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 海
(澳门理工学院讲师,《澳门理工学报》编辑，博士)
[提 要] 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四年实践的基础上，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界同仁于2015年初提出了一种新的期刊数字化思路，即在开放互动的平台上进行以“专栏”爲基本单元的学术传播，并着手与数字服务商合作开发基于这一理念的域出版学术平台。如果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从学术期刊自身困境出发采取的数字化对策，域出版则是从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的高度对学术出版体系的重新规划。随着新的媒介不断兴起并彼此融合，学术传播乃至学术生产或许都将发生深刻的改变。学术期刊界有必要从媒介变革的角度对域出版作更深入的思考，并推动相关合作与实践，努力使之成爲适应新新媒介时代的学术平台，进而对学术生态产生正向的作用。
[关键词] 域出版 超云 学术平台 新新媒介 学术传播 学术期刊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链条中的枢纽地位动摇了；与此同时，中国学术期刊体制积弊已久，一场变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期刊转型与体制变革“这两场历史性变革的不期而遇已注定了它们的进程必然会交织在一起”。[1]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每个新世纪的学术期刊人都要同时面对双重挑战：一是按传统的方式把刊物办好，即所谓“内涵式发展”；二是在期刊转型与体制变革中把握大势和方向。期刊转型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诸多障碍与困境盘根错节，常给人狐狸咬刺猬——无从下口之感。相对而言，期刊的“内涵式发展”则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容易带来成就感，与期刊的直接利益结合也比较紧密，成为绝大多数期刊人的“务实”之选。我们或可借用一则禅宗公案来理解二者的关系。马祖道一见南岳怀让在石头上磨砖，忍不住问：“你磨砖干什么？”怀让答：“我打算把它磨成镜子。”道一不解：“砖怎么能磨成镜呢?”怀让反问：“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从单刊的角度，尽管可以通过数字化、特色化、国际化、精品化等多种方式实现“内涵式发展”，比如可以藉助经营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加强数字化传播，但这些还是在“磨砖”上下功夫，无法从根本上突破期刊发展的瓶颈，这反过来也为单刊发展设置了天花板。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唯有范式层面上的转型和变革，才有望开出中国学术期刊的新境界，为学术期刊人在未来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学术传播秩序中争取更主动的位置。
2010年末，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界同仁提出了联合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的构想，并于次年付诸实践，其要旨是对各加盟刊文章按专业或专题进行数字化整合，并在网络上开放传播。2015年初，在网刊四年实践的基础上，他们又在探索一种新的期刊数字化思路，即在开放互动的平台上进行以“专栏”爲基本单元的学术传播，进而着手与数字服务商合作开发基于这一理念的域出版学术平台。
关于域出版已经有过一些讨论，如朱剑从学术传播秩序重构的角度对域出版的理念和背景做了清晰的阐述，[2]笔者也曾撰文探讨域出版平台的设计思路、[3]学术编辑在域出版平台中的作用等问题。[4]本文拟尽量避开上述角度，粗略地回顾域出版并不遥远却已经有些模糊的诞生过程，并尝试从媒介的视角对域出版平台作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网刊：域出版的史前史
2010年9月，《南京大学学报》朱剑主编公开发表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其要旨为：联合教育部“名刊工程”的高校学术期刊，对各刊纸质版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重组，打破校域界限，成立联合编辑部，创立若干一级学科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期刊群，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5]
网刊创办的前夜，期刊体制改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数学术期刊并不认同转企改制的方向，但又无可奈何，学术期刊界弥漫着一种前途未卜的焦虑情绪。也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处境，让学术期刊的主编们更容易接受期刊人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以惊人的效率付诸实施。2010年10月12日在重庆举行的名刊主编论坛，可以看作学术期刊界改革行动的策源地。叶娟丽教授对此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追述：“这次会议期间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我称之为学报的‘南湖会议’。仲伟民主编、朱剑主编，还有十几位名刊主编开始谋划创办网刊。重庆会议之后仅三天，我们就收到仲伟民主编和朱剑主编起草的各种文本，网刊工作正式启动。”[6]
2011年3月，《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17家“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创办了《文学学报》等10个一级学科的专业刊，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
网刊方案是由学术期刊人提出的，这使得它在气质上既不同于政府管理部门主导的顶层设计，也不同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设计，更不同于IT精英那种技术导向型的设计。诚如叶娟丽所说，这一变革方案既源于学术期刊主编们对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危机感，也是对其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的算计。[7]从数字化或者说从媒介变革的角度突破期刊改革困局，这一做法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闯入期刊改革的雷区，而是从侧翼迂回包抄，在原有期刊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网络空间另起炉灶，再逐渐以新媒介自身的力量改变传统的业态”。[8]增量改革是中国学术期刊改革题中必有之义，因为要激发期刊人的积极性，只能是增量改革，从网刊到域出版都是以增量改革的思路来设计的。
网刊的出发点虽然是学术期刊的现实焦虑，但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多是以学术期刊群体的前途命运乃至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至于自己的现实利益反倒很少考虑。比如，网刊从一开始就坚持免费开放原则，团队成员们以义务性的付出支撑了网刊六年来的运行。可以说，网刊的尝试是学术期刊人理性思考与理想主义情怀的结合。
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网刊的弱点也逐渐显露，“纸本文献的数字化重组只是网刊初级的形态，是网络出版与传统学术期刊出版体制妥协的结果。由于传统期刊思维和体制因素的掣肘，网刊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需要模式上的突破”。[9]
网刊之所以会从蓬勃发展进入瓶颈期，或许可以从中国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来理解。2012年7月，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编辑部要么转企要么改为办内部刊物。[10]这种“一刀切”的改革方式在学术期刊界引起了强烈反弹。由于遭到抵制或消极对待，体制改革并未真正展开，但迫近的危机感让学术期刊界进入一种应激状态，更多的主编和编辑认识到，在变革的洪流中已经无法苟且偷安。在上层管理部门硬性的改革方案映衬下，网刊那种维持现有编辑部体制而在数字平台上另起炉灶的改革思路，在学术期刊人看来显得格外贴心。或是在风雨飘摇中抱团取暖的心理需要，使得期刊界参与网刊的热情迅速升温，此时的网刊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在网刊初创时，发起者是17家高校学术期刊，2012年初又增加了4家，这21家都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范围之内。2012年11月，在《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公布之后的第一次网刊工作会议——厦门会议上，时任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的徐惟凡建议把网刊做大做强，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会议决定网刊进行扩容。为保证网刊稿件的质量，运营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刊物入门标准，在CSSCI的技术支持下遴选出第一批拟扩容名单，并逐一发出邀约。到2013年春天在成都召开网刊工作会议时，网刊的成员已经新增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49家，扩展到70家。成都会议之后，随着网刊影响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主动要求加入。笔者有幸担任网刊扩容工作的协调人，在与诸多期刊互动的过程中，常为期刊界同行们参与网刊的热情所打动，但也只能严格把关，忍痛婉拒了不少申请者。尽管如此，到2015年域出版理念提出的时候，加盟网刊的学术期刊已经增加到140家左右，包括《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内的高校优秀期刊几乎全数加入。与此同时，专业刊的数量从10个增加到12个，有的专业刊之下还分设了二级学科的专业刊，更重要的是，陆续创办了《三农问题研究》、《儒学研究》等7个问题边界清晰的专题刊。专题刊在当时便被寄以厚望，与后来域出版的思路有明显的连续性。随着网刊的不断扩容，稿件量急速增长，例如2013年第5期的《经济学报》发文量达到119篇之多，《文学学报》和《历史学报》也在100篇上下。加盟期刊的增多、稿件的增多、网刊种类的增多，使得网刊运营团队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也促使网刊工作平台连续升级改进，网刊逐渐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然而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经历了一年多的管理顶层与期刊基层的冲撞与磨合”，[11]重组后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发布了《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2]洪峻峰敏锐地指出，尽管《通知》文件名称没有出现“体制改革”的字眼，但其实质就是“重新提出学术期刊改革的实施办法”，[13]新的文件完全避开了“转企”问题，其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就是：编辑和出版分开和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发展。这就意味着，在期刊体制改革中，学术期刊将作为特殊的类型享有特殊的政策。早在2012年初，朱剑已经提出“将纸本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对待的‘两分开’办法”。[14]网刊正是一种“两分开”的实践：将纸质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暂时维持纸质期刊现状，而在数字化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编辑继续留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实现编研一体，而出版发行则交给大型出版集团或网络运营商。而学术期刊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发展，恰恰是朱剑的核心主张，也是创办网刊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方案。
《通知》颁发后，学术期刊界与行政主管部门在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大大缩小，关系也更加融洽。例如，2014年5月，在《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的“高校学术期刊转型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20余位高校学术期刊负责人与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和教育部社科司等期刊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通知》及学术期刊改革的政策进行了对话，会上开诚布公的氛围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新方案相呼应的，是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术期刊的资质认定与质量评估。划清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限，或许就是为了将在改革中享有特殊政策的学术期刊区分出来；而质量评估则是对学术期刊进行再次筛选剔除，建立退出机制。与强调“劣汰”的质量评估相应的是强调“优胜”的期刊扶持政策。2012年的7月和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两批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名单，约200家期刊得到了持续的资助，资助力度对学术期刊而言不可谓不大，对学术期刊办刊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这一系列的变化对网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网刊的理念和方向在政策层面得到肯定，对网刊的发展有很强的正向鼓励作用；另一方面则缓解了学术期刊的改革压力，特别是得到资助后稳定感的加强和经费上的充裕，让很多期刊人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增长了维持现状的惰性。后一个方面或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大约从2014年开始，网刊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
反观网刊自身，是否也出现了问题呢？在实践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设想难以实现，比如合作仅限于最终产品的重组，而没能推进到出版全流程；网刊的发起者既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企业，而是分散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编辑部几乎都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这导致了网刊主体身份的暧昧，也限制了外部资源的投入；由于缺少现实利益的支撑，提供技术平台的合作者投入动力不足，使得网刊缺少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在理念上，网刊创办针对的是纸本期刊的现实焦虑，尽管运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观念上还没有转变为互联网思维。比如，网刊仍执着于“期”和“刊”，时间上按期出版，形式上保持传统期刊固有的模式，与纸本刊的区别只是搬到了网上而已，没有真正发挥出互联网的优势。[15]此外，由于网刊依附于期刊数据库的平台，很难建立独立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与更加媒介化的新一代互联网平台相比，数据库的观念已经陈旧了，需要从媒介变革角度寻求突破。
网刊的存在，既有某种过渡性又有其独立的价值，可能会与域出版长期共存。在可见的层面，网刊提升了加盟期刊文献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学术期刊界前所未有的密切协作，加深了业内同行对于数字化的理解和认同，使得期刊界对域出版的接受水到渠成。
二、在媒介变革中孕育
在笔者看来，从网刊到域出版，其中的连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域出版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已经蕴含在网刊早期的方案中。在网刊刚刚创办的2011年，笔者读过一篇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名义撰写的文章，文中写道：“‘云出版’的诞生，意味着‘聚合’——内容的聚合、平台的聚合、渠道的聚合——必将成为今后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也必将加速手持终端取代传统纸本书刊的过程，特别是非生活休闲类的学术书刊。那么，在‘云出版’时代，学术期刊将何去何从，是坚守纸本或独立网站，还是走向聚合，拥抱‘云平台’？这对社科学术期刊来说，是个颇为艰难的抉择。而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综合性社科学报则迈出了走向‘云出版’的第一步。”[16]这种“云出版”的观念，非常明确地包含了“聚合”、“平台”、“移动终端”等互联网思维的要素，不但可以涵括网刊的方案，离域出版也已经非常接近。正如文章所说，网刊只是“云出版”构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自从网刊创办以来，网刊团队对于网刊改进的酝酿从未停息，域出版正是这种长期思考的产物，将其看作网刊的迭代产品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处于一个媒介快速变革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还在持续之中。如果说，从纸本期刊向网刊转型，是从印刷媒介向互联网媒介的跃迁，那么从网刊到域出版，则是互联媒介内部的代际更新。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2009年出版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中提出了媒介“三分法”：旧媒介、新媒介、新新媒介。他把互联网以前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统统归入旧媒介。旧媒介有确定的时空定位，比如日报每天出一期，月刊每月出一期，我们要耐心地等待出版，而且通常由专业人士生产和传播，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遵循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模式。新媒介是指互联网的第一代媒介，发端于1990年代，譬如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等，其特征是信息一旦上传到互联网上，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使用。新新媒介是指互联网的第二代媒介，兴起于世纪之交，譬如Wechat、Youtube、Twitter、维基百科等，其主要特征是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其生产者，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兴趣去表达和出版，而且通常是免费的。[17]另一个常被使用的概念是“社交媒介”。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社交媒介（Social Media）是“人们用来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一般的社会大衆媒体最显著的不同是，让用户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自行集结成某种阅听社群”。[18]很明显，“社交媒介”和“新新媒介”所指的基本上是同一类媒体，只是“社交媒介”更强调“互动”以及“社群”的形成。莱文森对“社交媒介”这一命名方式不大满意，因为“社交”不足以涵括这种媒介的多重特性，而“新新媒介”则有更强的包容性。
“新新媒介”的内涵可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甚至为尚未出现的要素也预留了空间，这个概念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提醒我们，“新”的媒介可能很快会变旧，而更新的又会出现。从网刊到域出版，虽然只经历了短短几年，但学术期刊界对新媒介的理解、接受和应用的能力，或者说“媒介素养”，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网刊已经是新媒介，而域出版显然是一种更新的媒介，无以名之，姑且借用新新媒介这个概念来表达。网刊联合编辑部主要是藉助QQ群召开会议或处理日常工作，这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很新的方式，“老编辑”们接受起来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而域出版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微信群里进行的。这或许可以看作媒介变革的隐喻，网刊和域出版的关系，就有点像QQ和微信。从媒介划分的角度来讲，纸本学术期刊是旧媒介，网刊已经属于新媒介，而域出版则是一种新新媒介。
新新媒介的出现，为建立以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的学术平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固然是因为新新媒介建立在更新更强的技术之上，克服了印刷媒介的某些缺陷，更重要的是，新新媒介的一些特性与学术自身的逻辑有一些微妙的契合之处。例如，学术交流在学术活动中本应处于中心地位，但印刷媒介的局限使得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被压抑甚至忽视，而新新媒介提供了实时便利的多元互动环境。再如，新新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的特性以及免费分享的精神，与学术生产和消费原本的性质颇有类似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讨论，待以后专文探讨。
网刊核心团队对未来的思考从未停止，一种新的思路在反覆的集体讨论中不断碰撞与融合，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朱剑2014年11月在《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从媒介变革的角度预言了学术出版的未来走向，在域出版理念形成的历史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回过头来重温此文，会发现域出版的理念此时已经基本成型：“我们不妨从技术角度大致勾勒学术新媒体的若干特征。其一，学术信息的传播更为迅捷。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纸本时代从中心到边缘的纵向传播模式，实现了横向的共时态传播，传播不再有任何物理障碍。其二，大量学术信息的聚合（大数据）构成了开放的公共学术平台。在这个大平台上，传统学术期刊已无法独立存在，传播的单元已从期刊变为单篇论文。其三，为改变巨量信息聚合而导致的无序状态，学术期刊将以新的形式呈现，那就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组合灵活的个性化期刊，并形成有序组合的期刊体系。”[19]
三、域出版理念的诞生
据朱剑回忆，域出版诞生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2015年年初见到汪新红（超星副总经理，域出版项目负责人），跟她说起应改变知网模式，专栏应该是未来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开放获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汪深以为然。三月，史超（超星公司总经理）在南京找到我，告知超星要进军期刊传播，问对策，我告知以与汪谈话的内容，谈得更具体和深入，谈了有三个小时，得到史超的赞同。三月初，清华开文学编辑会前，与桑海有交流，得到桑海赞同。文学编辑会时，正式在会议上谈以专栏为基本单元的设想。会议期间再次见史超，商谈合作。此后，超星大张旗鼓地推出域出版。”[20]
在2015年3月初，笔者与朱剑有一次电话交流，商谈高校学术期刊界数字化合作的新方向，他着重阐述的就是“专栏应该是未来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这一思想。朱剑、仲伟民与史超在清华近春园会面时，笔者也在场，印象最深的，除了朱剑对专栏传播以及在线平台的描述外，还有他对那种类似于ZAKER的私人订制的信息聚合功能的热衷，以及对坚持免费开放获取的反复强调。史超对朱剑所描述的平台抱有很大的兴趣，并原则上接受了免费开放获取的合作前提。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初步达成意向，学术期刊界与超星公司合作建设平台，学术期刊方面提供设计方案、内容资源和编辑力量，超星公司则负责平台开发、技术支持、产品推广等。
笔者在清华大学筹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有幸成为域出版理念诞生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论坛的第二天，即2015年3月12日上午，朱剑为与会的文学编辑做报告，明确指出“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因为“专栏学科边界和问题边界最为清晰，可以完美对应学术共同体，是最合适的共同体交流平台；依托专栏可以实现编辑与专家完美结合，由专家担任的专栏主持人可以组织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研究，以专栏为单元的学术传播最具影响力；专栏最能体现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作用；专栏最能发挥综合性学报的优势，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专栏也是最佳跨校合作单元”。[21]令人信服地论证“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是朱剑对期刊数字化多年思考的结晶，也奠定了域出版的理论基础。[22]
朱剑还对建设“数字化传播平台”提出了基本设想：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包含多个边界清晰的专栏；以专栏为单元的私人定制期刊；不按“刊”的周期出版，随时刷新；聘请一流专家担任主持人；建立审稿专家库；以专栏为依托举办学术活动；专栏内作者、编者与读者的互动；以专栏为中心的学术评价，真正的以文评文；以专栏为中心的新媒介传播；等等。[23]一位与会记者对私人定制期刊的设想做了这样的描述：“以专栏为基本单元的私人定制期刊，或将成为未来期刊的新模式”，“如果一级学科设20～30个专栏的话，那么，将会有几百个专栏陈列在数字化平台上，读者可以随意订阅他感兴趣的专栏，把它组成一本独一无二的杂志。”[24]尽管在这个报告中，朱剑并没有说出“域出版”这三个字，但域出版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会上笔者也从学术传播媒介变化的角度对学术期刊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并对在线学术平台的功能有所勾勒。这次会议上对域出版理念作了最早的公开完整表述，可以看作域出版理念的诞生地。
2015年3月，笔者在为即将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的“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撰写的会议论文中，论述了在线学术平台将会取代学术期刊，成为互联网时代主流的学术平台，提出应该从学者的需求出发设计构建在线学术平台，并从六个方面对平台提出了框架性的构想。[25]这篇文章反映了笔者当时对新平台的理解程度，同时也是对平台进行框架设计的初步方案。
四、域出版的命名
“域出版”这一词语组合是由超星公司提出的，这或许与该公司已有的产品“域搜索”有关。在2015年4月的澳门会议上，汪新红已开始使用“域出版”来指称超星公司正在开辟的期刊业务，这也是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组合。大约从5月开始，超星公司开始动员各期刊编辑部签署域出版合作协议。从当时的协议文本看，域出版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日渐清晰，是在学术期刊有更多介入之后。但从域出版的概念史角度看，超星公司还是在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以“域出版”爲“以专栏爲基本传播单元”的出版理念命名；二是使这个理念迅速传播；三是爲这个理念的不断丰富留出了足够的余地。
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涉及域出版的公开文章是《域出版：学术期刊的移动新阵地》。文中写道，超星“日前研发实施了学术期刊移动出版提升工程——域出版，是其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深耕22年、服务近万家机构后的一项创新”，“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信息等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后，超星集团的域出版无疑是学术期刊从基于PC端的数据库与网络出版提升到基于智能手机的互动服务与移动网络出版的一次‘大跨栏’”。[26]虽然作者是一位传媒研究者，但这篇文章的叙述似乎却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的。比如文中写道，域出版“以先知先觉的学术期刊从业者为合作伙伴”，句中缺省的主语就是“超星”，而“学术期刊从业者”则是明显的“他者”。这篇文章是作者2015年5月参加“全国书刊业融合新媒体发展经验研修班”的调研成果，[27]其信息来源或许是超星的介绍。
稍后，汪新红在一篇文章中对域出版做了阐述：“域出版理念于2015由中国领先的数字出版方案提供商超星集团首次提出。超星的学术期刊域出版方略，是基于其发现、百链、读秀等具有庞大使用者基础的数字出版平台以及最新研制的‘域出版平台’来实现的。”[28]从中可以看到，域出版至少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一种理念，即理论层面；其次是一种方略，即战略层面；再次是一种平台，即技术和产品层面。文中对域出版的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在数字出版中，期刊编辑部按学术规范处理完稿件后，根据稿件内容决定编入哪个专题栏目，这个专题栏目就是‘域’，按‘域’组织发布和出版传播数字论文，就是期刊的‘域出版’。”[29]很显然，这是对朱剑观点的重新表述，所不同的只是用“域”替换了“专栏”。由此可见，超星提出的“域出版”，其实质就是以“专栏”为传播单元的数字出版。2015年6月10日，某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带有超星官方色彩的文章，把域出版定位为“期刊移动出版提升工程”，对“域”和域出版的界定与汪新红的文章非常类似。[30]
2015年11月举行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空间构建学术研讨会暨云舟上线仪式”上，史超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是朱剑提出了域出版的理念，并多次引述朱剑“重建学术传播的新秩序”的说法。很明显，超星完全认同并全盘接受了期刊界提出的以专栏为中心的期刊数字出版理念，并将之定名为“域出版”。也就是说，在域出版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学术期刊人贡献了其理念内涵，超星则贡献了“域出版”这个名字。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名称主要是超星在使用，学术期刊界鲜少有人用“域出版”的说法，而是用“专栏出版”、“在线学术平台”、“新平台”等来指称。随着超星推广力度的加大，域出版这个概念逐渐传播开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期刊界对其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朱剑在《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中采用了与“域出版”相类似的“专域平台”一词，在近期的文章中更是开始直接使用“域出版”。“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2016年9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第一次明确把域出版作为会议的名称，标志着这个名字已经正式被学术期刊界所接受。
期刊人之所以会接受以“域出版”来命名“以专栏为基本单元的出版模式”，是因为“域”是一个很好的概括，简洁明了地提炼出“外部边界清晰，内部结构严谨”的意涵。学术期刊人与超星不约而同地把域出版描述爲一个“平台”，但在对这个平台内涵的理解和实际运用上却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超星看来，域出版似乎主要是一个期刊数字化网络化出版的技术平台，可以汇聚海量的出版资源，并提供了各种技术支持。期刊人则对这个平台有着更多重的期许：它应该既是技术平台又是传播平台，即不仅面对期刊，还要面对受衆；同时，它既是平台，也是产品。这种差异也许应当理解为一种“视差”，超星主要着眼于数字技术与资源整合，期刊人主要着眼于期刊数字化和在线传播。由于两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打量域出版，得到的视觉印象不同，便形成了“视差”。或许，双方的印象叠加在一起，才是对域出版平台更完整的理解。相信域出版这个概念，会在双方未来不断的沟通与合作中实现“视域融合”，内涵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五、平台的初步构建
2015年5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方式”研讨会上，围绕以专栏为中心的新平台做了报告和讨论。这是学术期刊界为域出版合作进行的前期准备。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6月。从6月11日到12日，朱剑、仲伟民在北京与超星负责人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讨论。超星基本接受了期刊人提出的初步方案，特别是无条件开放获取的合作前提，同意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与期刊人共同开发域出版平台，双方的合作由此正式开始。期刊人与超星之所以能就“域出版”的方案达成共识并开启合作，正是基于双方资源上的匹配与理念上的共识。在域出版的方案中，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编辑力量与超星技术力量、数字资源、用户渠道可以充分地结合。这也意味着，无论从数字服务商还是从学术期刊的角度，“域出版”都是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最优选择。
紧接着，6月18日，新平台筹备组就利用端午小长假在武汉大学开会，这也是学术期刊召开的第一次新平台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新平台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运营主体、组织架构、设计思路、合作协议等等。7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业务培训在呼和浩特举行，筹备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将运营团队主要成员以及新定的各学科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以理事长蒋重跃教授为首的研究会领导班子，对新平台的筹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本次培训会上的主要内容也调整为宣讲新平台。与网刊不同的是，新平台的参与者不限于高校学术期刊，而面向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而且不对参与的期刊设立门槛，只对稿件质量有统一的标准。新平台的理念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的普遍欢迎。
2015年10月，筹备组在域出版的工作微信群里征集新平台的名字，经过一番热烈的头脑风暴，最终将产品平台定名为“超云”。其后，一大批依据学科或问题领域建立的学者编辑互动群在微信上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1月，筹备组将平台设计的文字稿交给超星，李宏弢等人起草了单刊与超星的标准合同，其核心原则是期刊将内容资源无偿授权给超星在网上传播，前提是向所有用户免费开放，从而爲未来“超云”平台的开放获取和衍生功能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平台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开发阶段。
2015到2016年间，从南开会议开始，学术期刊界围绕新平台的建设召开了多次研讨会，除前文提到的会议之外还有：9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络专栏合作方式”研讨会、2016年4月在重庆大学举行的“学术期刊专栏出版暨学术平台建设”研讨会等。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平台设计的细节、编辑团队的组织、专域的设置、审稿专家库的建设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专门成立了“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作为“超云”平台的运营机构。正如叶娟丽在重庆会议上所说，“从南开会议到西安会议，开始转入新的时代，即关于专栏合作的超云时代”。[31]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就不难看出，学术期刊界对新平台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在逐渐加深。
2016年以来，超星方面加快了域出版系统开发的进度。2016年9月在“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主办的“‘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上，域出版平台首次上线试用。10月20日，超星在北京召开“媒体融合·域出版平台发布会”，正式发布域出版平台。
工作平台已经搭建成功，接下来就要开始搭建产品平台以及面向受众的传播平台了，这虽然鼓舞人心，但推进起来也异常艰难。如今的超星“学习通”，尽管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域出版”技术支持平台，可以藉此实现期刊的解构和重构。但“学习通”只是一个技术平台，还不是一个适合受众的传播平台，更不是一个产品。目前，域出版的产品平台“超云”正在积极构建之中，这个未完成部分，必须要由期刊人来唱主角。从提出构想至今，将近两年的时光过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域出版产品仍未问世，与当年网刊的迅速付诸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昭示着，域出版是远比网刊更复杂的一项系统工程。
与网刊类似，在域出版理念孕育和产生的过程中，要同时考虑技术与体制两种背景因素。域出版提出的目的，主要在于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国际学术传播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本土化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因为域出版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背景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了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学术期刊的必由之路。二是今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仅不符合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规律，而且也不符合纸本时代的规律，因而其转型必然是媒介形式和体系化重构的合而为一，其难度可想而知。三是中国特有的期刊体制即以审批制为核心的主管主办制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有根本改变。期刊人虽然有危机感，但同时也有幻想和惰性。这就决定了如果由中国学术期刊人来承担转型和重构的使命，必然要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更为艰难的道路。域出版就是一种寻路的尝试，至于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通向何方，则有赖于读者诸君的共同思索与努力探寻。
注释：
[1]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2]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朱剑：《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体制与学术传播秩序——以媒体更迭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转型爲中心》，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3期。
[3][8][9][15][25]桑海：《我们需要什麽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桑海：《学术编辑：学术传播新模式的灵魂——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域出版学术平台”爲例》，北京：《传媒》，2016年第19期；
[5]参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6]《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整理：《学术期刊专栏出版暨学术平台建设——研讨会会议实录》，重庆：《重庆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7][31]参见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0]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2012年7月30日印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8月3日。
[11][13]洪峻峰：《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2]参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4］46号文件。
[14]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16]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朱剑执笔）：《“云出版”视角下的学术期刊——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为例》，2011年，未刊稿。
[17]参见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8C%96%E5%AA%92%E4%BD%93
[19]朱剑：《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
[20]资料来源于2016年11月12日对朱剑的微信采访。
[21][23]朱剑：《再论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兼论专栏在学术在线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3月13日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文学学报》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
[22]朱剑的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多次学术会议上不断复述和深化，并形诸文字，代表性文章是：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4]孙妙凝：《学术期刊编辑应走上学术在线传播的前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3月31日，http://www.cssn.cn/zx/bwyc/201503/t20150331_1567947.shtml
[26]李祖平：《域出版：学术期刊的移动新阵地》，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6月4日。
[27][28][29]汪新红：《移动与社会化网络环境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见李向玉主编：《总编视角——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0]参见《域出版——期刊移动出版新路径》，“主编汇”公众号，2015年6月10 日。
注释：
[1]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2]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朱剑：《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体制与学术传播秩序——以媒体更迭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转型爲中心》，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3期。
[3][8][9][15][25]桑海：《我们需要什麽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未来之构想》，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桑海：《学术编辑：学术传播新模式的灵魂——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域出版学术平台”爲例》，北京：《传媒》，2016年第19期；
[5]参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6]《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整理：《学术期刊专栏出版暨学术平台建设——研讨会会议实录》，重庆：《重庆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7][31]参见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0]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2012年7月30日印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8月3日。
[11][13]洪峻峰：《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2]参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4］46号文件。
[14]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16]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朱剑执笔）：《“云出版”视角下的学术期刊——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为例》，2011年，未刊稿。
[17]参见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8C%96%E5%AA%92%E4%BD%93
[19]朱剑：《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与融合发展》，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
[20]资料来源于2016年11月12日对朱剑的微信采访。
[21][23]朱剑：《再论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兼论专栏在学术在线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3月13日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文学学报》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
[22]朱剑的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多次学术会议上不断复述和深化，并形诸文字，代表性文章是：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4]孙妙凝：《学术期刊编辑应走上学术在线传播的前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3月31日，http://www.cssn.cn/zx/bwyc/201503/t20150331_1567947.shtml
[26]李祖平：《域出版：学术期刊的移动新阵地》，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6月4日。
[27][28][29]汪新红：《移动与社会化网络环境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见李向玉主编：《总编视角——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0]参见《域出版——期刊移动出版新路径》，“主编汇”公众号，2015年6月10 日。
[责任编辑 刘泽生]
[中图分类号] G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74 - 1824 (2017) 01 - 0104 - 10
文献来源:《澳门理工学報》2017年第1期，P103-11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