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临新的学术平台

登临新的学术平台

如果说80年代经历“语言学转型”，构成戴锦华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段落的话，那么80—90年代的社会变迁，则使她在经历了痛苦的反省，经历了一系列理论立场和研究视点、视域的变化之后，进入了更为成熟的另一个学术段落。

经历了80—90年代之交的变动，80年代和90年代常常被看作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组织方式和文化形态格局的时期。这一社会、文化的“断裂”在90年代前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甚至成为划分文化、文学以及学术的界标和分水岭。但在戴锦华这里，这却不仅仅是一种宏观、抽象的社会学、历史学的社会文化分期，而联系着她个人深刻的被称为“创痛”的体验。无疑，这里所谓的“个人”并不是特殊的个人经历，而是社会历史的变动在一个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那里的体验和反馈。事实上，当我多次阅读到她谈及这次转型的随笔和论文时，我都有一种感动。这感动不是因为从她的描述中读出了某种共鸣（对于没有亲身参与80年代文化构造的我们/年幼者来说，80—90年代的转型并不是一个那么真切的历史变动），而是感动于她卷入历史或感知历史的深度。有一种我不能切身感知的幻灭、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绝望。有时我会惊讶于这种伤痛的深度。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和“死亡”，一种坍塌感。其中夹杂着种种不能明晰不能说出的暧昧复杂感受，这种感受源自混杂的个人经历，源自高空体验中已经化为碎片的愿望和梦想，以及突兀而刺目地呈现的现实之中的寂寞和冷清。或许，更可怕的是，在一个由大众文化充当主角并被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逻辑支配的“新现实”面前，那种无从辨识、无从适应的无力感。

应该说，80年代的精英知识群体共同经历了这样一次“知识的破产”和精神危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戴锦华在80年代形成的理论资源仍不失为学院机制中一种值得夸耀的文化资本，但是这场社会变动在她这里显得格外严重。这固然联系着她所处的独特环境（志同道合的电影理论群体的“溃散”，电影圈捷足先登于市场和染指大众传媒的便利，使其中弥漫的拜金主义更甚于其他人文学科领域），联系着80年代形成的理论、思想资源在阐释新现实时的无效，或许更重要的，是她因对现实的敏感，因介入现实的使命感而促成的学术自我更生能力或品质所“造成”的。不是退回书斋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不是选择沉默甚或放弃学术研究，也不是漠然认可现实而固守于已有的学术研究模式，而是承受着“知识破产”的巨大焦虑，并在这种精神危机中艰难地寻找突破和发展的可能性。或许可以用“爱之深恨之切”来形容她在这次经历中表现出的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写作，以实践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对她来说，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是一种生存方式，联系着她的精神世界、生命体验和心理诉求。正因为此，社会变动（尤其当这种社会变动密切地联系着知识群体的震惊体验和随即而来的分化时），在她这里，就主要不是表现为“外在”的震动或物质生存的艰难酸楚，而是内在性的精神摧毁和打击。从1990年到1994年的这段时间，戴锦华基本上处于沉默、重新阅读和反省既有知识体系的阶段。这不是停滞，而是一次调整，一次新的学术更新的准备期。

正如我前面已经介绍（不如说“描述”）的，自90年代以来，戴锦华的研究工作同时在电影研究、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三个领域展开。一方面，她继续着80年代就已经开始并形成了学术个性的电影和女性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她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包括广告、电视连续剧或肥皂剧、电影与电影文化、畅销书、流行音乐、重要社会文化现象等）的研究。

对大众文化研究的介入，是她反省80年代精英主义的结果，也是出于她对90年代中国文化的判断。她认为，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无疑“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345]，“‘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担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346]，因而，“如果我仍关心中国文化的现实，我就不能无视大众文化”^[347]。但是，关注大众文化，并不意味着为大众文化高声叫好，将其视为中国“世俗化”、“民主化”或中国与世界“后现代文化”接轨的表现。她摈弃了“80年代精英主义”式的把大众文化视为“垃圾”、“低级文化”而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警惕着从某种简单的理论或文化立场出发，参与构造大众文化的合法地位。她所做的工作仍是一种批判，是在描述多种大众文化（现象）的构造过程中，完成对种种大众文化文本或现象中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繁复的文化现象和批判立场之间，她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机敏。她所谓的“批判立场”，并不是某种确定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是始终能够对主流文化，对构成种种压抑的权力机制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在多篇文章中，她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90年代中国文化是被多个权力机制参与构造的“文化共用空间”或“镜城”：“有昔日主流意识形态的，有跨国资本的，有市场、大众文化的，也有自恋的精英主义文化的”^[348]，而大众文化（也包括文学、电影以及“后现代”艺术）在其中有着“多元文化定位和繁复的社会功能”^[349]。因而，当我们在指认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的批判性时，也必须同时警惕这种文化现象中蕴含的另一种压抑性。比如，指出大众文化或大众传媒相对于“权力媒介”所具有的“民间”作用时，也必须同时看到大众传媒本身具有的“媒介的权力”；比如，看到《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民族主义潮汐中蕴含的民族情绪时，也必须同时意识到这种情绪与80年代形成的“中国走向世界”意识中包含的关于“家”与“国”，关于“世界”与“中国”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对戴锦华来说，关注种种大众文化现象，也就是在对繁复的文化现象的辨认和剖析之中，在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理论资源的反省中，揭示、拆解文化权力游戏的秘密，并表达一份对被压抑的弱势群体（社会阶级重组过程中的无名大众、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等）的关注和关怀。

显然，在90年代的研究工作中，戴锦华格外突出的是一种批判立场，一种知识者的身份意识。这种理论立场和身份意识的获得无疑联系着她对80年代的理论、思想资源的反省。如果说，在80年代完成的是宽泛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型”，是将“语言”视为社会文化整体的根本和基础，那么90年代的戴锦华则更关注的是种种语言、文化秩序中的权力关系。如同英国批评家T.伊格尔顿所说的：“凡是有语言的地方也总有权力；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正是语言（或含义）形式和权力形式（不仅指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指种族、性别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之间的那种多重关系。”^[350]对戴锦华来说，这一转变固然联系着她对福柯思想的喜爱和深刻认同，^[351]更主要的是她对80年代（也是她自己）的深入反省。在80年代，她曾经有着很纯粹的专业态度，认为可以“把现实放进括号中”；而她对西方理论的迷恋，也是因为她把西方理论看作是能够超越历史语境，超越中国与西方、历时与共时差异的“纯净”理论资源。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使她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本或理论都处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并与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而，她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放弃了80年代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对“封闭的文本”的读解，或抽象的审美意识、纯粹理论的阐述，完成对文化文本分析的方式，而尽力把文本“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放入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来”^[352]，关注文本和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同时，她对自己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对自己在阐释女作家文本时的性别立场，对80年代重写历史的方式作了进一步的反省和思考。这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便是使她获得了更为开阔的文化理论视野，更为明确的历史和自我的定位。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94—1995年的美国之行帮助了她完成这一超越。正如王安忆在1983年的美国之行使她获得了一种从“世界文化语境”中观照自己（民族）的视野，“初步为自己的生存与写作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353]，戴锦华在美国这一“一度深刻迷恋、至今仍作为我主要思想资源的20世纪西方理论的原发地之一”重读和重新体验这些理论，则使她意识到“割断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将其绝对化、甚至神圣化，所包含的误区与危险”。同时真切的异国生活，也使她“第一次用自己身心体会到了背后与体内的‘中国’。以新的目光尝试审视自己的‘中国经验’与中国身份”^[354]。对自身的生存环境、理论与思想资源的重新定位，使戴锦华意识到被“80年代”和“中国”的文化视野所遮蔽的内容，从而使她登临国际文化理论的平台，获得了一种能够超越80年代，同时也超越中国大陆文化语境的开阔视野。这种开阔和重新定位，使她有着更为敏锐和明确的意识，观照90年代的中国现实，也返身关注被80年代重写历史的文化进军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内容，检讨着也反省着“用尚鲜的血迹，宽恕已成黑紫的旧痕”^[355]的80年代式的历史态度和文化理念。

这一切，构成了戴锦华90年代学术研究的理论立场、研究视域及基本方法。

戴锦华曾经用“没有屋顶的房间”来描述自己的写作和写作态度。如果我希望用某种核心意象来贯穿她的研究，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没有屋顶”，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用专业界限，用“学者”的精确和冷静，来隔开现实，掩盖、无视作为一个当代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复杂生命体验和社会文化经验。而有着四壁的“房间”，则意味着某种与现实之间的间隔和距离，这使她远远超出“文化新闻工作者”的水准，而具有学术素养和理论深度来完成对现实的穿透和洞察，使她身在现实之中却窥见现实的谜底并超出现实之外。也许可以说，“没有屋顶的房间”意味着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可能性：在书斋之内，同时规避着“宁静书斋”的隔绝；介入现实，同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着现实的构造。

戴锦华的“不安分”之处在于，“书中岁月”，“在纸页之间，在字句之间”经历的学者生涯，从来没有、也不能全部释放她的那份对真实、对现实的热忱。她在感受并实践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能性的同时，深刻地困惑于这一身份和角色的限度。因而，她格外喜欢“镜”、“镜城”这一意象。这不仅仅是她在多种理论文章中对于源自阿尔都塞、拉康理论的关于个人与世界想象关系的洞见，同时也是对她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自比。那是一种身在语言迷宫和话语镜城中的晕眩、迷惑和左冲右突。“每一代人，从镜城中突围，在镜城中陷落。悲哀不在于记忆与遗忘，不在于真实与谎言，而在于一次次的窥破之后，所拥有的仍是一份镜城春秋。”^[356]这种悲哀和晕眩感或许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者对人文知识分子限度的独特表述，或许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这一职业划定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但是，意识到镜像的存在，“尝试破镜而出”，是使这份职业获得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必要内驱力和前提。也许，这也是理解戴锦华全部研究的核心所在。

（原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