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的新尝试…………原祖杰

原祖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历史学前沿》联合主编)

随着媒体的交叠更替，学术传播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转型。三个半世纪前，由于科学革命的推动和纸张、印刷以及图书装订等一系列技术的成熟，让定期出版学术期刊成爲可能。1665年在巴黎和伦敦先后出现了两份学术期刊，即《学者杂志》和《皇家学会哲学会刊》，从此开啓了学术传播的纸质期刊时代。经过三个半世纪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现代学科划分被广泛接受以后，学术期刊从形式到内容都日臻完善，成爲学术发表最爲重要的载体。然而，随着信息革命的爆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不同形式的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巨大转变，学者们的阅读习惯、写作习惯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中向新媒体靠近，纸质期刊的原有功能不断被削弱，让期刊人首先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彷徨不安。学术发表向何处去？学术期刊的出路何在？成爲广大期刊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近来，期刊界的改革者们与超星集团合作，推出一个新理念——域出版。作爲一种新尝试，域出版能否带来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的革命，是中国期刊界乃至广大学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然其成败所系何处，则是合作方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毋庸讳言，中国的任何局部改革都绕不过现有体制，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鼓励将是这次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证。对于体制和政策因素在期刊改革方面的作用，朱剑、仲伟民等期刊改革的领导者们都曾撰文剖析，在此不再赘述。除了体制和政策因素之外，决定其成败的至少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是域出版作爲一种传播理念是否符合学术传播的一般规律，作爲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尝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学者的需要；其二是域出版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引领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的未来走向。本文围绕这两个因素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在上世纪后半期互联网在传播领域开始攻城略地之前，经历数百年发展的纸质学术期刊已经臻于成熟，其功能基本可以满足研究者的各种需要。要了解学术传播的一般规律，首先要了解学术期刊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哪些不可或缺的功能。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专门讨论了学术期刊的对话与交流功能(《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2期)。应该说，定期出版的纸质学术期刊在让学术交流规范化的同时，也限制了期刊出现之前学者之间通信交流所具有的灵活性，相信互联网时代能够爲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更方便的条件。除了交流功能之外，学术期刊还具有展示功能，作者可以以此爲平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展示自己的发明创造和聪明才智。相对于之前读者范围极爲有限的书信，学术期刊可以同时将作品传递给无数的读者，让作爲发现者或发明者的作者可以一夜成名。我们不否认很多学者以学术进步爲志业，以学术贡献爲己任，但获得业内同行的认可几乎是学术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期望。正因爲如此，我在上述小文中将交流与展示作爲学术期刊的两个基本功能，但这并不否认学术期刊还有其他功能的存在。

学术期刊的第三种功能是其记录功能。在靠通信进行学术交流的时代，科学家们经常因爲某种发明和发现的时间先后引发著作权和发明权之争。学术期刊出现后，作爲一个公共平台能够较爲准确、公正地记录投稿时间，判断发明的先后，从而解决了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此外，纸质期刊能够得到永久保存也增强了其记录功能，给发表者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

学术期刊的第四种功能是其评价功能。因刊评文的习俗一直广受诟病，但长期以来却行之有效，除了它爲学术管理带来了便捷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期刊的品牌影响已经深入人心。期望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业界名刊几乎是每个研究者的心愿，即使大牌学者也未能免俗。而纸质期刊的分层与多样也恰好爲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与其水平大致相当的发表平台。当然例外总会有的，让作者荣获诺贝尔奖的文章有时也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刊，很多普通期刊也经常通过名人稿件强化其名人效应以提高自己的声誉。但总体来说，期刊界还是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爲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提供较爲可靠的参考。

另外，纸质学术期刊还能够按照一定的发表周期汇聚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章，让研究者通过订阅自己领域的期刊可以方便地了解前沿性学术动态。也就在十多年前，很多欧美学者的生活中还少不了两种订阅：订阅学术期刊以了解学术界的新发现；订阅时事报刊以了解世界上的新事物。茶余饭后翻开一本期刊，阅读一篇业内同行的文章，让有价值的发现和观点成爲他们自己研究和写作的参考，是很多欧美学者的生活常态。然而，这种延续数百年的生活常态在新媒体时代被迅速打破，纸质期刊从此风光不再。

新媒体冲击纸媒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快捷。微博、微信等传播方式都侧重在一个“微”字，走得是短频快的轻灵路子，与学术论文的厚重、繁复相比，它们给读者提供的多是快餐式阅读，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一条完整的信息。二是方便。微信、微博现在大多通过手机终端传送信息，读者可以在茶余饭后或旅行途中方便地阅读，比过去的纸质报刊更方便携带和查找。三是及时。新媒体打破了过去纸质刊以期爲单元的发布方式，可以随时发布，随时获取，学术信息的传递已经接近于实时报道。正是因爲具备这些优势，借助新媒体的学术传播才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与经过数世纪积淀、完善的纸质学术期刊相比，新媒体在学术传播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兹列举如下：

一是其可信度问题。传统纸质期刊不仅可以永久保存，而且多数期刊会非常重视自己赖以生存的学术信誉。然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读者往往是通过搜索引擎从数据库中找出单篇文章来阅读，学术期刊的独立性连同其学术信誉可能逐渐被淡化而最终消失。不仅如此，由于数字版文件可能随时被删除，发布平台也可能随时被关闭，其存在和保全的稳定性自然影响到其可信度和对学术发现的记录功能。

二是规范性问题。现在很多数字化的文件往往未经认真编辑就公开发布，微博、微信中传播的文件尤其如此，包括很多学术发布在内，错漏失误比比皆是。发布者爲了追求时效性而不再顾忌纸质文件齐、清、定的格式要求，也不会像纸质学术文章那样要经过三审三校等严格的编辑程序，更不会提供准确、详细的文献征引，数百年形成的传统学术传播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将会大打折扣。

三是文件长度问题。学术文章的长度也是由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决定的。从目前的学术发表状况看，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文章长度一般在6,000字以上，因爲在这些领域，要说清楚一个严肃的问题，非这样的长度难以奏效。近年来中国学术期刊的文章长度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很多文章发到五六万甚至十几万字。但这样长的文章显然不适合手机阅读，即使不考虑视力损害等健康因素，手机阅读文件的长度也应限制在5,000字以内，也就是让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而不必分成几个时间段来阅读一篇文献。这样看来，具备完整信息的学术文章并不适合在手机上阅读，更不用说标记、引用了。这或许就是很多学者一直对纸本阅读恋恋不舍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学术管理是否方便的问题。目前中国大学的学术管理工作纷纭复杂，科研管理部门爲了追求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通过划分期刊等级来确定文章的水平，这就造成广受诟病的以刊评文问题。中国学术界往往将以刊评文视爲高校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端，岂不知这种做法在欧美很多大学也普遍存在，只不过对期刊的评判权一直掌握在学科领域内同行专家的手中，学术期刊的等级差别存在于学者的心目中，而不是科研管理机构的表格里。中国学术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将这种评判官僚化、简单化了，脱离了学术共同体的制约。客观来说，中国大学在面对不断刷新记录的学术产量面前采用分级管理的机械化作法也是不得已而爲之。一旦期刊格局被打破，固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就失去依托，必然爲科研管理工作制造新的难题。当然，旧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倾覆未必是坏事，很可能爲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创造契机，而域出版的出现将引领学术秩序的重建和学术生态的根本改善。

朱剑在其《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一文中指出，专域平台将成爲“通往学术传播新秩序之路”，因爲这一设计首先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推动学术体制朝着“尊重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以及学术新媒体的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地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二是“通过技术手段让平台实质上回归学术共同体”。以此爲出发点勾勒出具有“开放”、“互动”、“协同”、“质量”、“规范”、“服务”和“评价”等特征与功能的“超云”平台(《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最近，超星团队已经初步设计出以“域出版”爲核心的在线学术出版平台，向学术传播的新时代迈出了重要一步。从现有的设计和超星集团的开发基础来看，域出版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在总体思路上，域出版既要打破纸媒时代的“期刊”局限和学科壁垒，同时又要避免网络信息时代数据库过大造成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满足学者的科研需求。桑海在其《我们需要什麽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一文中从作者和读者实际需求的角度阐述了未来在线学术平台的构想，将学者需求作爲未来在线学术出版的方向(《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学者的科研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需求应不外乎两类：其一是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对于从事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某一专域的档案文献、学术发表(专著、文章等)、百科辞典、学术经典以及相关的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和统计资料等等。对于从事政、经、法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所需的信息可能包括调查统计数据、时政文件、理论方法以及相关的人文发表中可能提供的文化背景等。这些信息可以按照需求的强弱划分等级，让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超星集团通过与学术期刊合作能够利用自己原来的图书情报优势以专域集成和资源链接等方式提供上述信息，爲学者的研究提供更爲便捷的服务。其二是学术同行对自己学术成果的认可、反馈和评价。域出版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学术发表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一目标也贯彻到朱剑等人对“超云”平台的设计构想：六个平台中，至少有三个平台，即审稿平台、互动平台和评价平台的运行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参与。通过审稿平台学者不仅可以参与控制学术发表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可以利用公开评审意见增进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利用了多媒体的优势，让读者可以随时反馈和分享他们的读后感，实现充分而广泛的信息和观点交流；而评价平台旨在通过“学科专家、期刊编辑、读者群体、评价机构共同参与的开发评价机制”，爲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评价创造条件……让论文成爲学术评价的直接对象”(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域出版”是中国期刊界因应新媒体给学术传播带来的诸多挑战而作出的一种新尝试。从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看，其所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让整个信息传播领域面临着是否要重新洗牌的压力，也让原来的学术传播秩序面临着被彻底颠覆的威胁。首先，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来等级化的期刊秩序，让期刊品牌淹没在传播渠道不断涌现的信息大潮之中。而“域出版”的平台设计试图维护学术传播的期刊本位，让一部分名刊在增加传播量的同时不失其品牌效应。其次，它将挑战原有评价机构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让学术评价多元化、大众化。从1960年尤金·加菲尔德创办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并在三年后建立起科学引文索引(SCI)开始，其量化评价标准一直备受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开始参照ISI的做法建立起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引发的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然而，学术发表急剧增加的势头从60年代初就已经趋于明朗。根据英国科学史专家德里克·J·戴索拉·普莱斯(Derek J. de Solla)的估计，从1650年到1950年存在的科学杂志的总数大约是6万份，而这个数量到世纪末将增加到大约100万份(Peder Olesen Larsen and Markus von Ins, The Rate of Growth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nd the Decline in Coverage Provided by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entometrics, 2010 Sep., 84(3): 575-603)，如果把中文在内的所有语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算在内，其总数可能还不只这些。不断增加的学者人数和学术发表数量让学术评价不得不依靠量化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术机构尽管深知量化评价的弊端，却也不得不采用这些评价机构提供的数据指标的原因所在。而超星设计的新的“域出版”平台，能够让读者直接进行阅读反馈，从而参与学术评价，为超越量化评价创造了条件。第三，新媒体的发展也将挑战以学术职称和学术声誉为依据的学术权威秩序。曾几何时，学术秩序的维护依靠的是少数学术权威的一言九鼎。他们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学术声誉而被民间信赖、官方认可。因此，当人们不满于学术评价行政化和评价机构反客为主等做法，呼吁让学术回归学术共同体时，很多人是在表达对已逝的学术秩序的眷恋。然而新媒体时代已不再有一言九鼎的学术权威，学术民主化甚至民粹化将颠覆学术殿堂庄严肃穆的等级秩序，代之以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而“域出版”则试图通过其审稿、互动和评价平台，让同行学者在学术评价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此规范新媒体时代的新秩序。

总之，域出版要取得成功，不仅要发挥已有的学术资源和新媒体的优势，爲学者提供更好的资源收集、成果展示与交流反馈平台，还要尊重学术传播的一般规律，重视传统学术传播中学术期刊所具备而今仍然被学者们看重的基本功能，包括优劣区分功能、永久记录功能、追寻复查功能等等，而这些功能的完善和提高不仅要依靠观念上的创新，更有赖于技术上的突破。

(责任编辑 刘泽生)

文献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1期,P12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