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南京地理区位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地处长江“金三角”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城市。南京不仅对外交通四通八达，形成了航空、高速公路、铁路、长江航运的立体交通网络和体系，而且还山环水抱，葱茏毓秀，山水城林融为一体，自然风貌久负盛名。自然界不仅厚赐予南京龙蟠虎踞的山川形胜，而且历史在此遗存下了灿烂的文化。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南京的发展已有辉煌的过去，但并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南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视角，我们提出了基于区域视角的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研究这一课题。

我们知道，城市空间研究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目前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主要揭示城市空间的形成、演化和发展规律，其研究成果体现在城市规划之中，并通过城市规划的作用机制控制和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而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等，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以顾朝林等（2000）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尤为突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结构基本理论、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理论框架、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城市的向心与离心增长、城市郊区化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等。

从内涵上来看，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不仅包含了南京市城区自身的空间和谐发展，而且包含了南京城市向城市郊区的城市新区功能的拓展，同时还包含了与周边城市的对接和功能的辐射，等等。

当然，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伴随着城市空间理论研究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当前，城市规划学术界重新发现了城市物质空间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重要性。为了实现“适居的”（habitable）和“生态主导的”（zoologically oriented）城市，学者们正努力探索新的城市空间形态。比如，以简·雅各布、凯文·林奇、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等为代表的学者，就相继提出了关于城市增长控制和城市系统协调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无疑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城市规划研究的主要方向，似乎回归到了城市物质空间的本体，即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向空间化回归”。事实上，城市规划研究方向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对“理性规划”的“否定”，或者对“物质空间规划”的“回归”，而是进入了更加复杂和综合的阶段（卜雪旸，2006）。目前，城市空间规划理论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单纯的几何空间规划的限制，而与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充分结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

因此，当代大量的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研究，其中有很多内容就直接涉及了城市物质空间发展规划的领域。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并不直接以城市空间规划为目的，但其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了影响。目前与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相关的研究视角已经涵盖了城市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以及能源、生态环境、空间形态等方面，并且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大主题和出发点。当代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的研究，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此外，在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空间理论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本领域研究手段和方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倾向。具体表现在:

第一，综合化、多元化倾向。西方学者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方向也从空间形态本身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当代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变化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发展的密切关联，并对引导和控制这些变化的哲学基础（如审美观、价值观、人本思想等）的重新审视。在这里，众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是适应研究复杂城市问题的客观要求，城市研究的主客体也呈现了多元学科综合的特点；多学科领域的参与提供了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城市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综合化，对城市问题的解决也倾向于系统化的方法，对城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组成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思维方式的转变，突破了传统的一元化、直线型的思维方式，大量采用了逆向、变相和发散的思维方式，突破了思维定式的局限，包括城市规划政策和方法层面上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反思等。

第三，特色化倾向，强调自然、地理、文化、经济的差异带来的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里，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意愿是一致的，但最终目标并不是唯一的，甚至过程和方式也不是“标准化”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特定环境特点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合理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阶段性的目标。因此，由于研究内容的易变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内涵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