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发展逻辑

三、和谐开放与改革重振:和谐的发展逻辑

1.和谐开放的发展逻辑

社会和谐要求社会开放，社会开放促进社会和谐。和谐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开放观的题中之义，它作为生命、价值与意义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发展状态，凝集了人类对社会有机体或生命体的正义性、合理性和正当性认识，同时也指明了社会成员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努力方向。和谐开放是促进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的生命逻辑。

和谐开放呼唤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呼唤公平正义。这种呼唤是对生命平等的呼唤，是生命的正义性要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重视生命存在的平等性、正义性。重视、肯定这种平等性、正义性，是社会成员作出理性行为抉择的先决条件。罗尔斯曾经把正义区分为理想的正义与非理想的正义两部分。这种区分只有在和谐开放环境中才能得到确切理解。

和谐开放促进生命平等与理想正义的实现。个体人、企业、组织和国家都是有生命的，这些生命有机体存在形式是平等的。从发展战略看，社会开放着力于企业、组织和国家内在结构的完善与外在形式的更新，着眼于人的经济利益提高、物质需要满足、社会交往便利等目标，这是社会开放的重要功能。但是，惟有把社会开放提升到和谐开放，才能把生命平等从形式平等的表层理解提升到人格平等的深层认识，把理想的正义从抽象原则的简单判定转换为实践行动的价值准绳。换言之，推动和谐开放，有利于解除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纠缠与困惑，促进生命平等与理想正义的实现。

和谐开放促进秩序协调与非理想的正义的实现。社会和谐要求社会有机体、生命体之间及其内在要素之间相协调，形成协调秩序。而企业是市场化的个人、组织是角色化的个人、国家是同质化的个人，它们要达到内外一致、秩序协调的状态，不能只停留在结构完善与形式更新上，还需要促进生命存在诸形式获得非理想的正义，也就是取得正义的普遍名分，形成正义的紧密轴心，彰显正义的传播效用。因此，建立开放、协调的生成系统，充分发挥和谐开放的孕育作用、激发作用，不断提升正义的普遍性、加强正义的紧密性、扩大正义的传播性等，促进秩序协调和非理想的正义的实现。

经由和谐开放，社会生命存在从形式平等、理想的正义过渡到人格平等、非理想的正义及其有机复合，从抽象原则的评判过渡到实践准绳的缔结及其有机复合，这是重视价值理性、纠正非理性迷狂的正确选择，是直面当前现实、战胜各种困难的良好心态，是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旨趣。

和谐开放高扬生存价值。

社会和谐是价值链和谐。社会有机体和生命体存在诸种形式的主要联系是价值链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各自生存价值的合理性，也就是它们生存价值所具有的现实可感性、相互适应性和阶段增值性。高扬生存价值的合理性是和谐开放的本质蕴涵。

和谐开放是社会开放观的现代转型。和谐开放观强调社会开放生态观与社会和谐动力观的复合适应，前者强调生态价值的现实可感性、作用持续性，后者强调发展动力的相互适应性、影响持久性。两者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非常重大，它对我们前面探讨过的社会秩序的重构、社会信任的重建、交往话语的重塑、社会改革的重振、各种危机的重析等论题，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影响。这是社会和谐的生命逻辑的重要展现。

和谐开放是一种增值性的主体建构。和谐开放是社会文明的发动机。一方面，提高各类社会有机体、生命体的生存价值的现实可感性、相互适应性，另一方面，推动这些生存价值的融合与增值，增强主体价值蕴涵的合理性。和谐开放是卑微与崇高的分辨器。促使卑微走向崇高是和谐开放的重要功能。崇高并不是高知阶层、白领阶层、资产阶层的专利，还属于一切有增值潜力的社会主体、生命体，乃至于默默无闻的平凡人、名不见经传的社会组织。总之，和谐开放有利于增进价值创造、完善生命考量、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开放创造生活意义。

和谐开放是创造生活意义的重要形式。当下，和谐开放需要积极面对、主动融入突飞猛进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主导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刺激着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引领着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创造着具有正当性的生活意义。

和谐开放推动文化哲学勃兴。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理性总是可以预测与解释现实生活的，但是，谁都不怀疑现实生活的预测与解释并不总是现代和理性的。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积极回应生活提问，走向日常生活批判，对构成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各种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心理、道德观念和价值意识等加以重新审视，成为文化哲学的理论焦点。和谐开放为深入探讨、广泛交流由生活悖论引起的意义问题创造了宽松的氛围，推动了文化哲学的勃兴。

和谐开放激发生活意义创造。文化哲学有两个瞩目的致思路向:一是指引人们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但不要在其底下沉没;二是警示人们要坚守民族传统与个性，不要被文化全球化幌子蒙蔽。这样看来，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融合，才是应取的现代性;自主选择与合理生活的结合，意义才有正当性。这种现代性、正当性可以归结为:尊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选择发展方式的自主性、增进价值积累的复合性等。在这些意义层次中，人们基于法定的权利，自我管理生活，关心人类命运，有信仰、有尊严、有个性地活着，凝聚并提升生活意义，体现了和谐开放的真实指向。

因此，从意义创造与集聚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有利于和谐开放，反之，和谐开放有利于丰富文化的多样性，改善生活的单调性，摒弃民族的歧视性，消除人为制造的文化级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构整体和谐社会局面。

2.改革深化的发展逻辑

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建构过程。社会和谐离不开改革，改革才能和谐。改革是社会和谐大写的发展逻辑。今天，提出改革深化这个论题，是指当前乃至今后的改革，要下更大决心、立更坚意志、作更长远打算，坚持并处理好“三个统一”，才能改革彻底，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和谐开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改革哲学的变革:全局规划与均衡调整相统一。

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强国之路、富民之望、和谐之需。改革哲学的变革贯穿中国发展整个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向的理论指南。在当前，尤其要把全局性改革与利益格局的均衡调整统一起来。

改革转型:社会和谐发展逻辑。新世纪开篇之前，中国改革哲学特征被描述为:斗争主义的理论氛围、统合主义的价值取向、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完美主义的道德诉求、权威主义的调控方式、集体主义的动力源泉、渐进主义的探索风格。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中国改革哲学实现了重大转型:一脉相承的执政宗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局规划的务实精神、统筹发展的科学举措、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均衡调整的民主方略。由此可见: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改革;改革哲学的变革与社会和谐发展相互适应。

加快改革:提供坚实体制基础。中国的改革从体制开始，中国的发展以体制为基，中国要和谐需有好体制。好体制是立党执政、治国安邦、仁义为民、教化育人的根本要素。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加快改革，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市场主体规范运作的社会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体制基础，防止体制资源供应不足产生社会危机，从而开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新局面。

全面改革: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我党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与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凸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一方面，全面改革要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保障与精神动力的关系，建立良好的体制基础，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全面改革要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带来的发展成果，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才具有合法性。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利益格局的均衡调整，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

协调改革:增加社会物质福利。协调是和谐的内涵。协调改革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从结构上看，协调改革主要包括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协调、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相协调、各方面改革与人力资本使用相协调、社会各领域改革与社会稳定相协调。从功能上看，协调改革有利于消除环节障碍、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改革成本、提高综观效益。从本质上看，协调改革在于提高社会信任程度、健全群体责任能力、正确反映社会利益诉求、改造不合理分配秩序，从而增加社会物质福利，促进社会和谐与和美。

和谐社会的创新:系统创新与公正分配相统一。

改革引发系统创新，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关系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及其内在的复合创新。这些创新与社会分配的公正观、公平观相联系，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力量。

关系创新是社会和谐的起搏器。关系创新是关系和谐的牵引，而关系和谐是关系创新的基础。关系创新主要从经济的交换关系、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展开，这些经济关系的和谐刺激交往关系创新，而交往关系创新又带动其他关系创新，进而引起发展机制创新。具体说来，关系创新是社会经济的交换关系、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三位一体”的复合创新，这种创新推动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进而推动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交往关系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

机制创新是社会和谐的感应器。机制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机制创新是社会和谐的创生点、感应器。机制创新主要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增长机制与长效机制、调控机制与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创新。由于这些机制创新发生于社会运动的基层，充实于社会生活的底层，集约于社会进步的深层，从而为社会体制创新提供基础，为社会持久和谐添加动力，为社会持续进步搭建平台。机制创新有利于完善科学发展的各种机制，调整改革的领域与力度，控制发展的方向与速度，改善群众承受的能力与程度，避免改革出现社会震荡。

体制创新是社会和谐的制导器。社会的交换体制、占有体制与分配体制共同影响社会和谐。从根本上看，体制创新建基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关系，特别是成熟的产权关系、所有制关系，而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关系、成熟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就要推动各项体制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与服务政府的职责的落实与功能的体现，因而体制创新并不是为了完善体制本身，而是为了促进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公共产品的公正分配、每个公民自由与权利的顺利实现。因为，只有体制创新才能推动分配公正，只有分配公正才能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制度创新是社会和谐的稳压器。在和谐社会视野，制度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文化力量。社会稳压是制度理性的合法建构。优越的制度安排是体制资源供给充足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底下创新各项具体制度，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理性预期，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心;另一方面，适应新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创新，可以纠偏补弊、亡羊补牢，提高纠错意识，澄清理论迷误，增强发展能力，为深层改革、和谐开放与协调发展创造最稳固的文化力量。

生活世界的舒展:主体建构与全面发展相统一。

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人、依靠人和发展人的改革。改革深化，有利于提升人的主体性，完善人的全面性，增进人的和谐性，也就是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舒展人的生活世界。两者的契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改革重深化提升人的主体性。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按照李恒瑞教授的社会主义现代改革观，生产力内含主体性要素、智力性要素、实体性要素和结合性要素^[42]，前两个是属人的要素，后两个是附人的要素。从解放生产力角度看，改革是破旧与祛昧、扫障与解困的过程，是实体性要素、结合性要素优化的过程;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改革是布新与换颜、充实与提高的过程，是主体性要素增殖、智力性要素增长的过程。因此，改革是提升人的主体性的内在动力。

改革深化完善人的全面性。改革是为了全体成员的改革。社会主义改革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才能，满足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改革是依靠全部力量的改革。改革是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的认同、参与和支持，否则任何改革都难于取得成功。改革是发展全面素质的改革。改革要反映、体现、尊重群众要求和愿望，要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群众利益，更要丰富人的全面素质，提高人的全面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概言之，改革是完善人的全面性的基本手段。

改革深化增进人的和谐性。改革是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改革深化要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被迫改革”、自上而下命令型的“集权改革”分别转向坚持系统创新、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主动改革”和自下而上自觉型的“放权改革”，这种转向有利于舒展人的生活紧张，营造和谐进取氛围。改革又是检视发展成果、评价生活幸福的价值标尺。改革深化既有利于张扬人的特色个性、健全人的德性智能、增加人的创造激情，又有利于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既有利于重塑交往话语、重建社会信任、重构和谐秩序，又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世界价值、能够博古鉴今的社会和谐模式与气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4]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2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8]P.鲍尔:《关于发展的不同意见》，伦敦，1976年版，第41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10]参见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12]［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载《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5]［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5]陶德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27]［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9页。

[28]［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4页。

[29]［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94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1]［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1页。

[32]［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7～188页。

[33]［印］阿玛蒂亚·森:《我们的全球文明》，王云川、孟兰译，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10期，第143页。

[34]［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序，高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18页。

[35]《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4页。

[36]《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37]［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3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1页。

[39]［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40]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41]［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113页。

[42]李恒瑞:《世纪难题的破解——社会改革开放新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