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缘由

一、理论综述:转型国家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缘由

大量主张央行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和实证是以研究货币政策应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运用“时间非一致”(time inconsistency)原理(Kydland，Prescott，1977)为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寻找到理论的解释。我们将从“时间非一致”的假定出发证明，在经济全面衰退的现实危机面前，转型国家往往更有动机偏向滥用货币扩张手段(inflation bias)，而央行的非独立性将进一步加剧引发恶性通胀的风险。

转型初期，各国经济纷纷出现大幅度的滑坡(见表2.20)，这既有计划体制下低效因素的长期积累，也有原有经济联系突然中断导致的影响，当然还包括各类经济主体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适应。对政府而言，将通胀率抬高到一定水平是迅速抑制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一支强心剂。政府偏向滥用货币扩张的动机主要有四种(Cukierman，1992):一是拉动就业，因为根据Phillips曲线，一个未被预期的通胀冲击将拉动失业率偏离当前的均衡，向更低的失业水平逼近；二是满足财政需要，转型初期物价上涨、企业亏损、税基削弱都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货币贬值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债务本息的偿付，从而利用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三是平衡国际收支，面对巨额外债，转型国家名义货币贬值可以降低真实工资水平、提高产出，从而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以改善目前的国际收支状况；四是稳定金融体系，政府对银行信贷的直接干预、大量累积的坏账、尚不完备的金融监管等金融结构特征决定转型国家央行必须是有问题银行的最后拯救者和社会公共部门的补贴者，而高通胀率则是这一政策的支付成本。

表2.20　1990—1995年阿尔巴尼亚等8个转型国家GDP变化情况　(%)

资料来源: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ume 6(1)，1998，p.251.

在“通胀偏向”的政策下，央行的非独立性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冲击。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例。当公众通胀预期增强，从而消费者货币需求减少、企业投资需求增加时，如果银行利率能迅速、独立地作出反应，适时提高，将不失为一个补救的办法。但是，在转型国家，利率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利用的经济杠杆，在长期的计划体制下，名义利率已不再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化，其水平经常处于负利率的情况，利率的急剧下调将加重企业和银行的负担，难以被政府轻松的选择。这样，央行就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通货膨胀的现实要求央行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另一方面，政府维持正常经济活动水平的干预目标又促使央行继续供应货币，从而形成新一轮的通胀冲击。可见，转型国家央行的非独立性是其“通胀偏向”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通胀偏向”政策在“时间非一致”的前提假定下将恶化社会福利水平。根据Kydland，Prescott(1977)，如果没有预承诺机制(precommitment mechanism)，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将是时间不一致的，当期最优的政策未必在未来各期最优。那么，对转型国家而言，最好是在通胀预期形成前后的政策有所变化，且变化不在公众的预期之中，比如政府和工人签订了工资合同之后突然提高通胀率以刺激就业。然而，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公众认为政府为了拉动经济，调高对通胀的预期是很自然的。于是，预期通胀率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实际通胀水平等于预期水平，此时没有货币惊奇(monetary surprise)和就业增长，但通货膨胀突飞猛进，政府刺激就业的目标流产。可以用模型证明这种“时间非一致”下社会福利下降的机理。我们假定如下Phillips曲线(2.1)和政府目标函数(2.2):

那么，社会福利损失的预期为:

而政府坚持零通胀承诺下的预期社会福利损失为:

显然，(2.6)式比(2.5)式的预期福利损失小，也更趋近政府期望的政策目标。

为了避免类似(2.5)式“通胀偏向”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恶化，需要一种机制来保证政府承诺得以履行。在机制设计上主要有保守中央银行家(conservative central banker)理论(Kenneth Rogoff，1985)和委托代理(principal agent)理论(Carl Waish，1995)两种。Rogoff(1985)认为，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比社会公众更加讨厌通货膨胀，因而授权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控制诱发“通胀偏向”的动机。与后一理论不同的是，政府对央行授权仅限于控制通胀为目标变量的场合，没有授权央行随意设定其他政策目标。而委托代理理论没有在权力分配上多花心思，政策决定权从一开始就交给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央行，通过在通胀率、产出等变量与央行收益之间建立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效消除央行的“通胀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