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和发展方向的变化

6．1．2　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和发展方向的变化

城市空间结构涉及城市形态（urban form）和城市结构（urban structure）两个方面。城市空间具有显性的结构特征和隐性的结构特征。显性结构是指城市空间中路网、建筑立面、开敞空间、功能分区等一切实体空间，而隐性的空间结构则是指城市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如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如不同社会阶级或称阶层）的空间分异以及在城市中的地域表现特征等。物质层面的城市形态的三个主要要素是街道平面布局、建筑风格和土地利用模式，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导致城市形态的演变。道路网、街区、结点、城市用地、发展轴是城市形态空间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

1900—1949年的北京通过若干次规划的部分实施和局部的城市改建，使城市的显性结构发生了部分的变化：

北京基本处于平原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坡度5度左右，城市形态以平面为主，河湖点缀其间。清末和民国时期，城墙打通引起内城街道的外延，城门的改造带动周边形成新的道路，规划建设的内外城新辟街道使得路网更加稠密，部分实体的公共空间，如公园、道旁绿地、广场的建设，商业区沿街道伸展等，都导致封闭的封建都城空间的逐步打开，城市的用地性质发生局部变化，新的城市伸展轴逐渐形成。

首先，北京的道路格局从棋盘式渐渐发展为方格网加放射状，内城外围各主要道路相继连接，开始形成环路的基础；城市逐渐由单一核心区发展为多个核心区，行政核心区和商业核心区分别占据不同的区位。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商行、银行、娱乐以及交通枢纽等新物质要素的不断出现和集聚，出现了中央商务区的雏形，具有近代特征的新的商务中心改变了封建时代以官衙寺庙为城市重心的历史。日伪时期新市街的规划建设使得旧城集聚的人口和功能开始有所疏解。

其次，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转变，以皇权为中心的城市用地模式开始慢慢转向以市民社会为中心的用地模式，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一个开始，部分皇家禁地开始开放，成为市民活动的公共建筑、市场等形式；城市发展使得空间不断向周边蔓延，郊区荒地被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和城市内部外迁人口开发利用，城乡界限截然分明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形成城乡结合部；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而出现车站、货栈等场所，带动周边商贸区域的开发，对城市用地布局的调整和演变有重大影响，城市用地的扩展开始沿交通线作轴向蔓延，更多的乡村用地变为城市用地。

第三，封建时代北京的城市形态是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的对称布局，此中轴线是北京空间序列的重点，是皇权政治的象征，也是城市景观和重要建筑群的集中带。民国时期打通天街，东西长安街随着城门的开辟而不断向东西延伸，特别是经过日伪时期《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对打通东西中轴线计划的部分实施，使其成为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市空间发展新轴线，增加了城市的整体感和布局的稳定性，与南北轴线一起构成了近代北京城市的新骨架，形成了城市的新形态。这条东西轴线既具有交通的意义，又具有联系旧城和新区的作用，还具有景观的价值。

第四，在民国时期，自明清以来仅仅具有为皇家、权贵服务的北京郊区优美的风景之地，包括园林和寺庙等被逐渐开辟为公园供市民游览，西北郊城市风景游览地区开始形成。以燕京大学的建设为起始，西北文教区的雏形开始形成，东郊垂杨柳一带日伪时期建设的工业区、今万寿路地区建设的西郊新市区，为北京今后向西北郊、西郊和东郊的扩展，以及形成西北郊以风景游览和文教为主要功能，西郊以行政、居住为主要功能，东郊以工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格局奠定了基础。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就是在继承这样一个大的城市空间格局基础上，开始描绘新的规划建设蓝图的。

第五，近代以来，北京旧城区的外围地带的发展变化尤为明显，城乡过渡地带形成并且逐步扩大。就北京的城市核心区与郊区的关系来说，1913—1955年间，城市核心区平均每年向外扩展只有0．2平方公里^[2]，而各时期城乡过渡带扩展的速度明显快于城市核心区的扩展。随着城市核心区向外扩展，城乡过渡带的内边界外移，城乡过渡带外边界也不断向乡村地域拓展，环带状的城乡过渡带不断向外迁移。由于城乡过渡带外边界的扩展速率明显比内边界快，因此，过渡带在向外移动的同时不断展宽。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景观、功能的差异依然明显，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存在的同时，城市、城乡过渡带和乡村三重城乡空间景观开始形成，这也是区别于传统封建社会城乡空间格局的一个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的增长一般都是基于原有的形态背景，其总体是一个不断修正的渐进过程，而空间形态的非稳定性又是激发空间结构增长的动力。”^[3]造成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在总体稳定的趋势下，发生部分改变的原因众多，既有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也有政府顺应潮流的有意识的开发建设行为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帝制的灭亡和近现代社会的开端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变革，由此产生了城市发展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积极的活跃的因素，从而导致了城市空间形态的近代变化。

胡俊提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特有的“多区拼贴”（Multi－collage）的空间结构特征^[4]。“多区拼贴”的模式是指老城区及关厢区（这类地域是原有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内部，出现了一些经销各类商品的新式商业街区和洋式店面；商埠区或租界区布局自成一体，具有明显的中心商务区、娱乐服务区、高级住宅区和港埠工业区等分异；自发形成的工业、居住混合区，在老城区或商埠区的周边沿河流、铁路等地带自由扩展形成，区内工厂、商铺和棚屋住宅等相互混杂，拥挤不堪；有规划的新市区，具有近代城市规划的色彩，功能分区自成一体，体现近代城市发展在空间结构上的基本要求。从北京的实例来看，城市的近代空间基本具备上述特征。在不同的时间里，由于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和外地进京的大量服务性人口）的涌入，在传统的空间布局形态下，出现了西式社区、使馆区、商贩和手工业者等集中的单独或者混合性区域，特别在城南地区比较明显。新式街区的近代建筑已经成为新的城市特色，如香厂新市区，以及日伪时期尚未完工的西郊新市区，都是有计划地开辟的新的城市地域，道路设计规范，干支路系统分明，新的行政、商业、住宅和工业区配置有序。因此，北京近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也具备“多区拼贴”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