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规模角度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投资会形成直接的需求，这种需求通过各产业间的联系产生波及效果，进一步扩大了需求，从而刺激生产的扩张。另一方面投资又扩大了经济的供给能力，通过新增固定资产的运营扩大了总产出。这一点在制造业投资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研究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章将结合统计数据，对我国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含义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具有各自的含义。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国外基本上是放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中研究和论述。在萨缪尔森看来，“对于经济学者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业的生产”，“只有当物资资本形成产生时，才有投资”。^[1]曼昆认为，“当宏观经济学家用这个词时，投资是创造新资本”。^[2]多恩布什说，“投资是增加物质资本存量的支出流量”。^[3]斯蒂格利茨指出，“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所说的投资是指实物投资，而不是金融投资。”^[4]而在现代西方投资学的教材中，投资的概念是指金融证券投资。

在中国的投资学教材中，投资的概念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现代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通称；改革开放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容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比基本建设投资的内容丰富，但主要也是指实业投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含义相近，但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异性。^[5]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股票交易所等资本市场之后，中国的投资学教材把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和金融投资全部纳入其中。如李昌清的定义，“所谓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得预期收益投入资本（或资金）以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6]林丽琼将投资的概念表述为：“投资是一定经济主体为了获取预期的不确定性的收益或效益，投入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用以不断转化为实物资产、人力资本或金融资产的行为和过程。”^[7]陈玲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投资的概念和物质生产紧密相联，与物质流动水乳交融，通常是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购买和储备流动资产的经济活动；有时也指购买和建造固定资产、购买和储备流动资产的资金。”^[8]任淮秀认为，“在我国，投资的概念既包括间接的股票、债券投资，也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购买和储备流动资产的经济活动，有时也用来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购买和储备流动资产（包括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资金。”^[9]

在综合性的辞典中，投资的含义则比较接近中国投资学中的概念。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牛津经济学辞典》中，投资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增加实际生产性资产的股票的过程，包括获得固定资产，比如建筑物、工厂或设备，这种投资是“凯恩斯式”的投资，指流量的含义；另一层是获得金融性资产的过程，比如公司的股份。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中，投资就是资本形成——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从企业的角度看，投资非常注重有形资本——建筑、设备和存货方面，而在政府以及家庭方面，投资不仅包括有形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的获得。因此，技术研发等支出，以及教育培训的费用，都是投资的内涵。

固然，随着对经济生活认识的深化以及投资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对投资的概念也在深化，从学科研究的角度，基本概念的细化和体系化是学科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上述概念梳理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学概念中的投资和投资学学科中的投资含义差异比较大；我国投资的概念涵盖了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投资、金融证券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内容，实质上反映了投资学研究范围的变化。我国的投资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投资学和投资经济学几乎含义相同，90年代以后，投资学主要研究金融投资或虚拟资本投资，而投资经济学则主要研究与产品生产有关的投资，但是在最近几年，投资学和投资经济学的研究中相互重叠的部分又在不断扩大。但是，从研究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我们认同经济学概念中的投资概念的含义，因此本书仍然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制造业投资的基本内涵，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理论线索，将流动资金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金融投资（融资）作为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几大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投资的统计数据也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料。因此，在本书中制造业投资的含义是指制造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项目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

二、中国制造业投资概况

固定资产投资额，又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又是观察工程进度和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见表3-1）。

从表3-1可以看出，1981年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增加，从1981年的279.7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6576亿元，增长了95倍，年均增长率平均25%左右，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一方面说明制造业投资的发展速度较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特征。但是，制造业投资的变化起伏比较大：1988年之前制造业投资稳步增加，到1988年是1524.9亿元，这个期间的持续增加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体制变革给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活力和生机，新项目和新机会层出不穷，因此投资稳步攀升。1989年和1990年由于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波的影响，制造业投资起伏动荡，到1991年又恢复到1545.3亿元的水平；此后几年由于改革开放的又一轮高潮的来临，投资膨胀已经十分明显，制造业投资也是大幅增加，到1996年增加到5901.1亿元；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后，加上市场环境变化和金融危机的侵袭，制造业投资出现萎缩，到1999年降为3411亿元。2000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开始攀升，国内外市场的好转给制造业投资带来了很多机会，尤其是加入WTO后国际市场需求增加，使得制造业投资在2002年发生大幅飙升，从2001年的4418.7亿元猛增到2002年的9343.3亿元，之后是稳步的大幅提高，预示着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从而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增长。于是就出现了投资过度的质疑，以及对重化特征是否是工业化必须经历的阶段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将制造业投资看成是导致粗放式经济增长代价过高的罪魁祸首的观点也屡屡见诸报刊媒体。

表3-1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

资料来源：①基本建设投资数据，1980～2000年的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②制造业更新改造投资数据，1990～2003年的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1980～1989年的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
③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81～2000年的主要由国有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城镇集体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农村集体制造业投资三部分相加获得，都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其中农村集体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在1995年之前是利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替代。2001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是由制造业全行业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以及城镇集体制造业投资的加总得到；1996～1998年以及2002～2003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来源于1997、1998、1999、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的数据；2004年和2005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的行业数据。
④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和2006年的资料。

制造业基本建设投资从1980年的275.6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639.4亿元，增加了12倍多，该期间只是在1985年和1986年出现了短暂回落，一直是增加趋势；而制造业的更新改造投资，从1980年的73.7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5147.1亿元，增加了将近69倍。可见，制造业的更新改造投资的增加幅度更大，而且从1985年开始制造业更新改造投资的绝对金额就开始大于基本建设投资，一直持续到2003年。除了在统计口径上的原因造成一定差额外，更多地反映出制造业的投资总量结构上的特点，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具体的投资内容会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内涵式的投资越来越大于基本建设投资，这对于获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图3-1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图3-2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从图3-1和图3-2可以看出，制造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即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上也是大起大落的走势，也反映出投资变化幅度大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态势。以1992年为界线，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1992年之前的阶段起伏不大，从1981年的30%左右，逐年下降到1984年的25%左右，然后逐年提高到1988年的32%左右，1989年出现较大的下降，1989～1991年基本上在27%徘徊，1992年飙升至30%左右。这个阶段的制造业投资比重应该是比较稳定的，除了正常的经济波动影响投资外，制造业投资在经济刚开始转轨时期还没有全面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在1992年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制造业投资比重开始逐步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总投资开始膨胀，增长速度更快，使制造业投资比重相对变小；另一方面是制造业投资金额的绝对值降低所致，这与制造业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有关，使得市场竞争加剧，也与一般产品市场饱和、盈利能力降低等都有关系，使得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制造业投资比重在11%左右徘徊，其中2000年最低时的比例是11.16%；这三年的困难时期有制造业投资萎缩的内因，也有政府加大公共投资的外因。2001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和国家开始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投资从2002年开始逐年大幅攀升，到2005年又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94%。从上述数字及其变化可以看出，制造业投资一直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1998年政府采取的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财政预算赤字、扩大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等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等主要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再加上由扩张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等，对制造业投资从最低点开始恢复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制造业企业预算约束硬化、投资行为日益市场化，市场供求状况、投资收益和企业经营效益状况等多方面因素也对制造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强。

三、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1.投资乘数—加速数原理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MEC）的概念，其投资理论最核心的是投资乘数理论。乘数理论指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上升通过乘数作用提高国民收入。“投资的就业量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业量的数倍。”^[10]凯恩斯投资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指全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则投资乘数效应越突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越大。

加速数原理是根据现代机器大生产采用耐久性固定资本设备的生产方法这一技术特点，说明收入水平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投资量更为剧烈的变动，而且由收入或消费变动引起的“引致投资”的变动不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变动的比率（增加或减少的百分率）。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化，而没有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化。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从原有均衡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这两者在动态序列中的相互作用，才能说明经济扩张或紧缩的过程。萨谬尔森在汉森的提示下，于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将乘数理论与加速数原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乘数—加速数原理”的动态经济模型。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规模，提高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和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在实证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证实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无论是投资的需求效应还是供给效应，都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显著效果。侯荣华和汲凤翔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研究》中利用线性双对数模型和1980～2000年的数据，证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元，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2.74元；再考虑滞后一期的情况下，t-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1%，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85%，说明了投资乘数原理分析经济增长的作用。^[11]在研究相关产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中（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信息产业和经济增长等），一般都是分析相关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实证研究包括：一是GDP和制造业投资的计量分析；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的计量分析。在这两个层面，分别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具体关联程度。

2.计量数据的说明

根据上述表格中的原始数据，我们为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需要进行处理，首先是考虑价格指数后的总量数据，然后是对总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变换后得到表3-3，表3-3中的变量的含义是：

GDP：考虑物价指数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LGDP：对GDP取自然对数；

MG：考虑了物价指数后的制造业增加值；

LMG：对MG取自然对数；

IM：考虑物价指数后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LIM：对IM的自然对数；

IMB：考虑到物价指数后的制造业基本建设投资额；

LIMB：对IMB的自然对数。

通过上述符号将表3-2变化得到表3-3。

3.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利用上述数据在Eviews3.1软件中计算的相关系数如表3-4所示。

从表3-4可以看出，制造业投资和GDP以及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关性很高，LGDP和LIM的相关系数高达0.9589，与LIMB的相关系数为0.9555，LMG与LIM的相关系数为0.9798，与LIMB的相关系数为0.9641。因此，可以利用相关变量的对数值进行线性回归检验。

表3-2　计量分析基础数据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本章表3-1和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1978～1991年利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总产值的价格指数，1991～2000年利用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1～2004年利用的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采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利用经济普查结果修正后的结果，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也采用2006年的统计年鉴。制造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工业的价格指数。

表3-3　实际使用的计量数据表

表3-4　计量数据相关系数表

4.OLS分析结果

利用考虑了价格指数后的GDP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Eviews3.1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3-5所示：

表3-5　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

在计算结果中可以发现，R2= 0.796，还是不错的结果，但是DW值太低，因此上述估计存在自相关。为减少自相关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自相关系数ρ= 1- DW/2= 0.895，对原变量进行广义差分变换，有：

CLGDPt= LGDPt-ρLGDPt-1，CLIMt= LIMt-ρLIMt-1

然后，将上述变量重新进行计量检验的DW= 0.56，结果还是存在自相关，由此可见，在制造业投资和GDP的关系式中存在滞后项，DW检验失灵。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的形成与演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前期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因果联系可能不同时发生，在这一过程中通常有时间滞后，解释变量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与被解释变量。由于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被解释变量的当前变化往往受到自身过去取值水平的影响。滞后变量模型可以更全面、客观地描述经济现象，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滞后变量模型可以反映过去的经济活动对现期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描述了经济活动的运动过程，使模型成为动态模型，因此，滞后变量模型可以模拟分析经济系统的变化和调整过程。利用有限多项式来减少待估参数的数量，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和参数估计中的自由度损失。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有限分布滞后模型：

Yt= a+ b0Xt+ b1Xt-1+ b2Xt-2+…+ bkXt-k+ Ut

其中的参数bi（i= 1，2，…，k）的分布可以近似地用一个关于i的低阶多项式表示，就可以利用多项式减少模型中的参数。

根据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意义，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有滞后效应。因此，考虑到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效应，按照阿尔蒙多项式滞后分布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6所示。

GDP= 11155.2+ 1.341IM+ 2.95IM（-1）+ 4.828IM（-2）+ 6.973IM（-3）（3-1）

表3-6　阿尔蒙多项式回归结果

R2= 0.866（t= 1.842）（t= 4.834）（t= 7.209）（t= 2.754）

方程（3-1）说明，总体拟和效果还是不错的，86.6%的总体情况和实际吻合；就t检验来看，各自变量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从方程系数来看，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带给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最少，是1.341，而滞后一年的贡献是2.95，滞后二年的贡献是4.828，滞后三年的贡献是6.974。这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意义是符合的。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一方面是投资建设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投入从而带动当期需求来拉动经济；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项目建设完成后提供有效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制造业投资项目经过建设完工投入使用后，通过生产出来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够最终发挥作用，我国的项目平均建设周期大约为3.5年，制造业的平均建设周期要稍短些，可见从滞后期数来看，滞后三期的假设也基本是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的。

为了从短期分析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选择相关变量的对数值检验结果如表3-7所列。

LGDP= 2.8+ 0.207LIM+ 0.238LIM（-1）+ 0.269LIM（-2）+ 0.299LIM（-3）（3-2）

R2= 0.958（t= 2.797）（t= 8.822）（t= 9.649）（t= 3.985）

方程（3-2）说明，总体拟和效果比总量拟和方程提高很多，95.8%的总体情况和实际吻合；就t检验来看，各自变量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

表3-7　对数形式的阿尔蒙计算结果

从方程系数来看，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最少，是20.7%，而滞后一年的贡献是23.8%，滞后两年的贡献是26.9%，滞后三年的贡献是29.9%。从增长率的角度看，也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意义是符合的。但是，从上述两个拟合结果的可决系数分别是R2= 0.866，R2= 0.958，可以看出采用自然对数的计量效果的整体效果更好，反映出方程（3-2）对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力更好。

5.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关系

按照上述步骤发现，经过常规的OLS分析表明，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之间由于存在滞后关系，使最小二乘法计量检验失败。因此，利用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的阿尔蒙滞后分布检验结果，如表3-8所列：

MG= 2068.92+ 0.981IM+ 1.315IM（-1）+ 1.004IM（-2）+ 0.046IM（-3）（3-3）

R2= 0.941（t= 6.975）（t= 11.163）（t= 7.763）（t= 0.094）

方程（3-3）说明，制造业投资与增加值的计量检验的94.1%的总体情况和实际吻合；就t检验来看，除了滞后三期的没有通过计量检验外，其他自变量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从方程系数来看，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带给制造业增加值总量的贡献最少，是0.981，而滞后一年的是1.315，滞后两年的是1.004，滞后三年的由于没有通过计量检验，因此，忽略不计。这与制造业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检验结果又略有不同，滞后一年的影响最大。由于我们检验的是制造业投资与其增加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对行业增加值的贡献中，制造业投资的作用更加直接，没有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路径那么迂回。虽然滞后期数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但是经济学意义还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也反映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表3-8　利用增加值的阿尔蒙检验结果

为了从短期分析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利用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的对数值的阿尔蒙滞后分布检验结果如表3-9所列：

LMG=1.598+ 0.407LIM+ 0.297LIM（-1）+ 0.188LIM（-2）+0.079LIM（-3）　　　　　　　　　　　　　　　　（3-4）

R2= 0.962（t= 6.023）（t= 12.105）（t= 7.422）（t= 1.154）

方程（3-4）说明，总体拟和效果比总量拟和方程又提高了一些，96.2%的总体情况和实际吻合；就t检验来看，各自变量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从方程系数来看，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是40.7%，而滞后一年的贡献是29.7%，滞后两年的贡献是18.8%，滞后三年的贡献是7.9%。从增长率的角度，说明制造业投资推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的短期贡献最大的是当期的投资，这与制造业投资从需求角度带动相关产品需求从而拉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是相符的。随着投资建设的推进，大量的工作从完成设备采购以及基建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主，导致采购量下降，因此滞后期越长可能对制造业增加值的牵引力就变小，这也是和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区别的地方。从上述两个拟合结果的可决系数分别是R2= 0.941，R2= 0.962，可以看出采用自然对数的计量效果的整体效果更好，反映出方程（3-4）对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因果关系解释力更好。

表3-9　制造业增加值对数值的阿尔蒙计量结果

综观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一阶段之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利用部门弹性值来分析各产业部门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变动的影响，表明制造业的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钱纳里等人利用新古典增长方程计算的各部门的增长率贡献后，也发现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100美元期间。利用中国的统计资料，通过计量模型也证实了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在投资总量中，制造业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占据了很大份额，在上面的方程（3-1）～（3-4）的结论中，也定量表明了制造业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鉴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制造业投资还需要有相应的投资规模。当前，制造业还担负着安置就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任，投资过低或长期停止，将迫使部分产业萎缩，直接加大社会的就业负担。此外，制造业本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投资过低客观上无益于鼓励实施自主创新策略，会阻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最终削弱“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制造业投资还需要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另外，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市场，为制造业投资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优势。一国的市场容量及其潜力转化能力正在成为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是一个尚处于中低水平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已经持续增长20多年，但是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层次尚处于很低的水平，物质财富还极不丰富，消费升级欲望十分强烈，再加上城乡的消费层次悬殊，因此国内的市场需求基本上可以涵盖制造业低端到高端的产品系列。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引导下，如果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问题和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加大国内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改善和市场需求的拓展，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将带给中国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的辉煌前景。

具体而言，要保持中国制造业投资在一定规模应抓好如下工作：首先，增强制造业发展的理念，不能因为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动摇其主导产业地位。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成长的空间还很大，只要努力还可以取得非常大的发展。根据国际上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虽然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和实践不同，但是都有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产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经历也表明，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发动机”功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面临国内的市场变化和各种资源要素的约束，中国制造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规范下，需要进行发展模式的变革，在速度和效益之间找到均衡点。其次，实施点、片、面、阵相结合的产业集群战略，分步实施、梯度推进，形成以产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相关企业集聚构成产业群，辐射周边城市形成产业圈，最终实现中国制造整体腾飞，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国际分工呈现越来越深化与细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和深化，产业转移的目的已经不再仅仅为了转移衰退产业，而是为了加速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注重利用全球资源建立产业竞争优势。从中国接受产业转移的情况看，制造业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行业。^[12]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在不同区域应有针对性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通过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以加快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步伐，通过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加大制造业吸纳就业的力度，从而使我国制造业在实现总量赶超的同时，实现质的飞跃，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

第二节　制造业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一、我国区域制造业的投资概况

我国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制造业投资的差别也很大。具体的区域制造业投资数据请见表3-10。

表3-10　各地区制造业的投资（考虑价格指数后）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4）将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相加后得到，此后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没有相关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和连续性，选取时间点截止到2003年。

从表3-10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增长情况差别很大，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发展的态势。从增长速度看，1995～2003年间，制造业投资平均增长了174%，超过200%的地区有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青海和宁夏；从投资总额看，1995年投资最多的是上海市，310.71亿元；最少的是西藏，1.26亿元，两者相差将近310倍。到了2003年，制造业投资最大的是山东省，高达1151.74亿元，最低的仍是西藏，3.54亿元，两者相差将近326倍，差距在拉大。1995年的制造业投资平均值是113亿元，超过100亿元的地区有：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安徽、山东、河南、广东、湖北和云南；到2003年，制造业投资平均值为291亿元，总投资在300亿元以上的地区有：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和湖北。数据表明，在不同区域之间制造业投资发展不平衡，基本上经济发展速度高的地区制造业投资都增加较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投资是最大的，也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从下列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几个大区域的划分的图3-3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此特征，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基本上在60%左右。

图3-3　不同区域制造业投资

二、区域经济增长情况

我们已经在全国总量层次上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投资推动下实现的。为了比较不同区域的制造业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也将利用上述建模思路比较制造业投资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如表3-11所示。

通过表3-11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但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1995年，GDP最大的省份是广东省，6183.6亿元，西藏最低，66亿元；到了2003年，广东省仍然是最大，已经高达15574.37亿元，而西藏仅是206.82亿元。1995年，GDP超过3000亿元的地区有：河北3245.6亿元、河南3447.15亿元、浙江4113.43亿元、江苏5949.16亿元、山东5712.67亿元和广东6183.6亿元。到2003年，GDP超过6000亿元的有9个省份，而超过万亿元大关的就有4个：浙江10747.88亿元、山东14139.65亿元、江苏14155.5亿元和广东15574.37亿元。经济增长在全国来看仍然是不平衡很突出，但是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收敛，如果考虑东部省份的发展状况，收敛特征更加明显。为了比较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投资的变化趋势，如果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归纳，三大经济区域的经济总量和制造业投资情况对比分析请见图3-4和图3-5。

表3-11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考虑价格指数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4）。

图3-4　三大区域的GDP

图3-5　三大区域的制造业投资

从图3-4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差距以及变化趋势。1995～2003年，东部地区的GDP增长路径比较陡峭，反映出增长有加速的迹象。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则相对平缓得多，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加缓慢，2000年之前增长很不明显，2000年以后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各种配套资金的增加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的支持，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轨迹。

从图3-5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区域的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变化情况。总体上，在2000年之前，三大区域的制造业投资增减变化并不十分明显，而2000年之后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加速的趋势。对于东部制造业投资而言，1995～1998年变化比较平稳；1999年则明显减少到1738.19亿元，2000年开始明显增加，2000～2003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在中部地区，1995～1999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00～2003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在1999年之前缓慢下降，2000年之后则缓慢增加，到2003年是1180.6亿元，仅是东部地区1995年制造业投资2042.17亿元的59%左右。三大经济区域的制造业投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是大致相同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基础比较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又先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及吸纳外国直接投资，结果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无论是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加工，还是面向国际市场加大产品和技术升级，都比中西部的制造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机遇，已经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加工中心，不仅在中低档产品的规模上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自主创新等方面，也表现出了发展的后劲。可以说，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投资的数据分析中，也可以说明制造业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带动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扩大，关键问题是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

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是我国21世纪实施的一项大战略，同时，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推进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加快西部制造业投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现实选择，也是解决长期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和粗放型结构的关键，是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下游产品开发，延长资源优势产业链，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全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必将给西部制造业发展带来较大的市场空间，带动西部地区优势特色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也将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有力的支持。同时，国内外产业和资本的梯度转移为西部地区加快制造业投资步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国际资本加速向我国流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前哨，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东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许多沿海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内地，而将经营与销售放于沿海，这一时期引进制造业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西部地区支撑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资源潜在优势十分明显，较易在能源、原材料密集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中形成较强的竞争力。但是，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素质偏低，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加快西部制造业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缓解就业压力的严重障碍。很多制造业投资的主要产品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其产业链条主要在东部和中部，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带动力量不强也是困难之一。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一方面表现为制造业投资的产业层次不高，产业单一的风险、产业趋同性的相互制约性对需求过度集中和对市场过度的竞争风险大，地区制造业投资结构趋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较为严重，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投资比重小。另一方面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非国有经济比例相对较低，发展速度也很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的活力和发展速度。

三、三大经济区域的计量检验分析

为了对三大经济区域的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相关的计量分析，利用前面的地区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整理如表3-12所示。

表3-12　三大经济区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计量分析基础数据

资料来源：同表3-10和表3-11。

利用上述数据，三大经济区域采用阿尔蒙滞后分布模型的对数检验结果如表3-13～表3-15所示。

表3-13　东部区域经济增长与制造业投资的计量结果

LDGDP=-2.445+ 0.342DLIM+ 0.475DLIM（-1）+ 0.398DLIM（-2）+ 0.112DLIM（-3）　　　　　　　　　　　　（3-5）

R2= 0.992（t= 4.674）（t= 6.311）（t= 18.81）（t= 0.788）

方程（3-5）说明，99.2%的总体情况和实际吻合；就t检验来看，除了之后三年的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余自变量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从东部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从方程系数来分析，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34.2%，而滞后一年的贡献是47.5%，滞后两年的贡献是39.8%，滞后三年的贡献是11.2%。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也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意义是符合的。反映出方程（3-5）对东部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力较好，这种结果也与东部的经济发展现实吻合。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一直是我国工业基础以及技术水平都很好的区域，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又走在全国的前列，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引擎作用很明显。滞后一年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最大，说明在制造业投资的建成满足市场需求方面，时间是相对较短的，一方面表明建设管理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制造业投资的市场适应性比较好，基本上是市场导向的投资行为。

表3-14　中部区域经济增长与制造业投资的计量结果

LZGDP= 10.576+ 0.164ZLIM+ 0.159ZLIM（-1）- 0.014 ZLIM（-2）- 0.355 ZLIM（-3）　　（3-6）

R2= 0.892（t= 5.996）（t= 4.613）（t= 3.141）（t=-0.174）　（t=-2.398）

方程（3-6）说明，相对于东部而言，中部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计量检验总体上有89.2%左右可以解释；就t检验来看，滞后两年和三年的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当年自变量和滞后一年的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在中部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从方程系数来分析，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16.4%，滞后一年的贡献是15.9%。上述结果和经济理论不符，可能与数据选择时期有关系，和异常数据的影响较大也有一定关系。滞后两年和三年的负数在经济学上没有意义，t检验值也没有通过，舍弃不用。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部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东部的表现明显，这与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制造业发展水平，制造业投资强度也小于东部是相符的。

LXGDP= 8.96+ 0.175XLIM+ 0.185XLIM（-1）+0.03XLIM（-2）-0.29XZLIM（-3）　　　　　　（3-7）

表3-15　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与制造业投资的计量结果

R2= 0.853（t= 4.596）（t= 4.096）（t= 3.099）（t= 0.315）（t=-1.553）

方程（3-7）说明西部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计量检验总体上有85.3%左右可以解释；就t检验来看，滞后一期和当年的自变量数值都通过了计量检验，滞后两期和三期的没有通过检验。从西部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从方程系数来分析，当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17.5%，而滞后一年的贡献是18.5%，符合经济原理。滞后两年和三年的数据之所以没有经济意义，和数据选择时期有关系，与异常数据的影响较大也有一定关系。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西部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东部的表现明显，这与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制造业发展水平、制造业投资强度也小于东部是相符的。

总之，通过计量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不同经济区域的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这与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说明中国制造业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计量结果都表明，制造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结构特点以及制造业的产业基础，还需要继续加大制造业投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经济增长不仅促进了投资在地区间的流动，而且有赖于这种流动。投资在地区间的流动，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地域的经济分工和地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突破了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使资源的配置更趋于合理，经济活动的效率不断提高，从而达到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目的。”^[13]

根据空间投资理论，在一国或一个经济区的范围内，往往同时存在几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地区，如处于不发达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和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几种情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各有其特点、作用和矛盾。在区域投资分配上，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投资对策，保证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要求，既不能在空间分配上畸轻畸重，也不能平均分布。^[14]对制造业投资的区域分布具体来说，对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首先是维持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还不是很快的区域，需要加强制造业投资，尤其是制造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应该注重将装备制造业作为今后制造业投资的重点，加快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内在要求，只有在装备领域的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完成老工业基地的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升级直至最后实现振兴的目标，才有可能性。其次，东部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在通信电子、计算机以及家电制造等产业领域形成了世界规模的加工制造能力，但是还存在规模经济性不够、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人员结构存在“瓶颈”和外贸依存程度高等问题，造成了为发达国家打工，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因此，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中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不断创造核心竞争力，借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要融世界资源为我所用，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能仅满足于在产能规模上的世界名次。再次，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要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收入，通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多创造世界品牌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增加收入实现投资回报，仅仅降低人工成本，既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收益，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更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更重要的是，长期持续的低工资政策，会导致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的逆选择，造成“民工荒”，影响制造业投资的投入使用，因为制造业投资客观上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需求之间有一定的比例。最后，东部制造业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壮大，已经具备了向中西部和海外转移生产能力的基本能力，因此，通过制造业投资，也是将东部的资金引向中西部，将东部的技术转向中西部，从而实现区域协调互动式的良性发展态势。

对于中部制造业投资而言，从计量结果分析，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是很理想。为了加快中部的经济发展，首先，从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还需要继续加大制造业投资的力度。为了平衡全国的经济发展布局、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国家提出了推动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在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还是有的，只是在制造业投资方面，一是表现在投资总量增速相对较慢，二是没有发挥出在区位上承东启西的作用，在传统制造业投资领域的优势没有维持住，而在新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又竞争不过东部，因此，制造业投资面临突围的局面，如何尽快在中部形成有自己产业特色的制造业群，是中部制造业投资的重大课题。其次，中部制造业投资需要寻求相对竞争优势，既不能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型产业，又不能过分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投资，需要结合每个省份的制造业基础，切实选择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投资项目，走出有中部特色的制造业投资发展之路。

对于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总体水平最低，可从计量结果看，西部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将近93%的经济增长是制造业推动的。因此，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做好西部制造业投资的根本立足点。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制造业投资发展快速增长，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与发展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克服单纯追求投资增长速度的倾向，真正把着力点放到寻求适合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发挥的制造业投资、提高制造业投资效益、调整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上来。在制造业投资上更应该科学规划，根据西部地区的区域特点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市场的需求和比较优势（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等来规划制造业投资的发展框架。同时，注重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改善发展的软、硬条件，依靠资源和环境从国内外市场上吸引更多的制造业投资要素，注重发挥特色，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这对于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连接国内外市场，推动产业与技术转移，参与国内、国际竞争与区域重组具有重要作用。“产业转移是由于成本、市场和配套条件等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或产业环节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这是一个包含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转移国或地区与转移对象国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15]因此，具体中国区域之间的制造业投资配置时，第一要通过投资大力推进企业间的合作，促进重点技术领域和重点产业的集中，优势互补，从而发挥其推动、辐射作用，促进现有企业的改造升级，通过企业合作有可能实现该区域新的增长点。第二要加快该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步伐。打破地区封锁，建立统一市场体系，让生产要素在统一市场上按照比较利益自由而合理地流动，更好地发挥制造业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第三要利用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利用制造业投资增量来加快实现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形成利益双赢和优势互补，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中仍然要加强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总之，对西部地区而言，制造业投资还应该继续加强，毕竟要实现追赶经济发达地区的目标，需要持续不断的制造业投资继续拉动，而且广大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长期下去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会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解决广大的贫困问题的绝对贫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的项目选择，需要在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前提下，避免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式利用，更不能只顾一时的高速度而忽略长期的发展能力。为此，在制造业投资方向上，找到当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十分必要。因此，西部制造业投资中要格外重视环境保护，争取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有秀美的山川，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不应是西部制造业的投资取向，也决不能将扩大西部制造业投资建立在“西部大开挖”的基础上。制造业投资固然由于资源优势可以带来投资的低成本，但是需要注重社会成本的比较。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代价更大，我们也没有机会再走，因为我们的资源环境承担不起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因此，西部制造业投资的优势还应该强调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和资源优势，不能过分依赖于资源条件发展制造业投资。另外，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就业弹性大的制造业投资，随着资本投机构成的提高，资本代替劳动已经是普遍的规律。但是，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大，就业对解决民生更加迫切。通过投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项目，可以扩大就业，逐步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带动市场的发育，这样也为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制造业投资结构中还依然存在区域行业结构趋同。受计划经济影响，地方经济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引进、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地区间经济分工与协作程度弱化，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和利益机制的驱使，各省市区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比较普遍，并且地方人为地加以封锁（尤其是为了当地政绩需要的行政干预），制约了地区间合理的经济分工与协作，不利于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实现，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①各地区呈现出产业结构趋同，最终需求制造业和中间需求制造业反向增长。从长三角制造中心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支柱产业的确定来看，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和化学原料及制品等行业是共同的支柱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纺织业分别是上海和江苏、江苏和浙江的共同的支柱产业；只有烟草加工业和服装鞋帽制造业分别是上海和江苏所独有。②另外，20世纪80～90年代，我国26个制造业工业行业总体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制造业是集群特征最为明显的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依次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③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巨大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起了世界各国投资者的青睐，国外资本不断涌入我国市场。其中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制造业产业群，以加工组装产品满足国外产品需求为主。外商的投资带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制造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但是，这种“国际代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只是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不能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也决不是我国制造业投资的持续路径。中国制造业的投资，除了引领经济增长以外，还需要带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培养科技创新能力，掌握先进的技术，打造自己的品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品质，不仅需要高技术的人才，还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因此，结合不同的制造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选择具有区域特点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形成明显的集群效应，不仅可以减少制造业投资的成本，形成一定区域的信息、人员和技术链的共享，还可以提升制造业投资的效果，实现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更大的带动作用。对于中西部而言，在加强制造业投资的同时，加快形成自身特色鲜明的制造业带和板块，也是中西部制造业投资的发展方向之一。④

【注释】

[1]［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3页。

[2]［美］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梁小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3]［美］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范家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4]［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5]杨继瑞：《现代投资经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6]李昌清：《投资学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7]林丽琼：《投资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陈玲：《投资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9]任淮秀：《投资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0]［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2页。

[11]侯荣华、汲凤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9页。

[12]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2006中国产业发展报告——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0页。

[13]杜两省：《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14]潘强恩、马传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15]刘世锦等：《传统与现代之间——增长模式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