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包产到户”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王小全

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隔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对于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即思索不辍，才有可能获得有益的结果。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说有着辉煌历史典籍以及“隔代治史”传统的中华文明史，就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这一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期间，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要数那些具有“民间记忆”的“亲历性”文章了。当我看到《定西日报》“视点”专栏刊出《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时，马上激起了我曾在上学前参与家乡包产到户的真实感受（尽管只有几天丈量土地的经历），并不禁将我对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思考联系了起来，想到一些自以为值得一提的话题，也许是大而不当的，但不弃现实观察和切身感受，就不妨有赘述的必要。

一、为什么要重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天下事头绪纷繁多杂，但用“公”“私”两字便可概括。百姓的事，自然属于公事。办公事，若不守众法，不尊民意，那就是本末倒置，其结果也会南辕北辙。大道至简，并不难解。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的过程中，在某一阶段在某些事情上，不能尊重群众意愿、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教训却很多。“三面红旗”飘扬的时期，“一大二公”酿成的历史悲剧更是十分惨烈。可以说，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基层的广大农民再也感受不到“土地革命”带来的实惠了，而且受困于土地和集团化经营模式，不但绝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但生产队队长、保管员、记工员却有的吃，没有饿死的）；而且失去了起码的自由（出售自种的菜蔬、鸡蛋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实际上很多地方也没有一个交易市场（外出逃荒也常常被抓进收容所或盘查审讯）。当然这是探索中的插曲，而且我们党也及时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不断地在做出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问题是类似的插曲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类似的问题总是时轻时重、防不胜防地发生着，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做深入的思考，寻找根治的良方。

革命初期，我们按照“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怎么也取得不了成功，而且付出了几百万工农红军战士血的代价，这才迫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井冈山的“山大王”（曾经也是官逼民反的苦难农民）那里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这是我党历史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典型范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切身感受到土地与农民的特殊关系，深入研究了土地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成功地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基本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提出但又悬而未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执政时期，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国际时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在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前，中国大地上已经萌动了十年甚或二十年的改革前潮。这些涌动，应该说最先是发生在身处最基层的农民群众那里的。大家都知道，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冒死签下《生死契约》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先驱”，“四川经验”最终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滥觞，这也是举世公认的说法。对甘肃的包产到户，《宋平在甘肃》一书的公开说法是：“如果说1978年秋宕昌县哈达铺公社是明目张胆地首先搞起了经济作物责任制，那么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则是悄然无声地搞起了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据史料征集人员考证，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和政策尝试，不只有安徽和四川，也不光是搞“包产到户”的试验。据说从1977年起，广东、福建山区的几个县的部分公社和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地方志专家张守礼先生说，他在征集考证县志史料时发现，漳县四族公社马莲滩村从1978年夏收后就开始“偷偷地”包产到户了。据说这恐怕是目前所知的甘肃最早包产到户的地方，它的确比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还要早一个季节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的“先驱”并非只有安徽人、广东人，还有宕昌人、陇西人，是不愿饿死的活生生的中国农村人。

陇西的包产到户与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张自强之所以于1978年秋敢支持碧岩公社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是因为他一遍遍地自问“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他曾于1962年在甘谷老家工作时，就搞过大包干的示范，他知道包产到户适应广大农村的实际，深受群众的欢迎。他早就在比碧岩公社自然条件更差的德兴公社做过将“集体牲口分到户”的事情，在县委大灶受集市贸易不活的限制致使工作人员没有菜吃之苦的时候，敢于带领县委大胆决定恢复集市贸易。他从下乡调查中知道在60年代初碧岩公社就有人大着胆子偷偷尝试大包干。在他的默许支持下，上下一致共谋百姓生计的大事就在贫困山区的红崖湾生产队秘密开始了。

美国预言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从上到下是形势，从下到上是趋势。”如果说1978年秋，甘肃的红崖湾、安徽的小岗搞包产到户，上演中国农村改革的多幕剧，方显包产到户趋势的话；那么1984年，即始于包产到户六年之后被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措施才最终成为全国普及推行的大形势。事实证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趋势比形势更重要，因为，趋势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实趋势永远蕴藏在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它代表着千百万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所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辞，而是关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二、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为什么会出现错位？

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到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早已解决了。可是，为什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的路总是弯弯曲曲，不是右了就是“左”了，而历次政治运动的结果又像国外评论家讲的：除了培养了一批“政治家”外，最终吃尽了苦头的还是老百姓。

在那个政治色彩过于浓烈的时代，我们的确很少发现有多少人能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要求去做的，很少发现有多少人能做到像陈云同志倡导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呀！我们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极“左”路线走到极点时的理论回应，也是总结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

回头看，复杂的事情简单了；简单的事情往往被复杂化了。红崖湾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当1977年12月下派到碧岩公社当书记的袁志茂同志首先发现红崖湾生产队的生产无法进行时，就向器重他的县委书记张自强汇报了实情：有十几户人家的红崖湾生产队，群众生活特别困难，解放以来，没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当时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一个参过军、算是见过世面的公社书记，与一个坐过“牛棚”、尝试过极“左”路线苦头的县委书记“一拍即合”，开始进行一件政治冒险。县委书记是有顾虑的，他对公社书记说：“可以试，但要把后路留开。出了事，我担着，你不要承认。还要求当年收成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意思也就是后来人们总结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时常讲的一句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最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一年之后，包产到户解决了饥饿问题，给国家缴了公购粮，显示出了他的优越性，成为周左方圆人们热眼的实事之时，1979年春，在甘肃出现了“倒春寒”，发生了著名的“张浩事件”——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向党中央反映对包产到户不满的信件，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立刻在已推行农村改革的地区引起了震动，使方显活力的包产到户陷入“混乱”。有人重新开始“政治挂帅”、“上岗上线”了，说什么“把土地分给私人了，这如同走钢丝，危险的很呀！”“搞‘单干’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说包产到户是刘邓路线“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流毒，曾经因执行这个政策而坐“牛棚”的张自强不得不作好第二次坐“牛棚”的准备。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横加阻止。正如沟门大队党支部书记向张自强所说的那样：“他们都从来缴不起皇粮的人都带头交公购粮了，你瞒着不说，还要制止，那可不行。这与你起面（发酵面）一样，在放了一疙瘩酵子的面盆里，已经起来，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你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行的制度。

1980年，一位支持包产到户的新华社记者在陇西调查临走时对张自强透露消息说：“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先是在《大内参》上发表出来，红头文件上来得迟。”1981年前半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来陇西调研，县委抓住这一时机，努力把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尽管省委书记脸上没有不满的表情，但他始终没有表态……

有些善于“劳心”的政治家或知识分子，也许认为群众是思维直白、行为简单的“劳力”者。群众为了不做饿死鬼，就不怕冒死签约，为了感恩戴德，就愿为为民做主的右派分子送牢饭，而当时的许多党员领导干部不敢“包产到户”，怕丢了乌纱帽，丢了自己的那个“官”！对此，我们的思维显得缺失。英国中世纪哲学家威廉·奥康发明了一种思想武器，后人管它叫“奥康剃刀”，即说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若有两组不同的假说，应该采取比较简单的那一种。是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再让缴上国家的公粮，这么简单得让一个剃刀就能解决了的事情，怎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就会变得那么复杂呢？

三、人民群众最现实的需求和愿望是什么？

新《党章》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之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追溯到中国革命大酝酿前夜的“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曾讲过：“任何时候，目下一要吃饭，二要发展，不然就会有‘革命’。”中国革命的真正萌动，当如少年毛泽东徒步数县农村获得的感受：少数地主占有着大量的土地，而多数农民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少数富人拥有三妻四妾，而贫苦农民竟无力娶妻生子。“人民公社”作为革命者的尝试是无可指责的，只是现实被判定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对于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对于“自留地”时扩时缩的这些史实，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城里的年轻人是怎么也不会获得真实的感受的，即使学习和走访也只不过获得今天的人们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而已。实际上，中国这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它的发展和进步就从来不能离开土地及其制度。《诗经》上歌颂相传产生于殷周时的“井田制”这种办法时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说雨先下到公田，然后再落到私田，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景呀！可见，这种周代的土地制度，之所以被亚圣孟子推崇，是因为它符合“仁政”的要求。用今天的观点讲，它满足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份产生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调研报告，尽管言辞让人感到“高高在上”“无限正确”，但所揭示出的道理并非浅显。报告道：“显然，在一些用豆子、树枝计算工分的地方，一方面干部不可能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把握几十、上百人的集体经济；一方面，群众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集体经济。另外，这些农民读不懂《资本论》，因而不可能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去超时空地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如果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没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们是决不会凭空启迪出‘穷过渡’论者念念不忘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的。”

历史，对“包产到户”已正了名，我们也将曾一度褒贬不一的“包产到户”改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而且这一制度的推行，作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标志，彪炳于世。

随着对历史和国情的不断认识，随着对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认识，我们在对待土地及其政策上也将必然地要按照农民的现实需求和愿望出发，制定出一套不仅让耕者有其田、还要让耕者有其权的新型土地政策来。研究中国农民半个多世纪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讲过，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要革除整个体制的吃农坑农现象。这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透视力的。你看，过去有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做法，有因加大农业投入成本而隐性增加了农民负担的现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官员为追求政绩而建造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根本就不尊重民意，而且强民所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其代价和恶果又必然地转嫁于民。扰民折腾实属老百姓的最怕。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就是小鱼，烹煎时需要非常小心，不能由着性子翻搅，否则小鱼就会散碎锅中。由此可见，希望治国者能够顺应时势和民心，不要随心所欲胡乱折腾，使老百姓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以便逐渐恢复生产力，最终达到社会由乱而治。这恐怕才是治理大国的执政理念，是古圣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真谛所在吧。

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不然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丧失执政的资格。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过去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时刻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离不开人民，并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制定各项政策的标准。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更是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需要就是第一信号”“群众的意愿就是行动的指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扰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亲民爱民，关注民生，成为执政党的最强音。

那么，人民群众最现实的需求和愿望究竟是什么？这我们不能凭想象获得，更不能从逻辑中推理出来，而要问老百姓自己，体会老百姓的疾苦冷暖也能知道。陇西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初，张自强听到一位看护生产队庄稼的妇女骂县委说：“县委的人心瞎（坏）得很，他们明知包了好，可就是只叫那个队包，而不叫我们包。你看这集体的庄稼啥样子，人家包了的长得啥样子！”那时，包产到户就是群众最现实的需求和愿望。在包产到户后，在吃饱饭后，农民的需求就是致富，最大的现实愿望就是让孩子上大学，祈求教育脱贫！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不光是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需求和愿望，同样也是许多栖居于城市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都抱有的需求和愿望。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就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就是把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把群众的最大愿望作为工作的落脚点。

（作者系中共定西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宣调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