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文脉的内涵外延

3.1　文脉的内涵外延

3.1.1　文脉的内涵意义

1）文脉与文化

“文脉”与“文化”是两个既不相同又如影随行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由于“文脉”和“文化”各自内涵的复杂与多样性，两者关系也必然包含多层面的意义和特征：文脉属于文化的某一范畴，可以理解为文化过程的展示概括，是文化演化的具体表达，文脉研究的实质就是对文化或文化过程的研究，“文脉”与“文化”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滋养着城市发展，并进一步形成对城市特色与城市精神的深入理解。

文化一词在近代人类学上的专门意义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1871年的用法，德文Kultur则始于1793年。文化概念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 Kluckhohn)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罗列从1871年至1951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之多^[1]。大百科全书对文化有如下解释：“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与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作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

对文化的理解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是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的表层，如城市建筑、广场雕塑、文化设施、文化遗产及文化景观等。二是制度文化，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化的中层，如城市管理制度、行政人事制度、法律法规以及行为规范等。三是精神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和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文化的内核，包括价值标准、道德风尚，精神国貌及人的文化素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互动共生，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系统。^[3]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包括语言、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技能、知识、信仰、思想和感情等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的总和。

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梳理看到：文脉作为一种“有关联、有意味、有发展的文化传承关系”，其本质核心就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并指导着物质创造过程，并且文脉本身就是制度文化，建筑文脉实质就是隐形建筑制度。文脉理论及延伸已涉及文化概念的各个方面，文脉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们的关系应表述为数字概念中子集的关系。

文脉与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文脉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具备文化的普适性特征。首先如同文化一样，文脉也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或创造出来的，自然存在物不是文脉关系，只有经过人类有意无意或加工制作、并且具有一定的延续关系的才是文脉。其次，文脉是人（建筑师）后天习得的，文脉的遗传性是通过人来完成的。第三，文脉如同文化一样是为特定人群共有的。文脉也是由同类型的人共同创造的社会产物，它必须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接受和遵循才能成为文脉。第四，文脉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每一代人都出生在一定的文脉环境中，自然地继承了上一代人留下的文脉关系，而每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文脉加以适当的改造，并在文脉传承中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第五，文脉也如同文化一样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简言之：文脉和文化都由人创造并传承，离开了各种不同文化的人的参与，便没有了文化与文脉关系，它们都是高层次精神活动的产物。

文脉与文化的差异在于：文脉是属于文化的子系统，文化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要比文脉宽泛得多。作为一种社会环境，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特征，文化即人，是人的外化，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必然通过适当的经济、技术手段反映到建筑城市中去，形成相应的文脉关系。文化与文脉的差异性就表现于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留下相应的文脉痕迹，文脉的发展相对于文化而言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文化”与“文脉”始终如影随形，文脉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文脉的内核和灵魂，文脉是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是文化的积淀和载体，是一前一后永恒的追随体。

2）文脉与文化传统

“传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4]传统不是陈旧、落后的东西，是指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有些民族的传统会被一些陈旧的、落后的形式所包裹，但它并不是内容本身。传统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而且一直主宰着民族的精神，就在于它能容纳新的文化因素。传统与文脉密不可分，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脉是文化传统的直接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统是指与精神、思想、文化道德有关的传统，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内容主要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艺术的、宗教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文化传统不具有物质的实体，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既留存于传统文化之内，又表现于现实文化之中。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特性的基本要素，而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各种人类文明的文化传统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安定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认为文脉的继承就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

3.1.2　文脉的外延认识

除了界定文脉的内涵之外，对文脉概念的全面把握还需认知文脉的外延。文脉内涵的本质核心是文化及文化传统，一般而言，文脉外延所涵盖的内容包括文化时空、文化多样性（文脉差异）、文化生态学、人文精神与人本主义等。

1）文化时空

文化时空是理解文脉构成地理和时间的经纬线。文脉内涵本质是文化，文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由于文化在不同地理空间及时间段存在巨大的差异，带来了不同的文脉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因此文脉自身形态也是丰富多彩的，是理解文脉表现形态及文脉特征的重要概念。

城市处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地域中。文化地域用于阐述文化在地理上的分布状况，是指一种文化传统所占用或影响的地理空间。同时文化是变化发展的，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概念，时间作为文化的一个属性，反映出文化的过程性、连续性和变化性。因此，特定的城市文化地域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也称为特定的“文化时空”。文化时空是变化中的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构成，文化本身交织在纵向性与横向性之间，纵向性是指历史性的时间领域，横向性是指地域性的空间领域，二者共同构成动态的文化体系（图3.1）。

图3.1　文化时空理论框图

来源：自绘

2）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是理解文脉多样性的重要途径，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理论武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书中亨廷顿把文明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他以“文明”或“文化”的差异及冲突作为理解世界格局的方式，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文化”而非“种族”，“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5]他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城市发展来说，亨廷顿认为：文化将逐渐取代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成为区分城市之间差别的最根本因素。如果说现在世界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城市功能和经济地位的竞争，那么未来的竞争必然是文化的竞争。作者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因素在塑造全球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作用，却错误地指出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其理论局限，也是西方文明历史逻辑的局限。实际上，重倡文明对话，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文明冲突论”的反驳。

在国际竞争、信息共享、技术趋同的背景下，各国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普遍认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全人类共同责任，也是对抗全球文化均质化的有效手段。即使因经济全球化加深，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许多国家提出并坚持“文化例外论”，反对无限制开放本国文化市场。从全球化大潮中提出“文化例外论”到成熟的“文化多样性”理论，国际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剧烈地冲突。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文化多样性”的概念^[6]，扩展了原有的“生物多样性”的范畴。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报告中指出：世界上的许多城市，居民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文化多样性丰富了“城市”的含义，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一种生物多样性。^[7]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标准和文化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性的法律标准。宣言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认为它“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2002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文化是“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并列的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会议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集体力量，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一国际公约的诞生是对经济全球化逆向思考的结果。

由此可见，坚持“文化多样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个国际组织的共识。作为新文脉理论体系的重要延伸，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就是对文脉多样性的坚持，文化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同样也是新文脉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之源泉、创新之基础和不竭的动力！

3）文化生态学（文化基因、文化物种、文化种群）

文化生态学是文脉的另一个重要外延概念。其概念最早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在《进化和过程》（1953年）中提出，是为了研究地域性差异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模式，把握文化生存与文化环境的联系。是由文化基因、文化物种、文化种群链接构成的一系列完整的概念，是研究由“文化多样性”派生的“文脉多样性”，在其生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适应生态化的要求，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理解文脉典型运动过程及其运行规律的基础概念。

第一，文化基因是指在每种文化类型中具有遗传密码功能的遗传单位。它多指各类文化的“原形”，与具有的最本质特征。通过各类“符号”的形式由具有某种习俗观念的人掌握、创造并传承。如北京古城的中轴对称、方格形空间骨架、灰调的城市色彩等。苏州古城前街后河的空间结构、黛白相间的城市色彩等。还有某类建筑的最本质特征，如哥特建筑的垂直线条，飞扶壁等传递出这类建筑的文化基因。京剧则通过服饰、脸谱、道具、唱腔等传递出这类文化的最本质特征（图3.2）。可以看出，文化基因一般都是外显的、具象的“符号”来表达，需要深入分析才能被挖掘认识。文化基因决定事物形态特征，是产生文化物种的基础。

图3.2　苏州前街后河的文化基因

来源：翻拍、整理

第二，文化物种则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文化类型，它是文化分类的基本单位。如建筑方面的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戏剧方面的川剧、越剧；饮食方面的四川火锅、北京烤鸭等，都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物种（图3.3）。文化物种与文化基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变革，会使文化基因发生变异，导致相应文化物种的成长与消亡。像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传统空间骨架与肌理秩序改变，导致新的城市形态与景观的产生。应加强城市文脉的分类研究，自然生态学领域就注重分类特征，类型对于复杂城市文脉环境的意义在于多角度、多侧面与全方位地了解其结构组成。

第三，文化种群是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范围内的同一文化物种个体的集合。这一概念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同一物种个体在文态系统的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如在某一城市地段，可以通过统计不同时期不同风格建筑在地段内的密度，获取不同建筑文化物种个体的分布特征，或者测定地段内持不同观念和社会文化习俗的人群的覆盖度，可以获取城市亚文化区的分布规律。文化群落，或者称为文化丛，则是指不同文化种群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集合。着重研究各种群之间的关系，重点群落的空间结构和各物种在群落中的数量多少，可以反映出文化群落中的物种优势等级和领域特征。

第四，本文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不同文化物种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即不同社会文化物种和种群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存在状态、功能作用和消长变迁等方面的规律特征。其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汇集积淀着各类文化，不同的物质景观、行为方式、文化观念并存于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其分布状态、空间格局以及寻求内在规律性是文化生态学的主要内容。其二，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既涉及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又关系到环境，故成为两者的结合点，使命是把握文化生存与文化环境的调适与内在联系，人类与其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

图3.3　不同的文化物种

来源：自摄、翻拍整理

4）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

“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然也是城市和建筑的尺度，也是形成文脉关系的重要量度，涉及文脉构成、运动、演化的规律机制无疑是人的行为，是一种人在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制度规范。“人文”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它与“天文”相对，指的是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方面的事务。英文中的humanism通常被译成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在西方语境中人文精神简化就是“人”的精神，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情趣等，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是构成新文脉的重要理论外延。

西方话语中的人文精神内涵随着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般而言，人文精神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基本特性，是从文艺复兴获得的。在历时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里，西方人同宇宙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超自然的模式——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一部分，人生来注定而且应当被当作向上帝的恩泽献祭的羔羊；但文艺复兴运动继基督教的神学统治之后，在欧洲历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这种文化范式中的“人”是以“宇宙的主宰、万物的尺度”身份而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即是人文主义学者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人”设计的新的信仰体系和生存形式。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针对宗教、伦理、政治对于个体的压抑，主张个性的张扬，强调感官、此岸、现世、工具的重要性，主张从宗教神灵的彼岸王国，回归到世俗的感官的物质的生活，认为前者是虚幻而后者才是真实的，才是人本身。由此可见，人文主义在理论上的关注点是人，主张以人的经验作为人了解自己、上帝、权威的出发点。这种模式虽然在古代已露端倪，但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奉为合乎人性的生存法则。

人文精神作为由文艺复兴运动塑造出来的近代新人的生存信条和道德理想，以及作为人们怀疑并否定宗教权威的强大内驱力，针对中世纪的人作为宗教的奴隶在“原罪”重压下的自我恐吓与自我禁锢的荒诞与残忍，在上帝之后第一次勇敢地对“人”的本质和地位作出了重新界定和认识。因此，相对于中世纪人的主体意志被“救赎”和“来世”等神学观念完全遮蔽，人人以恭顺的宿命姿态听命于上帝对自己作出“选民”或“弃民”的裁缺，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对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关怀与追求，对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的存在的关注。它以人为中心，崇尚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它关注的是人的本性、生命的目的，以及人要走向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这是人本主义概念的来由和其内涵解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