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1]

(1998年2月)

70年代末开始了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新探索

谢:在建国后不久，我国就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人提出过应该对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或者中国应当搞市场经济的意见?

吴:许多人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计划体制全面建立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得那么好，问题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顾准那样个别例外的情况，又几乎没有人敢于设想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当时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学界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国家计划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陈云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结构和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管理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叫“三为主、三为辅”)的主张。所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意见。当时，思想禁锢是十分严重的，任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仅顾准很快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他的那种让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现在看来十分精辟的意见也就随之湮没无闻，就连陈云这样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见只不过要在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旁边给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留下一点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被当作“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路线”代表而遭到批判，社会主义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自然更是一个严禁涉足的禁区了。

谢:“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在什么时间?

吴:据我所知，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7月至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要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和“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做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从李先念后来所作的说明看，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应当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往往是混用的。所以，李先念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作补充”，与陈云随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口号，其含义是相同的。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也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最近在于光远同志那里发现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准备的手写提纲，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当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明确地谈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谢: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上述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此，很多研究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能不能说邓小平那时就明确主张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上述谈话中仍然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作为补充。总的说来，那个时候要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条件都还不够成熟。当时党内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便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不过这与以前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体制相比，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这样来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充分表现了中国改革的“增量改革”特点。这就是说，不是一下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市场经济，而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内大体上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的新园地作为补充。两种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并存。这样做的好处是，震动小，干部也容易接受;但它也有弱点，就是许多问题是一点一滴地解决的，经常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互相掣肘。就像当年实行价格双轨制时的情景:同一种商品，一部分进入了市场，放开了价格，一部分则没有，还继续由国家计划控制着。这种做法一方面刺激了紧缺物资的生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腐败等消极现象的滋长。面对这种情况，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有些人看到了这些消极现象的危害性，但是却把它们归因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主张限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强化国家计划。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中存在的消极现象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依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体制和由双重体制并存造成的摩擦和漏洞，因而主张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改造成市场经济(或者用俄国人的语言，叫作“商品经济”)。例如，薛暮桥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主张进行全面的“流通改革”，以便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本着这种想法，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

80年代初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论提出不久即遭到了批判

谢:在这之后，领导人或决策部门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发展?

吴:依我看，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桥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文件说明时指出: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现在我们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种认识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是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正像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所说，文件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

谢:这种认识在当时有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吴: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应该说没有。特别是因为1980年晚些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跃进”的后遗症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于是，有些人就把当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因于对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他们以此为根据，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谢:当时有些政治家、理论家，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好像就对发挥市场的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

吴:是这样的。1981年4月，在内部印发了一份以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整理的材料。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4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为主的言论;而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经济学家则被划为第四类。

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结果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能取得进展。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1辑)》一书出版。按照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的说法，“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管理，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国家就难以掌握必要的经济力量来保障国民经济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健康发展，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据此，“前言”声称对诸如“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认为计划调节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应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商品生产者的一切特征和权利，有权自主地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不同的意见不再能自由发表。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说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其中收录的《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新版出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加注作了说明。

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主张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夕。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什么不过两年多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突破呢?

吴:照我看，能够取得这样的突破的原因，一是改革的实践起了作用，二是理论界的努力，三是邓小平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理论观念的更新。

从1981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压制，国有部门的改革也因为方向不明而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在非国有部门，改革仍然在继续向前推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非国有部门发展和对外开放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使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市场力量的这种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并使愈来愈多的人懂得，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起作用的因素是以下几个: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首先是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处于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针对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的状况，国家的经济领导部门在1983年末至1984年初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提出扩大企业10个方面的自主权。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就开始起草了。起草小组最初用一个多月搞出了一个提纲，并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7月底在北戴河向胡耀邦汇报时，胡对提纲很不满意，并为此重新调整了起草班子，改由林涧青负责，充实了郑必坚、龚育之等。

也正在这个时候，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社会科学院的周叔莲、张卓元和我等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使得文章作者喜出望外的是，这篇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原来以为会持强烈反对意见的王震的称赞。这样，赵紫阳在9月9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论述了“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他在信中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从这时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就在新的方针的指导下进行了。

但是，即使在这时，要在党的文件中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经过了一番曲折，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在提交给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由于当时许多同志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决定(草案)》不仅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概念，还在“商品经济”4个字前面加上了“有计划的”这一限定词。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行，在会上有的领导同志对这种提法仍旧顾虑重重，所以，在论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那段话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企业和资源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算最后通过了。《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谢: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全面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呢?

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我想，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才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从实践上看，1984年《决定》对于解放干部的思想，促使各级领导人开拓进取，作用也十分显著。由于有了《决定》作依据，各地的市场极大地活跃了起来，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而有了明显的提高。下面这两组简单的数字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先看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1983年，每年平均增长最多者仅35亿元。从1984年到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已在137亿元以上，已是1984年以前几年的两倍多。再看职工平均工资:从1980年开始到1983年，全部职工每年平均工资增长最多不超过28元。从1984年到1987年，则每年平均增长都在150元左右。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后四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也是前几年每年平均增长率的三倍半。

谢: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是也有新的发展?

吴:在1984年以后的几年中，决策层和理论界在实际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是按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思路继续拓展的。例如，如果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大致上限制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而把要素市场排除在外，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四大市场。这就使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科学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1987年2月6日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他不无针对性地指出:“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他还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架，而是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的新公式。我赞同龚育之对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有关论述的评价，即它“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十三大以后，经济理论研究相当活跃。有些同志建议干脆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认为这样可以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有一些人持有相反的意见。对重大理论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而且应当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能强求一律。问题是有些人总喜欢“上纲上线”，动辄把事情往政治路线上联系。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后，一些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又利用这种形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变相地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关系改革成败的大论战

谢:1988年9月，由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始了治理整顿。在这期间，改革开始有所停顿。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治理整顿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吴:我认为治理整顿本身并不是问题。改革的停顿也不是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既然出现了经济“过热”，就需要进行治理;既然出现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必须加以整顿。问题是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本来就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国民经济一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以这些问题为理由，重新挑起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鼓吹这几年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从一开始就出现“方向错误”，选择了市场取向，削弱了计划经济。既然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取向，出路就只能是“计划取向”，回到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去。

特别是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发生以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们运用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大体相同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由于改革理论是改革实践的思想基础，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谢:您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文集的前言中提到，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之间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当时敢于公开坚持正确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您也因为坚持市场取向而被人含有贬义地称作“吴市场”。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吴: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10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改革应当“计划取向”的人们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我们几个主张改革应当“市场取向”的人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薛暮桥不但在会上发了言，还在会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批驳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他明确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过了不久，一位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同事打电话给我，一是告诉我他听到的一种传言，说我最近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在我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此事查无实据)。二是告诉我，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派:“有计划”、“吴市场”、“杨(指杨培新)承包”。“吴市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在反驳“计划取向派”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发表在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报》上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由于这篇文章触到了某些市场经济批判者的痛处，很快就受到了围攻和批判。

谢:据说，皇甫平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有邓小平讲话的背景。

吴:是的。这在当时对许多人(包括批判皇甫平的人)来说就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大家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发表过两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谈话。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皇甫平的文章，大致上就是根据后一次谈话的精神写的。

除了上海的皇甫平，据我所知，在北京有些了解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人也很想有所作为。例如，1991年夏天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领导干部曾让社会科学院的几位经济学家为他起草过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党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徐雪寒等老同志的支持。后者并且进一步主张废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不过，文章草成不久就遇上了苏联的“9·18政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文章的事终告流产。经过修改的文章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才发表出来。

谢:从您的那本论文集里了解到，1991年10月到12月间，中央领导邀请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您作了题为《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发言，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性。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吴:那是在1991冬天，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座谈会，讨论这样3个问题:(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2)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的期间，一共开了11次会。与会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和我在各自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我在会上除了作你在前面提到的发言，还提供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资料。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谢:前面已经谈到，1990年和1991年，邓小平两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但是，真正产生巨大作用的，恐怕还是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一些城市时的有关谈话。

吴:是的。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直接面对群众，阐述了他对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讲得比过去更加直截了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困扰人们的难题，确实也是形势所需、形势所迫，到了不清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事业就不能前进的时候了。

在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加快改革号召的热潮中，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谢:以上情况说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思想已统一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上来。不过，此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建议的前因后果?

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副总理来中央工作以后，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中央领导同志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负责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刘吉和吴明瑜两位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由我写了这份建议。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我建议:“在党的十四大上，根据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10多年来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最新论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为制定跨世纪的大政方针，奠定理论基础。”我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商品经济”这种提法的优点是，它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法相衔接，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它的缺点是: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根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俄语的表达方式。它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指明它的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更理想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提法的好处，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叫作市场经济。

谢: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过程中，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应该是一篇最重要的文献。

吴:的确是这样的。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他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且主张不再突出地强调“有计划”3个字。江泽民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拥护，因而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应该说，到这个时候，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了确立。

谢: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重要理论争论的经济学家，您是否认为随着公开争论的基本结束，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再需要做多少工作了呢?

吴:当然不是。首先，我已经讲到，这场争论的中止具有特殊的背景，那就是邓小平公开的南方谈话，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在此之前还没有统一。从十五大前后一些人批评改革的长篇意见书来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事实上的证明。

其次，政治上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是为改革的实践打开了道路，落实工作还很艰巨复杂，并不是大家都举手赞成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搞成。我们主张市场经济取向，根本的目的是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个称呼比较好听和流行，也不是为反对计划经济而反对计划经济。为了使市场起这样的作用，就要认真通过改革把独立自主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等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另外，现在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换，因而往往习惯于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去“抬牛腿”，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去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但愿我们今后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犯或少犯错误。

回顾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过程，我深深地感到，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更新。从马克思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也必须适应世界的这种变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更新，否则就会变得没有生命力。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作为矢志为世界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工作者，我们也要不断从自身的经历和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汲取营养，不断进步，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谢: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文中简称“吴”)接受《百年潮》杂志记者谢春涛(文中简称“谢”)采访时的访谈录。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百年潮》杂志编者为此文所加的按语是:“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我国改革探索中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之一。这无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目标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其间经历过不少曲折。最近，我们采访了多年来力主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请他介绍前些年决策层和经济界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