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现实意义

三、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现实意义

通过上述对南京城市空间发展多层面的回顾与检讨，本书拟基于区域视角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当前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已经切换到以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和文化建设为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不仅能够确立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模式，而且能够明确南京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有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和都市圈和谐发展的综合体系。

可以说，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首先，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强化坚持“多中心、开敞式”组团轴线空间拓展模式。因为“多中心、开敞式”空间结构，是被城市空间发展理论和国内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最符合大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模式。如果将“多中心、开敞式”空间结构拓展至整个南京市域，无疑将成为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

其次，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推进“双快”导向的都市区空间结构快速生成。建立“双快”交通体系，即建立“高快速路导向的产业空间发展”＋“快速轨道导向的高密度人居空间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对城市空间拓展、区域及枢纽间联系、客货运输效率提高的重要支持，使交通发展从满足需求导向转变为优化都市区空间结构导向。这种“双快”交通体系的建立，又是对“多中心、开敞式”空间结构的有力支撑。

第三，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强化生态安全导向的结构性绿色空间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在一定尺度上对生态资源的再分配。这一过程要求事先研究生态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在生态分析、综合及评价的基础上，设计各生态要素组合的优化方案，形成引导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生态构建政策。可见，强化生态安全导向的结构性绿色空间的构建，同样是对“多中心、开敞式”空间结构的有力支撑，同时也是与“双快”交通导向的产业——人居空间拓展相匹配的都市区空间和谐发展模式。

第四，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确定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这是新时期空间和谐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跨出主城走向区域的十字路口，如果南京仍未确定主导发展方向和优先顺序，将会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面临丧失核心竞争优势的危险。我们知道，向东、向南应该是南京实现城市战略性功能提升的主导方向。在新的发展背景与发展趋势下，南京总体规划提出的“东进、南延”的战略方向具有前瞻性。向东是南京城市最具潜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向南则是南京城市最具活力的战略发展方向。

最后，对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空间体系，构建“主城—新市区—新城—新市镇—新村—都市圈城市带”的区域空间发展体系，形成与此相对应的“区位中心—区域副中心—区域中心”的多中心结构体系，共同承担区域中心职能，构建更大区域城市空间的和谐发展战略。

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南京在长江三角洲正面临着“边缘化”

的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不仅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使南京“边缘化”倾向更加明显，而且区域经济的同构化使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特别是随着长江上一系列过江通道的建设，以及随着杭州湾大通道建设和“沪—崇—通”过江通道建设，长三角的空间格局正从过去的“翼型——之字状”转变为现在的“反K形——网络状”，南京的边缘化趋势更加明显（何世茂、吴乐凡，2005）。

因此，要实现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除了应当考虑到南京城市自身建设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全方位发展。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南京市向各个方向的空间发展中，南京接轨上海和重视沪宁城市带建设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战略。但基于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深入，本书对此问题不作专门的研究。

本书着重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南京城市在未来的空间发展中应当如何建设好宁杭城市带，并将南京城市打造成为宁杭城市带上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重要一极；二是要研究如何规划好宁合芜成长三角，并将南京打造成为宁合芜成长三角中的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扩展层；三是要研究如何构建宁镇扬板块，并将南京城市塑造成为宁镇扬板块上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核心层；四是要研究南京如何搞好主城区自身建设问题，这是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根本保障。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虽然在一个地理摩擦几乎为零的信息化时代，西方学者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发展的新理论，包括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理论、柔性城市或称后福特城市理论、信息城市假说、学习城市以及智能社区理论，等等，但这些理论仍然缺乏实践基础。而在当前国家正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研究基于区域视角的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其意义就分外突出。

首先，研究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对于认识、利用、丰富和发展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一理论早在1915年就被西方城市和区域规划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其《演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1986年约翰·弗里德曼在综合若干年来世界城市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world－city hypothesis）”。这一理论假说的实质，其实就是关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组织理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后工业化以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的产物。在当前国际分工已经表现为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内分工的信息化时代，南京城市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方式已经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但由于现代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其来源是跨国企业总部与作为生产者服务核心部分的跨国公司总部。因此世界城市不仅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策中心，也是现代高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并以技术革命为其产生的根本动因，同时还要受到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深刻影响。在这里，世界城市假说虽然是城市等级理论的延伸，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保持在国家层次上的城市等级体系。该假说论证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中，一个全球统一的城市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其中国家的城市等级体系只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南京要实现作为世界性城市在空间上的和谐发展，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其次，研究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对于丰富和发展信息城市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信息城市理论是由M.卡斯特尔斯提出的，在卡斯特尔斯笔下，信息城市是信息社会的体现，是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卡斯特尔斯认为，由于信息没有空间特征，使得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转向“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在这里，信息经济的流具有特殊的网络结构，通过建立全球性具有“瞬时”特征的通达性战略网络，以信息为基础的高级技术就处于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之中。由于获得这种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取得对信息空间结点即世界城市的控制权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之所在，因此，现有的世界城市体系就反映了这种力量的分配，南京在城市空间和谐发展中要想改变自己在这一空间网络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系的控制者所愿意让出的份额。

再次，研究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对于丰富和发展后福特城市或柔性城市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区域经济中，后福特城市或柔性城市（flexible city）理论是比较有新意的理论，是“本地化经济”与“区域经济复兴”的产物。这种柔性化特征主要包括四种柔性城市理论:第一种柔性城市理论本质上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延伸，突出了现代城市是以生产者服务和高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集聚经济的特征；第二种柔性城市理论没有体现部门分析，而是突出强调城市不是一个相互交叉的部门集聚的地域，而是一个统一的巨型的“柔性综合体”（flexible pool）系统；第三种柔性城市理论与以本地网络化的企业正在代替垂直一体化公司的新工业区理论有关，对应于工业组织结构方面的一系列转变，包括社会（从大规模生产到柔性专业化）、空间（区域工业区的出现成为世界经济动力的中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对城市的影响）以及政治（地区发展的主动性）等；第四种柔性城市理论主要表现为新区域主义者有关城市新区方面的相关理论，突出强调开拓城市新区对地理上扩张的能力和郊区财富效应的要求。这些柔性化理论，主要是通过产业集聚方式起作用，从而间接作用于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

最后，研究南京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问题，对于丰富和发展学习型城市或智能化社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虽然学习型城市（learning city）、智能化社区（smart community）^[2]和“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ity）均是区域经济学中相对较新的概念，但却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策略。这类城市或区域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将创新和学习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这里，“学习”不仅包含了个人学习，还包含机构学习。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学习往往与更广阔的环境联系起来。当然，学习型城市是建立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基础之上的，尤其是集体学习，它要依赖于一个持续的关于产品、流程和工作组织等信息的交流。通过这些学习，可以将大型的全球公司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融入本地集聚体内，实现本地市场的全球化。其中，智能社区中的居民、各种组织和政府机构都要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南京市在实现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战略时，就不仅要考虑与上海、杭州等周边城市在新经济发展中对企业和居民的竞争，而且还要树立双赢博弈的思想与周边的城市开展合作与竞赛。

因此，要实现南京城市空间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将其培育成为经济反射能力中心（the center of economic reflexivity）。如果将南京市与周边城市空间的和谐发展比喻为生物机体的神经末梢或神经网络，那么，南京市自身发展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神经元或中枢神经系统。如果中枢神经不发达，神经末梢反应再灵敏也很难接受中枢神经系统的指令，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城市空间的和谐发展。同样，如果将城市看作一部机器，或一个具有地理密度的社会经济体系，那么，要研究城市空间和谐发展的战略，其实就是要设法找到并遵循一定的城市物理学机制，研究外围力量是如何推动这部机器实现良好运转的动力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