纷纭^[6]。

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可能更能解释为何通胀率居高不下。在与欧盟老成员国谋求结构趋同的过程中，欧盟候选国的相对价格结构也必然会随之改变。价格体系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于它会影响到生产要素的有效再分配。一般来说，老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黏性，所以相对价格的调整必须通过新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提高来实现。因此，总体价格的提高会集中体现在新产品和服务上面，进而导致通货膨胀。

实际上，纯“Balassa-Samuelson效应”不会对一国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因为通胀压力只是被限制在非贸易品部门。能真正对竞争力造成伤害的是上述来源于其他因素的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是自然的现象，如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一些不当的限制性政策，势必会阻碍与欧盟的真正意义上的趋同与融合。

2.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稳定

(1)中东欧国家资本流入概述。自转型开始以来中东欧国家资本流入呈现出六个主要特点。首先，随着近年来结构改革的进行，作为总资本流入一部分的官方资本减少，而私人资本愈来愈成为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在转型过程的早期阶段，官方资本和有担保的资本增长得非常快，而这些资本多数附有双边或多边的条款。1992年，当中东欧的一些国家重新进入国际信贷市场时，私人资本就开始超过了官方资本，这种变化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例如东亚和拉美)，只是从官方到私人资本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10多年来，中东欧的资本流入也不是一直在稳定增长，而是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有一些年份(比如1991年、1994年、1997年和2001年)表现出逆转的趋势，最为典型的就是1997年前后。

表4.3　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净资本流入

数据来源:Samuel Talley，Marcelo M Giugale，and Rossana Polastri.Capital Inflow Reversals，Banking Stability，and Prudential Trgul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World Bank，199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研网数据中心。

第二，资本流入相对集中在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这些中东欧地区较早和较快进行了改革，吸收了大部分流到该地区的私人资本，在1990—1997年占总私人流入资本的80%左右^[7]。

第三，私人资本中，长期投资比例较小，国际资本对获取短期收益更感兴趣。一般来说，证券投资和短期银行贷款属于后者，而长期银行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属于前者。易发生逆转的资本(主要是短期债务和证券投资)一直在增长，从1993年的7%上升到1997年的25%^[8]。

第四，债权资本的流动(借款和债券)一直是私人资本的主要源泉。1993年以来这种形式的资本已经占了流入中东欧国家的私人资本的一半。虽然近来这种资本有所减少，但短期借款还是占了能够转化为债务的资本的1/4。

第五，总债务的很大部分(1997年大约占38%)是属于商业银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的到期的债务一直在增加，1997年商业银行债务的40%将在一年内到期，相比之下，1994年这个比例为30%。

最后，相对东亚和拉美而言，中东欧地区国内银行的借款占了跨国银行贷款的很大比例(在1994—1997年间平均为50%，而东亚和拉美分别只有40%和25%)。并且，中东欧地区的国际银行贷款有向私人非银行部门转移的趋势，而借给政府部门的资本一直在减少。

虽然流入到中东欧的资本只是占了流向所有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很小一部分，这个比例在1997年大致是1/15，但是，这种资本流入却有着很高的速度。流向这些国家的总资本净流入从1990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370亿美元，平均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随着10个候选国正式加入欧盟，投资者信心的增加，中东欧转型国家会继续吸引大量的资本。资本流入有利于改善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当国内的储蓄在改革最初的冲击过后还没有充分的恢复时，显然是给了转型过程中的中东欧国家一个鼓舞。然而，资本流入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后果，比如实际汇率的升值，给执行货币政策带来困难等。而且，伴随着资本大量流入，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近年来都是赤字。2001年，中东欧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的平均数为4.0%。从表4.1可以看出，1996—2001年，中东欧五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比重起伏也相当大。经常项目赤字的背后是国内总需求的膨胀，而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正是由于大量资本流入引起的。而且，至少在短期内，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将继续依赖资本流入，尤其是与私有化进程有关的FDI，作为弥补其经常项目赤字的融资。从1996—2000年五年间，中东欧五国中，年均FDI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是捷克共和国，为6.78%；比重最低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仅有0.015%。然而，随着私有化的接近尾声，中东欧国家要想保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就得越来越依赖短期的、更容易逆转的债权资本。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政策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与私有化无关的FDI。欧盟的扩大和单一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将会是这一结构改革的巨大推动力。

(2)资本流入、资本流入的逆转与银行业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遭受了资金流突然逆转的危机:墨西哥(1994年)，泰国、菲律宾、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1997—1998年)，保加利亚(1997年)，俄罗斯(1998年)，土耳其(2000年)和阿根廷(2001—2002年)。这些货币和金融危机反映了这些国家投资者信心的过度波动性，从非常乐观到极度悲观的转变只用了短短几天，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崩溃，以及资本逆转带来的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段时期里，流向中东欧国家的资本同样迅速增长，其中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和债权资本，资本流向高度集中，主要由银行作中介，而且重要的是，资本流进和流出的自由性不断地在提高。这就提出了一系列核心问题:这些资本流入是否会突然中断或骤减甚至转为资本流出——资本逆转^[9]？中东欧国家为什么容易发生所谓的资本逆转？一旦资本逆转发生，那么该地区的银行部门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表4.3中可以观察到，中东欧国家确实存在明显的资本流入逆转，具体表现在资本流入量的起伏波动上:1991年、1994年、1997年和2001年都出现了资本逆转的趋势，1997年前后表现尤为突出。

关于资本流入逆转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中找到一般理论解释，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来探讨资本流入逆转的影响，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总体上看，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分两步来影响金融状况。一是资本外流容易造成宏观经济面的恶化，以至于某些关键的金融市场价格发生显著变化。二是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会使银行遭受一定的损失——比如，贷款损失会增加，银行所持有的长期债券和股票的市值会下降。资本流入逆转的具体影响表现在:

首先，银行将极可能面临其贷款资产质量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经济总体减速，利率上升加重了负债经营的借款企业的负担，本币贬值使得借款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并且负债经营的借款人持有的是外币债务。比如，在资本出现逆转的2001年，中东欧五国的不良贷款率，除了斯洛伐克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以外，其他四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也是中东欧五国连续四五年来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在2001年遇到的第一个小小的回升。

其次，银行可能面临其投资资产价值的缩水。利率的上升会引发银行持有的债券价值下跌，下跌的幅度要视这些债券的期限而定。信心危机中常常会发生股票的大幅下跌，这也会使银行遭受损失。

第三，本币的贬值可能使其持有的外国货币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这取决于银行原先的外币账户的情况。如果银行的外币负债超过其外币资产(并且这一开放账户不会完全受到期货合同的制约)，那么银行会受到外币损失。

第四，经常伴随货币危机而产生的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可能从两方面来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第一，大多数银行都会发生大笔的抵押贷款业务，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就会造成这些贷款的抵押品的价值的下跌。第二，银行拥有一定量的房地产，包括银行的总部大楼和其拥有的分支机构的办事处。

最后，银行还可能遇到重大的流动性压力，当它们遭受了上述因素引起的重大损失后更是如此。墨西哥的案例中就显示了这一点，银行找不到资金来源来代替到期的以外币为主的存款，这些存款大部分都不能延期支付。即使可以找到资金来源，银行也必须支付远高于危机前的风险贴水。

上文描述的资本回流的影响在中东欧国家转型期间可以被放大，这种情况在宏观经济领域和银行部门特别明显。首先，如同上文所指出的，流入该地区的资金中有一大部分是“可以轻易撤回的”，而且是以银行为中介的。其次，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由于缺乏成熟完善的、可以支撑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制度而显得特别脆弱。

●会计和审计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资者只有拥有大量准确的信息，才能保持对市场的高度信心，而在缺乏必要的信息时，投资者很容易在面对冲击时产生最坏的预期，这种信息的不完全让投资者很难正确地评估企业和银行。

●法律体系不健全。由于受到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中东欧国家在法律建设中有很多不足，而法律框架，尤其是产权保护、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以及抵押品法和注册法，都是银行业稳定发展的基石。法律环境的制约使在中东欧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的风险远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

●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好的公司治理要求实现企业和银行管理的相互制衡，并且确保经理层始终如一地追求企业股票价值最大化，以及保证其在决策过程中遵守相关的法律，但这在中东欧国家还一时难以完全实现。在出现危机时，投资者的信心会迅速瓦解。

●银行监管不力。对中东欧国家而言，银行的监督和管理是一项相对新的活动。这些国家在银行审查、场外监督和有效的执行保障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投资者也意识到这些缺陷的存在。所以可以认为，中东欧银行的风险比存在有力监管的银行的风险要高得多。

所有这一切，都加大了中东欧国际资本流入逆转的可能性。

3.汇率与汇率制度

中东欧国家在选择汇率制度时，通常都有相似的目标:

(1)保证当面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时，汇率可以保持合理的稳定。

(2)保证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的路径以及与欧盟趋同标准相一致的实际汇率的有条不紊的升值。

(3)有利于对由改革路径不统一所引起的非对称冲击进行调节。

(4)最小化反通胀成本。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东欧转型国家面临三个制度选择:

(1)固定名义汇率，可以由单方面的严格钉住实现或是通过货币局(currency board)完成控制。

(2)可变名义汇率，可以实行爬行钉住机制或者个别调整的软钉住。

(3)自由浮动的汇率。

从表4.4中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之间汇率制度有很大差别，并且各自在维护稳定性方面都有不同的风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中波兰是自由浮动，其他都是有管理的浮动。剩下的国家都采用钉住汇率。固然，中东欧国家实行多样化的汇率政策有其历史的因素，但这也说明不存在一个对所有的国家都适用的最优汇率制度。一国银行部门稳定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汇率稳定性的影响。显然，无论是可变的还是固定的汇率制度都各有其优缺点，各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决定了其最优选择。

表4.4　中东欧国家的货币和汇率制度

资料来源:CESIfo(02/2001)；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U，http://gnu.univ.gda.pl/～eefs/pap/tanasie.pdf.

固定钉住的汇率制度可以保证名义汇率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状态是有代价的。众所周知，实行固定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不能利用货币政策或依靠名义汇率的变化来完成面临冲击的调整或是保持其国际竞争力。比如，通胀率相对升高引起的实际汇率的升值会降低一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该国只能通过财政紧缩和依赖于工资和价格的灵活调整作为唯一的调节机制。实际上，永恒的固定汇率是不存在的。一旦遭遇信心的突然丧失或者其他负面冲击，这种固定钉住的汇率制度就特别容易受到投机攻击。通常，在面临攻击时，采用固定汇率的国家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储备来维持汇率的稳定，而这样做的成本是非常大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将会给国家经济，尤其是银行部门带来严重的影响。固定钉住的汇率制不利于规避货币风险，所以当上述情况发生时，银行部门稳定性的风险就被放大了。固定汇率制度的局限已经很明显，相比而言，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可以运用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以减少对内部经济的冲击。比如，实行反通胀政策，保持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就能完全防止由不稳定的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汇率的波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固定汇率下，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逆转会给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要对汇率做出调整就要付出非常昂贵和痛苦的代价。灵活的汇率制度更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与其他经济冲击，所以，对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来讲，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而不是尽快固定其汇率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只有那些能够保证严格的财政审慎，并且面对冲击时，工资和价格可以灵活调整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才能考虑实行固定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