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效果

三、效应分析:转型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央行独立性的实证检验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legally independent)。而实际上转型国家大多存在央行法定独立性很高，但事实上还是由政府控制而难以完全依法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的情况。通过将表2.21中8个转型国家法定央行对政府的贷款限额同实际对政府提供贷款的数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央行独立还只是一种制度的安排，各国在实践中都曾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法律的规定(见表2.23)。

表2.23　阿尔巴尼亚等8个转型国家央行法定独立性与实际独立性的差异比较

资料来源:Central bank and statistical bulletins，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and MultiQuery database，The World Bank，Europe and central Asia region，1996.

央行法定独立不同于实质独立(actually independent):即使国家银行法已经确立并保障央行相对独立的地位，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还是可能影响法律规定的实施，这种现实的影响力对于刚刚结束统制时代的转型国家而言尤其不可忽视。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政府与央行之间非正式的契约安排、经济生活稳定的社会目标等都随时左右央行的政策选择。其次，国家银行法的制定、颁布和修正需要议会的多数通过，转型初期各国政府和议会权力不平衡，议会往往受到政府部门及利益集团的操纵，从而使央行独立性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削弱。此外，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和大规模的铸币税征收使央行反通胀的决心缺乏信誉，国内公众和国际资本市场均对央行反通胀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上述现实因素表明，尽管在指数评价上转型国家央行已具备了与德国央行相当的独立性，但对于这种停留在法律层面的独立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关键是真正实现央行在决策目标和工具选择上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干扰。

央行法定独立是其实质独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国家银行法的意义在于为央行实现实质独立准备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通过建立一个跨期的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证明，转型国家仅仅实现法定独立可能在长期产生为负的社会福利效应。

作如下的基本假定:(1)三部门经济:政府、央行和公众(包括国际借贷者)；(2)央行对通胀的厌恶程度相同，但在预承诺目标通胀率的能力上存在差异，实质独立的央行具备较强的预承诺能力，我们称之为S型(strong)；反之，仅仅实现法定独立的央行预承诺能力较弱，称之为W型(weak)；(3)三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对于央行类型始终掌握完备信息；而公众在博弈之初对央行类型是不确定的，要基于对政府政策和信号的甄别，但随着游戏的继续，他们最终将获得真相。

在第一期，政府选择建立W型央行并向公众发出S型央行的信号。政府的这一动机是理性的。首先，之所以选择欺骗公众，是因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公众认为央行为S型的概率是q(q＞0)，为W型的概率是1-q，预期通胀率是两种情况的加权之和；而在政府没有发出误导信号时，q＝0，任何稳定货币的政策承诺将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因而预期通胀率等于政府相机抉择(discretion)下的均衡通胀水平。相比之下，不确定情况的预期通胀率更低，而且只要关于央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至少在第一期是如此)，进而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的可能性存在，W型央行就有激励模仿S型，通过预承诺一个比其真实类型曝光情况下更低的通胀率，使公众的通胀预期在较低的水平上维持，这对于稳定货币是有利的。其次，政府之所以不直接建立S型央行，是因为S型央行有能力坚持货币稳定的唯一目标，并独立制定抑制通胀的政策。然而根据假定，将货币政策授权给实质独立的央行并不能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条件下加权平均的预期通胀率将高于S型央行实际实行的通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货币需求进一步下降，要素报酬率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行为的变异将最终导致总产出的下降，显然这和政府的目标是相悖的。综上所述，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在第一期建立W型央行，既可以利用非对称信息在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间创造为正的差异从而稳定经济，又避免S型央行实行过低的通胀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

但是，这种收益是暂时的。一旦公众经过第一期的博弈识别了真相，就会对政府未来发出的任何政策信号产生怀疑，政府将不得不为重建政策信用支付更高的成本。假定在第二期，转型国家央行实质独立的条件基本具备，比如衰退放缓，特殊利益集团对央行政策的影响受到约束，或者政府意识到只有改善央行实现独立的制度环境，才有可能获得国际资本市场上优惠的信贷。此时，政府就有动机建立并将货币政策授权给一个S型央行，同时向公众发出这一信号。但是，经过第一期的博弈之后，公众已经调整了预期和判断:认为新的央行是S型的概率下降(q下降)，是W型的概率上升(1-q上升)。这样，实质独立的央行必须选择一个更低的通胀率来建立自己的声誉，实现和W型央行的分离均衡(seperate equilibrium)。此处更低的通胀率的含义是:如果没有先前的信号误导，S型央行首选的通胀水平将略高于零通胀，因为根据假定，央行类型在第一期对公众而言是不确定的，所以最优选择是部分地迎合公众较高的通胀预期，从而维持生产性投资活动在一定的水平，以避免产出的急剧下降。但是现在，S型央行必须以牺牲产出为代价重建政策声誉，这种更高的通胀成本支出降低了一国的社会福利。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怀疑持续越久，声誉的惩罚作用越显著，社会福利的损失越大。

所以，转型国家必须意识到，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的央行独立从长期而言是危险的，形式上独立带来的短期收益远远不足以弥补长期社会整体的福利损失。公众在与政府的重复博弈中将最终甄别出央行非独立的实质，而当政府试图恢复政策声誉、建立实质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时，将支付比一开始就致力于独立的央行建设更高的经济衰退和福利损失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