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之策

1.4.1　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1]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研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由稳定到突变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气象科学家曾认为用30年的气候平均状态就可描述全球气候特征，气候被看作是一个静态、大体稳定的孤立系统。70年代提出的气候系统的概念打破了这种形而上的观点，认为在各个不同时间尺度上都存在着气候变化的观点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80年代提出了地球系统的新思想，开创了人们以地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变化性来认识地球系统的新视界，其中气候变化成为研究全球各圈层变化的主要焦点之一（李克让，1996）。联合国将“气候变化”定义为：“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到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张强、韩永翔等，2005）。

自1979年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不断升温。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气候的决议”，要求国际气候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为此，两大组织共同创立了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1990年至今，IPCC作为国际气候权威组织，主要通过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不断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人类活动引起近百年气候变化的认识。1990年发布的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3—0.6℃。1995年发布的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近百年以来出现的全球变暖不太可能全部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进而为《京都议定书》国际公约的谈判做出了贡献。2001年公布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6℃，全球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是最暖的十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依据，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发生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认为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毫无疑问的”，并且“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非常可能（发生概率在90%以上）是由于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2013年9月27日，IPCC在斯德哥尔摩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科学基础（决策者摘要）》［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SUMMARY FOR POLICYMAKERS）］，指出人类活动“极其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可能性在95%以上（IPCC，2013）。

20世纪后期，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发动和组织了一个国际超级科学研究计划——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目前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倪绍祥，2002），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业已成为当代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例如，蒋样明和彭光雄等（2011）通过对高精度卫星数据分析结果发现，30年来全球气温呈振荡变化，除受厄尔尼诺、火山活动等重大自然现象影响外，并未出现异常增温现象，仍处在正常波动范围内；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资料分析显示，近几千年来海平面以几乎恒定的速率上升，与大气温度无明显关系；从冰芯中获取的信息分析表明，CO2浓度与气温升高没有必然联系。他们进而得出了太阳活动、地球系统自组织作用及行星等自然因素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驱动作用，而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作用很小的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问题并不是纯粹的人类活动归因或者简单的自然现象归因的问题，事实上应是一种自然变化周期与人类活动影响相互叠加而产生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气候环境变化现象。

1.4.2　脆弱性

脆弱性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语中的“VULNERARE”，指被伤害或面对攻击而无力防御。《辞海》中对“脆弱”和“脆性”所下的定义是：脆弱指易折易碎，脆性指材料受力破坏时，无显著的变形而突然断裂的性质。^[2]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脆弱性为“VULNERABILITY”或“FRAGILITY”，也可将其翻译为易损性。在科学文献中，脆弱性一词最早出现于地学领域的风险和灾害方面的文献中，但是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刘燕华、李秀彬，2001）。1979年，联合国减灾组织（UNdRO）将脆弱性定义为：脆弱性表示灾害（自然事件，包括它们的强度、力量和持续时间）和风险（暴露在灾害事件中的概率）之间的关系（WILHELMI，200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影响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脆弱性概念开始引入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和评估当中，随后其内涵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IPCC在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报告中指出，脆弱性即“一个自然或社会的系统容易遭受或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是某一系统气候的变率特征、幅度、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

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灾害文献作为基础的（CUTTER，1996；CUTTER ET AL.，2000），但同时亦受到了人类生态学、政治学、政治生态学、食品安全和发展研究等其他研究的影响（AdGER，2006；FüSSEL，2007；MCLAUGHLIN ANd dIETZ，2008）。随后，这一概念在环境科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土地规划利用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灾害学的文献中，脆弱性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受到灾害影响时的抗御、应对和恢复能力，侧重灾害脆弱性产生的人为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承载体易于受到侵害的性质，这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损失和受损程度测量的标准（UNdRO，1982）。（2）强调人类自身抵御灾害的社会经济属性，脆弱性指人类易于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与伤害的状态。用来指人或人群对灾害的预见、对付、抗御并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人和人群的脆弱性受到现行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收入水平、种族、宗教、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经济财产和环境易于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和伤害的状态称为社会财产易损性和环境条件的不稳定性。（3）脆弱性是指人类、人类活动及其场地的一种性质或状态。脆弱性可以看作是安全的另一方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降低。脆弱性越强，抗御灾害和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差（商彦蕊，2000）。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不同学者对脆弱性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JANSSEN等（2006）揭示了多个学科对于脆弱性的研究，体现出脆弱性认识的多样性。dAVId MCENTIRE（2006）则从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领域中的诸多研究视角出发，总结了从多学科视角对脆弱性概念的认识（见表1.1）。

国外一些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和权利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强调气候变化脆弱性作为一种环境变化的脆弱性不能脱离资源利用的广域政治经济而存在，在加强自身利益、自然和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力量分配的过程中，人类活动会有意、无意地在驱动脆弱性（AdGER，2006）。因此，该领域的气候变化脆弱性研究主要是分析构成系统脆弱性的社会和制度驱动因素，以及如何描述特定区域和人群的脆弱系统属性，注重对资源和财富支配和可达性、社会多样性、社会公平、公共参与等方面的研究（EAKIN ANd LUERS，2006）。

在科学技术的视角下，脆弱性的定义与技术、工程和自然要素相结合，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与社会结构、功能、制度和文化相关联。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加强土地使用规制、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提升建筑的防灾级别、加强资源保护和环境意识等，可作为干预灾害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从人文社会的传统看，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优化社会结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心理引导、完善政治系统结构并加强防灾减灾政策的执行、消除灾害迷信并提升媒体能力以教育公众等，是消减灾害脆弱性的重要方式。

在时间尺度上，脆弱性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20世纪70年代脆弱性的概念被引入且被认为是对自然灾害的被动反应（BANKOFF，2004）。80年代由于灾害学界开始重视人类社会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对灾害所起的作用，脆弱性出现了向社会脆弱性的转向。其中，一些观点对脆弱性的认识和界定具有代表性。

TIMMERMANN（1981）首次提出脆弱性的概念，但他认为由于对脆弱性的界定过于宽泛，使其成了一个修饰性的词语。LIVERMAN（1990）将脆弱性的概念界定为与脆弱性相关或相等同的概念，包括弹性（RESILIENCE）、边缘性（MARGINALITY）、敏感性（SUSCEPTIBILITY）、适应性（AdAPTABILITY）、易损性（FRAGILITY）和风险（RISK）。SMITH等（2000）认为脆弱性是对系统容易受到伤害、损伤或是毁坏的程度。各类国际组织也对脆弱性有所定义。例如，联合国救灾署（UNdRO，1982）认为脆弱性指承灾体对破坏和伤害的敏感性，这被公认为是衡量损失和受损程度测量的标准（商彦蕊，2000）。国际减灾联盟（ISdR）认为脆弱性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共同决定的、增强社区面临灾害敏感性的因素（石勇等，2011）。IPCC发布的气候评估报告对脆弱性的定义会随着不同年份的报告而有所修订，如在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将脆弱性定义为一个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容易遭受来自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持续危害的范围或程度，是系统内气候变率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IPCC，2001）。目前，该定义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己被广泛接纳和采用。

表1.1　多学科对脆弱性的认识与界定

资料来源：d.A.MCENTIRE.dISCIPLINES（2006）。

本书中所采用的用于描述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影响的脆弱性概念，是用以综合评价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概念，它综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某一地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表现的脆弱性，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城市特定环境区域内的承灾体面对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某种自然灾害风险表现出的易于受到灾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既包括面对气候变化或者极端气候灾害时现存的风险性，也包括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性及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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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

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即长江河口地区因泥沙不断淤积而形成的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三角洲之一。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位于29°05′—32°41′、123°04′—123°04′。它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面积约5万平方千米。该地区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段，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四季分明。

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其东缘和北缘基本不变，向西延伸直南京，向南拓展到整个杭州湾南岸，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省8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6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1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同组成的巨型城市群，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长三角，则通常指由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所组成的行政区域，以及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组成的“泛长三角”。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在进一步明确长三角包括江浙沪三省市的基础上，提出“规划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个城市为核心区，统筹两省一市发展，辐射泛长三角地区”。

本书所研究的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包括上述16城市中除了台州市以外的位于长江河口及沿海的“一河一湾”（长江、杭州湾）地区，是集中体现海—陆—河三大自然系统交汇的区域，亦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这两大“黄金地带”构成的我国弓箭形江海格局的交汇点，不论是从地理意义还是经济意义上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该地区包括了上海、苏州、南通、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等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陆域及其所管辖的海域，其陆域面积共计62 852平方千米（见图1.1）。

图1.1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范围地理空间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