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宏观环境利益的影响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利益损失

如今，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对大气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空间这一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就是对大气系统容纳温室气体这一环境利益的再分配，而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是减少对这一资源的利用，从而减少从大气系统中获取环境利益。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抑制全球气候变暖所付出的代价。对我国来说，这种代价是巨大的，“治理气候变化牵涉面广，耗资巨大，恐远非解决臭氧层问题所能与之同日而语”^[55]。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包括碳排放空间减小而丧失的环境利益、控制排放或者减少排放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1.环境利益损失

众所周知，大气系统容纳温室气体的量是有限度的，温室气体量超过大气系统容纳温室气体的阈值时，将引起气温上升。根据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全球气温变暖，主要受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可能是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56]

气候变化给绝大部分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也是受害国之一。如今，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巨大。在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依赖煤炭消费）的情况下，绝对量化减排意味着我国的发展规模与发展空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的碳排放空间，其人口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9%，却消耗着全球自然资源的约85%，制造的污染和废弃物则占全球总量的75%。^[57]如今，发达国家的排放很大一部分属于奢侈型与浪费型排放，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挑战，其大部分的排放属于生存性与发展性排放，如果此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那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利益的剥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承诺2020年的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将降低40%～45%。我国的现状是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贫困人口超过1亿，我国的减排计划将使我国损失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巨大的环境利益。

2.经济利益代价

应对气候变化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如果减排成本低，那么各利益集团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协议就不会如此艰难。国内一些相关研究对我国要达到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进行成本测算后得出：我国如果要达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5%，那么今后10年平均每年需要为此新增加300亿美元投资，相当于每年每个家庭要多负担64美元的额外成本。^[58]另外，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设置了三种情景——基准情景、控排情景、减排情景，并测算了后两种情景下的减排成本。在控排情景下，中国在2020年的年增量成本为8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多负担182美元；在减排情景下，到2050年，增量成本将达到1.6万亿美元，为当年GDP 的6%，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要负担3046美元的额外成本。^[59]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小布什政府之所以退出《京都议定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减排会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损失。小布什在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的第一天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我们不打算接受有损我们的经济，并给美国劳动者带来伤害的计划。”^[60]面对高昂的减排成本，发达国家都望而却步，何况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控排与减排成本不但是一种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二）应对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利益

对我国来说，控排和减排带给中国的并不是纯粹的损失，应对气候变化也能给我国带来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利益。

1.扭转环境利益损失不断加剧的趋势

如上所述，气候变化会对我国的国土面积、水资源、农业生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大的战略性工程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不仅使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遭受损失，而且危及包括生态安全与军事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我国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将会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损失，扭转气候变暖导致的环境利益损失不断加剧的趋势，这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2.淘汰落后产能，摆脱“锁定效应”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进行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消耗量日益增长。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动力与引擎，但是石化能源消耗是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为9.9亿吨标准煤，2011年达到34.8亿吨标准煤，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最快的国家之一。解决气候变化的最终途径是依靠科技进步，而我国技术落后，如果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继续使用非低碳技术，未来将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由于用落后技术建成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在短期内废弃再建，因此这种情况极易形成能源基础设施在其生命周期内的资金与技术的“锁定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很好地解决低碳技术问题，可能就会失去控制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其中，电厂与交通等高载能行业是最容易发生“锁定效应”的部门。2005年，我国的煤电装机容量为3.68亿千瓦，由此假设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的煤电装机容量分别为6.87亿千瓦、10.1亿千瓦以及12.91亿千瓦。为了进行对比，在技术进步的状况下，若我国以60万千瓦以上的超临界机组作为主力机组，同时淘汰小机组和进行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试点步伐，与基准情景相比，由于技术进步，2006—2020年的二氧化碳累积减排将达到23.13亿吨，2006—2030年的累积减排将达到58.13亿吨，而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到2030年我国可能多排放60亿吨二氧化碳。^[61]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此时若大量采用低碳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将有望摆脱对现有能源结构的依赖。

因此，我国一方面要提高自身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利用历次气候大会形成的有关资金与技术转让的协议，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友好型技术转移，以此克服本国的技术“锁定效应”。另外，《京都议定书》中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能给中国带来一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与一部分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同时CDM项目的实施可以为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对我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缓解资源短缺，保障能源安全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了生产总量，2011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1.8亿吨标准煤，消费的能源总量为34.8亿吨标准煤。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如今，我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2009年的原油进口依存度首次超过警戒线50%，能源缺口过大，这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不确定因素。^[62]近两年，我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维持在55%。

我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的人均能源占有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的2/3、1/6和1/15；我国矿产资源品种齐全，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大宗矿产品全面短缺，铁、锰、铜、铝等大宗矿产后备不足，铬、钾盐短缺严重，供需矛盾尖锐，钨、锡、锑、稀土等优势矿产资源消耗快，利用率不高。^[63]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我国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大，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加剧了我国对资源的消耗。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铁、锰、铜、铝、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8%、52%、38%、82%、52%、69%。^[64]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生产模式，依靠国际市场大量进口资源来支撑粗放型的增长很不现实。因此，我国在加强开发国内资源与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应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努力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并通过发展循环经济、采用节能环保技术、使用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等措施来缓解资源短缺的状况，以保障我国的资源与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