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在此所论的“亚洲主义”，追根溯源，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意义上的历史概念，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概念。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日本的一批学者和政治精英提出的有关“亚洲主义”理念^[1]，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亚洲主义的思想^[2]，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甘地与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一批思想精英的讨论，“亚洲主义”曾经成为亚洲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共同话题。早期的“亚洲主义”实际上是“源于亚洲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对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引发的民族危亡和亚洲前途命运的思考，这种思潮在日本逐渐异化为侵略和独占亚洲的借口和工具”（王毅，2006）^[3]。根据王毅的论述，在“二战”结束后，万隆会议使“亚洲主义”得以复苏，但“冷战”大环境、亚洲国家间的分歧等因素很快使刚刚复苏的“亚洲主义”陷入停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亚洲区域合作进程中逐步培育起亚洲意识而成为21世纪“亚洲主义”的先声；他自己提出的“新亚洲主义”是合作、开放、和谐的亚洲主义。从以上对“亚洲主义”的回顾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中，不论其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如何，“亚洲主义”这一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构建某种“亚洲共同体”的内涵。

从理论角度看，“主义”在辞典释义上指的是“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或者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那么，在本章讨论的国际传播中的“亚洲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国际传播活动、文化交流和相关学术研究背后所体现出的具有亚洲特色的哲学理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根本主张。从其现实意义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彰显“亚洲主义”的旗帜背后，体现出的恰恰是亚洲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和身份认同感的觉醒，体现出亚洲国家走向世界的自豪感。

在此讨论的国际传播中的“亚洲主义”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亚洲共同体”，或者说是传播理念和价值层面上的“亚洲精神”“亚洲特色”或“亚洲一体”的气度与姿态。这实际上与政治外交概念上的“亚洲主义”相一致，后者关注的是政治外交关系，前者关注的是文化传播交流关系，两者之间互为基础、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亚洲共同体”的物质框架的构建，还是需要精神灵魂的栖居；只有在国际传播中实现了“亚洲主义”，才可能是真正完整的“亚洲主义”；同时，在传播领域，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还很有可能先于政治外交行动，达成某种一致性。此外，精神层面上的“亚洲主义”还具有某种独特的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