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形态与布局形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形态和增长模式，将对全球多达数亿人口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区尺度，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建成单元（Building Block），体现社会制度变迁在城市最基本单元上的响应。由此，社区形态更应该受到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因为社区不仅是居民每日生活所依赖的环境，影响着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交往，并且也与宏观城市形态和增长模式产生互动（New Urbanism，2002）。社区形态（Communiy Urban Form）将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形态转变的一把钥匙，这对丰富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理论和城市规划实践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认为，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演变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一过程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制度、文化和空间现象仍然残留；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全球化趋势正在不断渗透。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演变的特殊性在于，从社会背景来看，中国在结束计划经济时期的桎梏之后，马上进入了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的市场经济时期。受到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作用，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演变的路径成为十分重要的话题——然而至今仍没有文章来描绘转型期社区形态演变的整幅图画。

因而，本书对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演变与社区再生规划的探讨，将从以下几个理论视点入手：第一，从全球视角来看，与同样经历过转型期的中东欧国家城市进行对比，考察那些中东欧国家中的社区在“休克式疗法”的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以此总结中国城市社区转型的特殊性。第二，从城市形态视点来看，与倡导良好城市形态的美国城市与社区进行对比，探讨面临经济不景气与各种社会问题背景下，新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理念对中国转型期城市空间变迁的内在关联和借鉴。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前苏联阵营的瓦解，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城市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Hirt and Stanilov，2007）。经过激进式或渐进式的改革，在这些城市中一些相似的空间现象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工业衰退和居住郊区化、内城绅士化和更新、居住隔离、住房价格上涨并变得不可负担，以及门禁社区的出现等（Sailer-Fliege，1999；Hirt and Stanilov，2007；Brade，2009）。西方学者尝试用“现代化（Modenization）”的理论来概括这些转型城市的演变轨迹，即这些城市最终还是要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路径，于是产生了汇聚理论对转型期城市形态演变过程的解释（Burawoy，1994）。然而，随着转型期研究以及转型理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些转型期城市形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有可能走向迥异的发展路径（Fassmann and Lichtenberger，1995；Andrusz，1996；Kovács and Wiessner，1997）。

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城市的研究中，在转型而产生的空间现象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对于城市形态本身的强调却仍不多见。本书中的城市形态（Urban Form）概念，区别于城市形状（Urban Morphology）或者城市空间结构（Urban Structrue），包含但并不局限于城市的物质空间形态（Physical Form），而更加强调城市社会环境以及城市居民生活品质^[1]。城市形态的话题，目前主要仍集中在北美背景的探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理念，城市的形态作为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以及开发模式，可以用密度、紧凑度、功能集中度、交通的连接性、土地利用的混合程度、住房形式等指标来测度（Williams and Burton，2000）。城市形态的相关话题对于城市规划领域的启示意义在于，通过提倡相对高密度而混合的土地利用，增加网络通达性与交通方式的选择，提供便利而多样的生活方式等物质空间特征（Bookout，1992a），以此来对抗城市蔓延这种不被期望的城市形态——并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最终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这是规划者的最终目标和职业责任所在。通常认为，对城市形态的度量掀起了20世纪以来美国城市规划领域的第二次浪潮。

在研究中国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时，本书在中国城市传统式街坊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和演替式边缘社区等四种类型的社区中（Wu，1992），关注1978年改革前在中国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前两类社区——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在转型期发生的社区形态转变。选取这两类社区的原因在于，在转型期中国城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边缘向外扩展以及城市内部的变革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除了发生在城市的边缘，也发生在具有传统特征的内城社区中。或者说，传统街坊社区仍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传统社区肌理，并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彻底被颠覆——然而，在转型期“现代化”潮流下更多新型居住小区建设起来，传统街坊社区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消失（Fang and Zhang，2003）。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强调“修旧如旧”，回归中国古典“传统风格”的更新模式伴随着开发商主导下的房地产项目而出现（Wang，2003）。在这种变化迅速发生的同时，描述、评价和反思这种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变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传统的近郊和远郊，曾经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的组织等方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的单位社区，也在经历着社区形态的转变。原有封闭、围合、均一用地而以生产功能为主的单位社区，也渐渐与周围的城市空间融合，呈现出开放、混合利用而配有便利生活设施的以生活功能为主的新社区形态（柴彦威，张纯，陈零级，2009）。

本书将采取个案和比较方法揭示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转变的趋势，分析随着社区形态转变居民生活模式和生活品质的变化，并且探讨规划者如何通过影响社区形态的影响策略促进这些社区的可持续再生。本书的研究问题展开为三个具体方面，即：（1）是否正如西方转型理论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经验一样，转型期中国的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的形态转变，也将不可避免归结为社区的衰退？（2）在中国社区形态演变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感知评价所反映的生活品质，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了？（3）对于未来可能面临衰败趋势的社区，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哪些规划策略对社区形态发生作用，又可以通过怎样的再生策略促使面临衰退趋势的社区形成良好的社区形态？

本书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丰富社区层面的转型期中国城市形态理论研究，也在于通过关注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改善实践，增进居民健康活动和交往，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促进社会的多元融合。这将使中国城市规划领域在北美“形态革命”浪潮（Song and Knaap，2004）的影响下，能够以规划实践来促进城市以更良好的形态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增长，最终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