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

第七章　无政府主义

朋克是一种反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这种亚文化表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抗：重时尚而轻政治。朋克催生的是古怪的发型、文身、靴子和皮草服装、嗑药、硬核音乐等所有这些充斥着反抗的东西。但是时尚仍战胜了直接的行动，朋克宣扬的是具有审美趣味的无政府主义。

当计算机和网络被加诸朋克之上时，就诞生了“赛博朋克”。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非凡希望的时代。这个10年随着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再次开放而到来，并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和平解体释放了一种令人陶醉的乐观情绪，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华盛顿的政客们讨论着《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即将赢得胜利。1991年的海湾战争（The Persian Gulf War）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耗时最短且最为成功的军事行动，五角大楼战胜了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并以此克服了挥之不去的越南战争梦魇。

硅谷（Silicon Valley）和美国的科技初创景象，仍然沐浴在20世纪80年代清爽的乌托邦余晖中，注视着这一有着令人眩晕的增长速度的新经济（The New Economy）的崛起。企业家们纷纷摩拳擦掌投身于此。知识分子们则陶醉于同时出现的两种革命性力量上：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计算机连接到了快速增长的全球计算机网络上，最开始是笨拙、刺耳的调制解调器，后来是越来越快的宽带连接。

但在炒作以及稳步增长的经济泡沫中，许多人渐渐意识到某些东西不见了：隐私与安全的通信。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是高尚的。不止如此，自然本身对身处塑料键盘前的人们是慷慨的。无关于PC或互联网，密码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取得了第三种意义极其深远的发现，他们不只发明了一种科技；比起发明家他们更像是探险家，他们基于一个美好的数学真理发现了一种算法。这一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技终于在991年6月公布并面向公众使用：非对称加密（asymmetric  encryption），又称公钥加密（public-key cryptography）。

当自由加密技术遇上计算机地下世界，“加密无政府主义”（crypto anarchy）出现了。现在，使用镜像文件、调制解调器和PC的人们即可以成为反抗者了。甚至更妙的是，尽管这一10年的主题是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但他们仍然发现了某些应被反对的具体事务：政府试图监管密码。因此，密码朋克（Cypherpunk）诞生了，它是“赛博朋克”的另一种称呼。这一意识形态非常强大，远比那些异想天开并短暂存活过的名字更加强大且影响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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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学是一门秘密通信的艺术。数千年前，外交官和军事指挥官便开始使用密钥加密他们的公函文件，这远早于计算机甚至是电报的发明。为了确保秘密通话，会话的参与者们必须首先得到密钥，于是便出现了密钥分配的问题——如何在会话之前将密钥分享给一个安全会话中的所有参与者。几个世纪以来，密钥分配一直是大企业的一大优势。一个国家在军事和情报机构上的资源越丰富，关于密钥分配管理的运筹对它来说就越容易。

在密码学历史上，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发生在1973年：公钥加密，或按其发明者的说法，是“非保密”加密。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唾弃自己政治理念的数学算法。讽刺的是，“非保密”加密首先是在英国的窃听机构GCHQ被秘密发现的。并且，许多年来它一直是个秘密。

公钥加密是革命性的，原因很简单。它解决了密钥分配这一古老的安全问题。之前的共享密钥都需要一种安全通信信道。如果爱丽丝（Alice）想给鲍勃（Bob）发送秘密信息，她首先需要和他共享密钥。但秘密不能在一条不安全的信道上共享。假设爱丽丝发送给鲍勃一封包含密钥以及要求他使用这个密钥来完成他们随后通信的信件，比如说，使用指定的替代字母替换信中的每一个字母。爱丽丝发送密钥给鲍勃的途中，夏娃（Eve，密码学家往往赋予其假定的邪恶窃听者这个名称）可以在这封信发往鲍勃的途中轻而易举地拦截它并复制爱丽丝的密钥。然后，夏娃将能读取使用这个密钥进行加密的所有后续信息。

20世纪60年代，英国军方开始担心这种情况。随着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战术无线电台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这使得密钥分配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安全通信所需要的对于大量密钥材料的管理是军队的一大麻烦。”英国政府当时的主管密码学家之一，詹姆斯·艾利斯（James Ellis）［1］回忆说。艾利斯起初认为，在没有首先进行密钥共享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保密通信。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想法。他的观点因一份偶然发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报告发生了改变，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沃尔特·凯尼格（Walter Koenig）的《关于C-43项目的最后报告》（Final Report on Project C-43），该报告是为一份NDRC合同而写的［2］。

早在1944年10月，凯尼格便提出过一种保障电话呼叫安全的理论方法：请呼叫的接收方向通话信号中添加噪声，并在接到通话后消除该噪声。只有鲍勃才可以去除噪声，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自己最初增加了什么噪声。而窃听者夏娃根本不知该如何修改噪声，因为她并不了解一开始便被添加到电话会话中的噪声。

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系统并不现实，但是艾利斯抓住了其决定性的且完全违反直觉的线索：没有必要认为只有发送者才可以修改信息，接收者同样可以发挥这一功能。艾利斯在1970年写道：“添加到通话中的噪声是由接收者产生的，因此发送者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知道这一噪声是什么。”因此，接收者“积极地参加了加密的过程”。至少在理论上，艾利斯好像近乎解决了这个古老的密钥分配问题［3］。

现在，这位机敏的英国密码学家需要找到一种数学方法，使接收者能参与到普通的加密和解密活动中。“这一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是有可能实现的。”艾利斯回忆道。但因为他并不是一位数学家，因此他无法完成找到一个合适的单向函数（one-way function）这一潜在的挑战。单向函数是一种只能在一个方向执行的数学运算——只能执行运算但不能分解运算。

在艾利斯的理想实验提出3年之后的1973年，一位年轻的剑桥数学家，柯利弗德·柯克斯（Clifford Cocks）加入了这个位于切尔滕纳姆的情报机构。在他参加工作6周后，一位主管无意中告诉了柯克斯这一艾利斯提出的“相当古怪的想法”。柯克斯意识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单向函数是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位22岁的年轻人之前曾研究过数论，对其中的因式分解问题——如何将一个数字分解为其他数字的乘积——很熟悉。“如果你想要一种不可逆的函数，”他回忆道，“对我来说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大素数相乘的概念。”［4］

将两个大素数相乘很简单，即使它们有100位数长；从更大的乘积中分解出这两个数字却极其费劲。这位新招募的间谍花了大约30分钟想出了基本的解决方案：“从开始到结束，我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想，‘哦，太棒了，他们给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解决了它’。”［5］

柯克斯并没有意识到他刚刚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但同事们很快便开始带着钦佩的态度接近这位来自切尔滕纳姆的神童。这位年轻数学家的发现似乎立刻就能用于军事通信，并且它即将成为GCHQ最为重视的秘密之一。柯克斯唯一能分享其发现的人是他的妻子吉尔（Gill），她也为这个情报机构工作。GCHQ称呼该发现为“非保密加密”［6］。

但还有一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房间大小的计算机主机还不足以强大到能快速地将大素数压缩进一个安全的单向函数中，无论是GCHQ还是NSA都无法将非保密加密的理论可能性变成一个能够真实用于安全通信的实际算法或加密产品［7］。讽刺的是，计算机是身在暗处的密码学家们会放弃这一公钥魔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身在明处的那些人会公开这种魔法的原因。

与此同时，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在朝着如何解决非专有信道上的共享密钥交换难题而努力。不出所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旧金山湾区，在该地区反主流文化和科技创业精神这一鼓舞人心的组合中，实现了这一难题的突破。先驱者们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威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和马丁·赫尔曼（Martin Hellman），以及UC伯克利的拉尔夫·默克尔（Ralph Merkle）。他们的发现与英国情报机构^[1]已秘密发现的内容十分类似。

1976年11月，一篇改变历史的文章出现在了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期刊上，《IEEE信息理论汇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文章的标题是“密码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Cryptography）。迪菲和赫尔曼知道计算机将会走向大众，正如斯图尔特·布兰德对来自于迪菲和赫尔曼所在学校的那些对《太空大战》着迷的玩家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并且他们知道这些计算机将会联网。“计算机控制的通信网络的发展预示着地球两边的人类或者计算机可毫不费力且便宜地进行联系。”他们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介绍道。这两位密码学家认为，计算机网络将“取代大多数的邮件和许多短途旅行”。但走向数字化带来了一种新的安全问题［8］。

一份传统的纸质合同可以被签字、密封并合理安全地邮寄出去。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一份亲笔签名的真伪，但除了合法的签名者外，没有人能轻易地创作它。他们认为“这种纸质工具”需要被数字化地复制。这项任务是艰难的。这一简单的纸质系统不仅仅在起作用，它还能在极为庞大的规模下以廉价的方式起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两位密码学家的答案是公钥密码体系，在这种体系里“加密和解密是由不同的密钥支配的”。

迪菲和赫尔曼现已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但就像艾利斯4年前在GCHQ的情况一样，他们还未找到一种真正地实现这一巧妙计划的实用数学函数。然而他们启发了其他密码学家进行尝试。这大约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

在1977年4月3日，也就是逾越节（Passover）时，该计划的解决方案出现了。罗纳德·李维斯特（Ron Rivest）、阿迪·萨莫尔（Adi Shamir）和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Adleman）这三位MIT的学者在试验了40多类数学函数后，发现了一种实用且简洁的公钥密码体系。李维斯特，当时是一位29岁的助理教授，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推动力量。那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包括阿德曼和萨莫尔）一起过完逾越节，午夜回到家中，坐在沙发上闭目沉思时，灵感突然涌现：所需要的单向函数都可以基于非常大的、随机选择的有100多位数长的素数构建起来。

李维斯特的想法同样是利用大素数有趣的单向特性，这已被柯克斯秘密地发现了，但是这个学术三人组直接将该想法投入了实施。素数相乘很容易，但要逆转这一计算步骤并找到产生乘积的两个素数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乘数运算仅需要几秒；但即便是使用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因式分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李维斯特、萨莫尔和阿德曼所提出的算法利用了这一不对称的因数分解问题。公开加密密钥用乘积；私有解密密钥用的是两个素数。这样在不安全的信道上分享公钥也是安全的，因为因式分解问题太过艰难，以至于它实际已经通过一个单向函数进行了加密，而且加密几乎不可能逆转［9］。这简直不可思议。

1977年4月，这个三人组共同起草了一份技术备忘录，它很快就将令NSA脊背发凉。这份备忘录起初默默无闻。在把它打印出来之后，李维斯特将它寄给了同事们进行非正式的同行评阅，寄信地址仅写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545科技广场MIT计算机科学实验室（The Computer ScienceLab）。这份初稿的收件人之一是《科学美国人》的专栏作家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加德纳看到了这一想法的潜力，并在1977年8月刊上流行的“数学游戏”（Mathematical Games）专栏中提到了李维斯特的工作。

加德纳揭晓了一种“需要数百万年才能被破译的新型密码”。他没有足够的版面来讲述技术细节，因此这期专栏指出该备忘录“向任何给李维斯特写信的人都公开，只需向上述地址寄出一封附上了自己回邮地址的搭扣信封，信封最好是35美分、9×12英寸的规格”。这期专栏还提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五角大楼（更具体地说是海军研究办公室）都曾资助过这一不同寻常的加密工作［10］。

大众的回应异常强烈。7000封信件如洪水般汹涌而至［11］，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信件来自于外国的政府部门。”李维斯特回忆道。它们都想得到李维斯特写在其82号技术备忘录里的革命性加密算法。

NSA的雇员们也读到了加德纳发表于《科学美国人》上的专栏文章。柯克斯在切尔滕纳姆的无心发现现在已经使得NSA变得颇具防备性，并且导致该机构做出了过激的反应。在一个名为《三重栅栏》（Triple Fence）的故事里，听起来并不是简单地有人做出了重要发现，而是好像学者们窃取了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早就拥有并且严防死守的秘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强大的米德堡机构（NSA的总部在米德堡）立刻出面采取了行动。

这一密码学知识的广泛传播需要停下来，因此情报人员寻求改变这种传播行为的合法性。该情报机构开始向学术出版商施压。NSA的雇员们警告密码学家，介绍和公布他们的研究都要承担法律后果。他们颁发了禁言令。米德堡机构试图审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直接接管其关于密码学的资助研究。海军中将博比·英曼（Bobby Inman）是当时这个美国最神秘机构的负责人，他甚至尝试了一种更加温和的方法：他接受了NSA历史上的首次公开采访，来自于《科学》杂志。

“我接受这次公开采访的一个初衷，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进行一些深思熟虑的讨论，看看我们在‘这是机密内容’和‘这是学术自由’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能够做些什么。”英曼告诉《科学》杂志［12］。这位在德克萨斯州出生的职业海军军官说，他对这一领域“蓬勃发展”的学术兴趣深深地感到担忧，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提到公钥加密。5个月后，他的担忧更甚。在1979年3月，他向美国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The Armed Forces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Association）发表了一次关于日益增长的“公钥加密”公众兴趣的演讲：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且关键的危机，关于密码学事务放纵的公开讨论将严重地损害政府执行情报信号分析的能力，以及政府保护国家安全信息免受恶意利用的能力［13］。

这一学术发现意味着情报来源即将迅速潜入暗中，这位NSA负责人担忧地表示。

GCHQ严防死守的秘密已不再是秘密，NSA将尽一切可能阻止强大的加密技术公之于众，并且它将在接下来的20多年内继续它的所作所为：削减密码学研究的政府资助，或接管相关资助；在论文出版前严格审查；用刑事诉讼威胁相关学者，或者试图令他们相信其论文的出版将损害国家利益。该机构阻止加密研究的尝试十分笨拙和愚蠢，甚至是他们认为的最有力的手段：将加密技术归为国际武器贸易条例（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中的一种武器，也将最终失败。

NSA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加密技术尝试进行的统治预示了一种趋势：政府针对强大的加密技术的崛起所做的努力，证实了那些倾向于怀疑华盛顿有秘密阴谋的人的观点。在这一10年之前发生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事件（The leaked Pentagon Papers）以及在它之后发生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Affair）已经侵蚀了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自由主义左派而言。反抗正在酝酿之中。

李维斯特、萨莫尔和阿德曼的动机是其中一种保守的反抗。他们想要保持现状而不是推翻它：“‘电子邮件’的时代可能很快就会降临到我们这代人身上。”这三个人正确地猜想道。因此，确保能保留当前‘纸质邮件’系统的两个重要特性：隐私和认证（即信息仍然是保密的，且它们可以被签署［14］），是密码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公钥加密使得保持信息私有化成为可能：发送者将使用接收者已经“公开透露”的密钥加密明文信息。然后，只有接收者才可使用与公钥相匹配的私钥解密信息的密文。但是这种新兴的技术还可以做到更多。通过完全相反的做法，公钥加密还能使电子化“签署”信息成为可能：请发送者使用一个私人持有的密钥对签名进行加密，这将使得接收者能够利用发送者公开泄露的密钥破译其签名，从而验证信息的来源，进而证实只有一方——即合法的发送者——才能加密信息的签名。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破译和阅读这个签名，但只能以一种方式：使用发送者的公钥。

这种形式的认证就像是在类固醇上进行手写亲笔签名：每个人都可以验证自己的签名，但没有人能伪造它。现在的电子邮件甚至可以比老式的邮寄邮件更好，它使用仅能被目标接收者打开的密封信件以及无法被伪造的签名，以保证其机密性和真实性。

也许它最好的地方在于，公钥加密中的“公开”实际上有两个含义：钥匙是公开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该方法足够简单可被广泛地公开使用。这是因为密码技术的重大突破来得正是时候。它恰与批量销售的个人计算机和迅速蔓延的互联网同步。强大的加密技术正在成为一种公共商品，而不再是政府和企业的特权。与此同时，被GCHQ称呼为“非保密加密”的技术正要启发一整套的想法——有些很现实、有些则是乌托邦式的——这些想法将塑造21世纪。

计算机、网络和公钥的结合是强有力的，它显然将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但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清楚。有一些学者正在追踪这些最新技术发展的脉络，并开始探索其未来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学者就是大卫·乔姆（David Chaum）。

2

整个20世纪80年代，乔姆都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左右摇摆。这位伯克利的毕业生看起来像个老学究：粗花呢夹克、灰白的胡须，满头的长发绑成了马尾，并且穿着勃肯鞋。乔姆担心“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付款方式之自动化”进程太快了。他为其他人可以连接到他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一前景而战栗不已。乔姆知道一幅令人恼怒的细节图正在拼接而成，图中描绘了在线酒店预订、交通、旅馆住宿、电影租赁、剧院参观、讲座、应付税款以及在线购买食物、医药品、酒类、书籍、新闻和政治资料等场景。“计算机化，”他在1985年哀叹道，“正在从个体手中掠夺他们监管和控制自身相关信息被使用的方式之能力。”［15］

在私营和公共部门工作的个体将定期交换其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上述个人信息。乔姆担心的是，个体用户将失去对信息的控制和可见性，人们无法辨别这些被大量收集的信息是否是准确的、过时的或者不恰当的。“我们正在奠定一种人事档案社会（Dossier Society）的地基，在这种社会里，计算机可根据从普通消费者的交易记录中收集的数据推断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行踪和社会关联。”［16］乔姆怀疑，这样一种结果，将不会是人们想要的。

谢天谢地，及时出现的公钥加密从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渴望数据的企业和政府手中拯救了人们的隐私，因此乔姆开始着手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数据假名、匿名凭据以及一般性的隐私保护。然而乔姆最著名的发现是一种革命性的加密技术：盲签名（Blind Signature）。

与盲签名等价的非数字化签名是借助一张复写纸对一份隐藏在信封里的信件进行签名，而无须首先阅读该信件。简而言之，当信息的内容在签名之前是被盲化了的时候，签名是盲性的。而后，这个签名可被用于查证解盲化的信息。

乔姆的脑海中有两个可使用盲签名技术的场景：一个是数字投票。爱丽丝可能想验证她在选举中投票的同时也确保她实际投票的匿名性，乔姆尖端的数字盲签名方案使之成为可能。选民可在无须透露投票的情况下签署选票。它使得电子化地确认所有这些步骤成为可能：爱丽丝进行了匿名投票，鲍勃发送给了她一份盲收据，而夏娃无法看到其中任何内容。

但乔姆真正的激情所在是盲签名的另一个用途：数字现金。1983年，他提出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加密技术”，该技术将使得一种更好的货币形式成为可能：第三方不能断定某次付款的收款人、时间或数量。就像在一个加油站或药店使用现金支付一样，个人隐私和匿名性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当有人窃取了个体的支付媒介，例如老式的信用卡时，个体可以提供支付证明，从而使得窃取后的支付无效。

乔姆结合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电子世界）的优势：现金的匿名性和信用卡的安全性。阐明这一想法的文章成为他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数字可成为比纸张更好的现金形式》（Numbers Can Be a Better Form of Cash than Paper）。但使用这种改进形式的现金不仅与方便性和安全性有关。乔姆担心，如果加密现金不能被广泛采用，“无形的大众监控”将是无法避免的，“也许是不可撤销的”［17］。

乔姆的想法异乎寻常地简单而又强大。斯蒂芬·列维（Stephen Levy），一位20世纪90年代盛大的密码学辩论的敏锐记录者，将乔姆称为“加密技术的胡迪尼（Houdini）”［18］。乔姆的思想如此强大以致引发了一整场运动，该运动认为加密技术正走在令国家变成过时的概念的途中。

许多早期的密码学家都曾亲身感受过一种强有力的美国文化：公民自由主义以及它对美国联邦政府——或者任何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反主流文化着重于言论自由、药物和性解放，不断地扩展其行为合法的边界。与此同时，NSA对基础的加密知识歇斯底里的反应，加剧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计算机地下世界对政府的敌视。因此，湾区的密码学家收获了即将成为21世纪初最为强劲有力的一个政治理念（无政府主义）。这绝非巧合。

这一新生加密技术运动的一位精神之父就是提摩西·梅伊（Timothy May）。提摩西是一位海军军官的儿子，在圣地亚哥的一个郊区长大［19］。当他12岁时，他的父亲被派往华盛顿特区，因此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东海岸。年轻的提摩西甚至在还不到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枪支俱乐部。对枪械的迷恋一直伴随着他。他后来拥有了一把点22口径的左轮手枪（revolver）、一把点357马格南（Magnum）、一支AR-15突击步枪（assault rifle）、一把鲁格自动手枪（Ruger）、一对SIG-Sauers手枪（SIG Sauers），还有一些其他武器[20]。手持一把有着令人愉快的重量且冰冷的金属枪支，令他感觉到了自由和被赋予的权利。他在阅读艾恩·兰德（Ayn Rand）——一位精神饱满地激进自由主义女作者——的作品时也有这种感觉。

梅伊是一位对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都很狂热的读者。他认为，加密技术的含义如此新颖而又激进，其灵感肯定不会来自于科学，它只能是来自于科幻小说。1986年，弗诺·文奇的小说《真名实姓》走进了梅伊的视线。“你需要阅读这本书。”一位朋友对他说，并给了他一份整本短篇小说的带折角的复印件。文奇在书中担心的是完全身份识别与信息透明的问题。“我突然想到，真实的姓名就像是一个大型数据库里的序列号。”这位科幻小说家后来回忆道。姓名可作为标识符，就像情报人员所说的“选择器”那样，连接截然不同的信息。任何能够访问一个真实姓名的数据库的人，都将拥有对数据库中对象的控制权。[21]

文奇在他1981年的短篇故事中所表现的紧张形势，同一时间也在驱动着乔姆对“人事档案社会”的恐惧。梅伊被文奇的小说“迷住了”。他认为这篇故事清晰地刻画了当时许多盘踞在“计算机圈”里的话题，尤其是数字货币、匿名性、假名和信誉的作用，以及反抗政府在“赛博空间中”强行实施控制的兴趣[22]。

梅伊对赛博空间并不陌生，甚至在它叫这个名字之前就如此。他一直紧跟科学和技术的潮流，包括杰伦·拉尼尔有关虚拟现实的早期工作。1984年9月那期以软件为主题的《科学美国人》封面是拉尼尔的可视化编程语言——“曼陀罗”的形象。梅伊，当时在英特尔工作，也向这期的《科学美国人》贡献了一幅插图：一个蓝绿相间的电子显微扫描图像，展示了英特尔80186微型处理器的一小部分。同年9月的某天，梅伊在Printers公司遇到了拉尼尔，该公司是帕洛阿托的一家独立书店，同时也是旧金山半岛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离斯坦福大学不远。他们坐在两个凳子上，然后开始了一场关于赛博空间的对话[23]。

“加密使得人们很轻松甚至很安全地就能忽视那些关于赛博空间中能做哪些事情的大多数地方法规。”梅伊后来认为[24]。对梅伊和许多其他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们来说，这种改变是其第一阶出发点。在真正的赛博朋克时尚中，梅伊逐渐理解了赛博空间的想法。“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进入赛博空间的重要原因。”梅伊当时写道。这位怀旧的拓荒者认为，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爆炸式增长、安全通信和即将可用的数字货币将加快人们“期待已久的赛博空间的殖民化进程[25]”。

1988年年中，在李维斯特做出其开创性发现的10年后，也就是在梅伊阅读文奇的《真名实姓》两年后，梅伊撰写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突发奇想地模仿了另一则野心勃勃的著名宣言（赛博格宣言）：“带来这场革命——而且这一定会是一场社会和经济的双重革命——的技术已在理论上存在了近10年，”梅伊写道，“但直到最近，计算机网络和个人计算机的发展速度才达到了能让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水平。”[26]

这些可能性是非凡的。“两个人可以交换信息、开展交易和商讨电子合同而无须知道对方的真名实姓（True Name）或其他的身份信息。”梅伊在他的宣言中用大写字母来纪念他最喜欢的科幻小说作家。然后，梅伊引用了最具蛊惑力的美国神话：拓展疆域。带刺的铁丝网，一个看似微小的技术发明，已经使得原本开放的西部被分隔成了广阔的牧场和农场。铁丝网上的毛刺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西部各州郡对土地的概念和他们的财产权利，并且引发了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栅栏切割战争（Fence Cutting Wars）。梅伊站在主张切断铁丝网的牧场主和牛仔们的一边。在电子化的开放疆域中，带刺的铁丝网不会被接受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类比很古怪，但听起来却很有力：加密技术会改变游戏规则。最开始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是从某些模糊的数字分支领域涌现出来的一种微小的技术发明，但是这一次，技术为自由和解放而生，并反抗着那些想在它们的财产周围建立栅栏的人。对梅伊来说，加密技术将拆除围绕在知识资产周围的那些不合理“栅栏”。他惊恐地观察到，联邦政府想要减缓或叫停这种技术的传播，并且华盛顿正含糊其辞地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借口为取缔该技术辩解。正如《真名实姓》中的情节，罪犯们的确会滥用加密技术并享受这一复兴的自由。但是，梅伊知道，这些都不能阻止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崛起。他用一句战斗口号作为其的宣传册的结语：“崛起吧，除了那些带刺的铁丝栅栏，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中已包含了那些即将成长为强大政治理念的种子：技术本身——而非人类——将淘汰暴力。在1988年于圣芭芭拉举行的加密大会（The Crypto’88 Conference）以及同年举行的黑客大会（The Hackers Conference）上，梅伊以电子化和打印的双重方式向那些志趣相投的活动家们分发了他的宣传册。但有些东西消失不见了。这一宣言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

3

1992年年初，提摩西·梅伊和他的一位朋友艾瑞克·休斯（Eric Hughes），曾因可被普通人使用的实际加密技术的进展太过缓慢而感到十分愤怒。是的，菲尔·齐默尔曼（Phil Zimmermann）刚刚向大众发布了他自己开发的PGP1.0（PGP是优良保密协议“Pretty Good Privacy”的简写）。这是加密技术迈出的重要一步。齐默尔曼违反了出口管制条例和专利法，将公钥加密技术传播给了大众，而且他开发的流氓软件的应用以及引起的骚动影响相当广泛。但是第一版的PGP用起来非常沉闷无聊，并且满是漏洞。梅伊和休斯知道，这远远不够。

梅伊对粗犷的边疆个人主义十分喜爱，他经常戴着一顶宽沿斯泰森帽，装作一位真正的加密牛仔。这位稀奇古怪的物理学家作为一个依靠自己努力工作而取得成功的40岁男人，最近刚从英特尔退休，他现在有着宽裕且独立的经济能力，在圣塔克鲁兹山脉附近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早在1970年时，年轻的梅伊就曾读过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并且后来他也订阅了《全球评论》。他还曾经是“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一位成员。

休斯还不到30岁，蓄着金黄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稀疏胡须，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过数学。1992年5月，休斯从伯克利搬到圣塔克鲁兹去找了一间房子。但这两个人是因他们的共同爱好即加密无政府主义而凑到一起的。“我们花了3天时间激烈地讨论数学、协议、特定领域语言和安全匿名系统。”梅伊后来说。“伙计，这很有趣。”这位加密主义叛军一直受到马丁·加德纳于1977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上的著名专栏所激励，在当时该专栏已发表15年了。“哇哦，这真是令人大开眼界。”［27］当梅伊读到这篇文章时想到。

梅伊和休斯开始拉拢其他人。一个16人小组开始每周六在帕洛阿托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开会，这栋楼里面全是小型科技初创公司。开会的房间里铺着灰颜色的地毯并有一个会议桌。斯图尔特·布兰德是初期会议的出席人员之一，还包括《连线》杂志的两位记者，凯文·凯利和斯蒂芬·列维。他们都通过独特的湾区混杂文化团结在一起：对科技的激情，对反主流文化的沉浸，以及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

这个加密小组也共享另外一件事：对加密技术发展之缓慢步伐的失望。乔姆的想法自出现至今已经10年了，但目前新兴的赛博空间中仍未实现由数字现金以及邮件转发服务带来的匿名性、隐私和安全保障。他们通过玩游戏来模拟装在信封里的加密信息，有时长达4小时，还会结合角色扮演来查看加密保障的匿名性将如何在市场中演变。简单地使用信封，这一小组模拟了签名、信任和信誉系统，甚至是在线黑市的情况。

但早在这些初期会议中，就有人曾担心匿名性可能会被滥用。凯利于1992年秋天在圣塔克鲁兹的一次采访中对梅伊说：“它看起来像是可被用于索要赎金、勒索威胁、贿赂、敲诈、内幕交易和恐怖主义的完美工具。”他指的是他们关于黑市的那些初步想法。布兰德也持有这种怀疑的观点，并且因为类似的原因，他已经禁止了WELL网站上的匿名性。梅伊不为所动。“嗯，若销售信息不被承认为合法的话，那么种植大麻、自己动手堕胎呢？”这位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回应凯利，“你怎么看待告密者、忏悔室和约会交友所需要的匿名性？”[28]。

大多数活动家都支持梅伊。1992年9月，几个加密主义先驱决定走向明处：将他们的会议从帕洛阿托的办公室搬进赛博空间，并将参会人员组织到一个邮件列表中。此时人们刚刚开始使用电子邮件账户，因此一份电子邮件列表似乎是将小组成员联网化的最佳且最为开放的方式。与索萨利托的WELL聚会不同，它不需要会员费，并且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匿名参加。这份列表是公开的，无须任何指示服务文件。任何人只需向cypherpunks-request@toad.com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即可订阅该电子邮件列表信息。这份列表被托管在属于约翰·吉摩（John Gilmore）的一台机器上，他是一位早期活跃在旧金山地区的加密主义活动家，留着一头长发和稀薄的胡须，对于娱乐性药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吉摩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5位创始人之一，类似于梅伊，他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

密码朋克出自科幻小说。当然，它的名字是个随赠品。“你们就是一群密码朋克。”朱迪·米弘（Jude Milhon）在该小组的一次初期会议中惊呼道[29]。她当时是《盟多2000》杂志的一名编辑。米弘作为“圣朱迪”（St.Jude）更加为人所熟悉，她因提出了“女孩需要调制解调器”的要求而出名，是一位欢闹的女性黑客。“圣朱迪”的文字游戏将当时火热的科幻小说趋势与英式拼写的“密码”（cypher）组合了起来。这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非常喜爱他们新潮的名称。“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朋克’流派通常处理的是赛博空间和计算机安全的问题，”梅伊后来解释道，“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自然的。”[30]梅伊前往伯克利参加了几次《盟多2000》组织的聚会，这些聚会由肯·高夫曼以及作为他杂志主编继任者的艾莉森·贝利·肯尼迪（Alison Bailey Kennedy，又名QueenMu）举办。

1992年11月，“圣朱迪”（本身也是一位WELL成员）开始在她的终极赛博朋克杂志上刊登首批新生加密主义运动的故事。米弘描述了她在湾区的黑洞俱乐部（The Black Hole）一个名为尖叫迷因（Screaming Meemees）的音乐会上，邂逅了两位蒙面密码朋克的神秘轶事。

“实际上，你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可能会是最终的抵押品。”其中一位蒙面朋克告诉她，“你的可被杀死的、可被严刑折磨的身躯。即便没有孩子，你也已经有了财富的抵押品——你自己的肉体。”

“呃……”米弘回答道，“嗯，两位，这种隐秘装置听起来挺酷的。”

“这类革命者可通过tcypherpunks@toad.com进行联系。”她补充说[31]。

加密无政府主义在蔓延。很快，伦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纷纷出现了各地区的分组织。如同任何享有盛誉的亚文化现象，密码朋克有着他们自己的f俚语，例如，假名和匿名被简单地写成“nyms”，并且他们仅称呼自己为“C-朋克”。

斯蒂芬·列维和凯文·凯利出席了一些初期的帕洛阿托C-朋克会议。列维针对这一新运动为《连线》杂志描绘了一个著名的封面故事，发表在1993年5月第2期的杂志上。封面是艾瑞克·休斯、提摩西·梅伊、约翰·吉摩举着一面美国国旗，他们的脸部隐藏在了白色塑料面具后面，吉摩甚至穿着一件印着EFF字母的T恤，上面同时还印着这一当时新成立的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的网址。这些极客叛军们还在他们面具的前额上印上了他们的PGP指纹[32]。

同年，1993年夏天，凯利在《全球评论》的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一则关于加密无政府主义者的长篇故事，这期杂志的客座编辑是它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同年早些时候，世界上首个可以在同一页面上显示图形文件和文本的浏览器马赛克1.0（Mosaic 1.0）已经发布了。这种免费发行的软件，将多彩且带有图像的网页带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浏览器的流量被引爆了。《全球评论》杂志指出，蓬勃发展的网络使加密技术变得比以往更为必要了。

1992年11月，当《盟多2000》杂志首次提到该列表时，列表中已经有大约100名成员，包括记者以及一些有着. mil邮件地址的人（即军政界人士）。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列表中占据主导，还有“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以及甚至几个社会主义者”[33]。列表中的许多人有着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技术背景，还有一些人是政治科学家、古典学者或律师。提出密码朋克的概念两年后，在经历了一次主机故障并对之前700多人的订阅者名单进行恢复之后，列表上大约还剩500名人员。人们的观点常常会因政治上的“左倾”或“右倾”影响而纠缠不清，因此密码朋克创立者们建议成员不要在诸如堕胎或者枪支等热点问题上进行激辩。

该列表实际上就是一个团体，只是没有正式的领导阶层。“没有统治者（no ruler）=没有领袖（no head）=没有政府（an arch）=无政府主义（anarchy）。”梅伊澄清道[34]。并且他建议，保险起见，应查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词源。艾瑞克·休斯在最初几年里管理着这份列表[35]。这一新兴的运动没有预算、没有投票、没有领袖，但该社区仍然活跃了数年之久。约翰·吉摩曾做过计算：从1996年12月1日至1999年3月1日，该列表共处理了24575条信息，即在过去的800多天内，每天约处理30条信息[36]。

但科幻小说不只提供了一个名字，还激起了密码朋克运动的乌托邦观念。在列表以及文章和FAQs（常见问题解答）中，梅伊都建议人们“阅读来源”。这些“来源”指的不是与加密技术相关的科幻文章，或与自由主义论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政治思想相关的宣传册；梅伊所建议的“来源”是小说，即乔治·奥威尔的《1984》、约翰·布鲁南（John Brunner）的《冲击波骑手》（The Shock Wave Rider）、艾恩·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尤其是弗诺·文奇的《真名实姓》。事实上，文奇的作品在《密码朋克组织纲要》（CyPhernomicon）中被引用了近20次。该纲要是一份长达300页的日志文件，它可能是该运动所拥有的最接近一份规范性文档的东西，被组织成一份相当混乱且看似永无止境的常见问题列表。该文档中推荐的唯一非小说来源是乔姆1985年的经典文章《无须身份证明的安全》（Securityw ithout Identification）。

按照梅伊的话说，受到科幻小说的启发，活动家们围绕是什么东西“撑起了赛博空间的墙壁”进行了争辩[37]。吉布森曾将赛博空间这一全新的虚拟王国描述成了一种交感幻觉，但这些加密活动家并不喜欢这类描述，而且仅是“交感”还不能完全描述它。这一全新的疆域并不只是幻觉。在他们看来，赛博空间能像岩石般坚硬并足够稳固，能承受包括FBI特工和NSA间谍在内的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密码朋克来说，《真名实姓》比《神经漫游者》更具吸引力。

文奇的英雄主角罗杰·波拉克，又名“滑溜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拥有郊区的住房、花园和汽车。但是在另一平面，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了，任由装备了卓越力量的匿名黑客摆布，因而需要波拉克的帮助。吉布森小说中被药物摧毁且沉迷其中的皮条客亨利·多塞特·凯斯则是一个最不受人欢迎的对立面。赛博空间不能只是一个集体想象的幻觉；密码朋克更倾向于将这一庞大的在线疆域看成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一领域对局外人来说正如落基山脉一样崎岖和危险。因此，固化加强赛博空间的墙壁是一个中肯的问题。梅伊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用户在闲逛、当黑客在试图侵入系统时，是什么阻止了赛博世界的倒塌并碎成粉末？《真名实姓》所描述的虚拟的门户、入口以及石头城墙是持久而稳健的数据结构，而非不堪一击的脆弱建筑物[38]。

事到如今，答案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认为，密码学提供了“这一赛博空间世界的本体论支持”。梅伊相信，大素数惊人的数学能力保证了这一现在可被安全地进行“殖民化”的浩瀚新空间结构的持久稳固。拥有一个特殊的“赛博空间区域块”，他解释道，即意味着可在特定的机器和网络上运行软件，并且这类虚拟财产的拥有者可以制定其区域内的运行规则。他们有权设置访问策略并决定事物的结构，“我的房子我做主”。任何不喜欢这块特殊虚拟空间内部规则的人将不会受到这块空间的欢迎。与此同时，梅伊确信，任何想要引入老式政府管控来强制改变这些规则的人都将面临一场硬战。

对于持有自由主义思维模式的那些人来说，加密无政府主义即意味着“持枪人员”不能被带进赛博空间干涉所有参与者共同商定的交易。将暴力干涉从这一领域中排除产生了两个广泛而深远的后果。有两种类型的持枪人员将发现他们很难应对加密：第一种是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他们将不能再对那些拒绝申报非法收入或交易的人进行追踪。国家，简而言之，将失去大量的强制性权力。如果金融交易变得难以追踪，那么国家就无法实施强制收税。密码朋克认为这一切当然是一件好事。“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梅伊早在1992年年底就在《全球评论》的采访中告诉过凯文·凯利，“长期来看，这种东西将会打垮税收征管。”[39]

但加密不会只影响政府及其法律管治，另一种类型的持枪人员——犯罪分子——同样适用于这一影响。犯罪分子将失去使用物理暴力威胁强迫他人的能力。例如，如果药物的买家不只是对联邦调查局来说踪迹难寻，对黑帮犯罪团伙而言也是如此，那么长期遭受暴力和陋习困扰的市场将成为非暴力的，并且许多陋习也将终止。

被广泛使用的强加密使得从未见面并且永远不会见面的双方之间的交易可保持完全匿名、不可关联且难以追踪[40]。无政府主义者将它视为完全自愿之交互行为的一种合理后果：由于通信是难以追踪且不可知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强迫实施非自愿的行为。“这对于使用武力威胁的传统方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梅伊在《密码朋克组织纲要》中指出。武力威胁是来自于政府还是犯罪分子或甚至是来自于公司，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武力威胁将失去作用”[41]。

加密无政府主义不仅将会从长期的暴力市场中剔除武力，还将成为经历了功能失调的市场的一针强心剂。梅伊最喜欢的一个类比就是公会。中世纪的公会拥有垄断的信息，例如如何生产皮革或白银。当公会之外的独立企业家试图生产这些商品时，“国王的手下就会过来并把他们一顿好揍，因为公会向国王支付了税款”[42]。警察、税务员和集团利益联合了起来。

梅伊表示，印刷业打破了压迫制度。突然间，有人可以发表并分发一篇关于鞣制皮革的论文，而国王将无法阻止像野火一样蔓延的知识。但即便是在印刷时代，梅伊哀叹道，一些公司厂商也会将专业科技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枪炮加工业。这一时代现在即将走到尽头。他推断，加密技术将解放经验知识和专业知识。“因为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上出售信息，这将导致企业无法严格保守秘密。”他用90年代的陈旧语言说道[43]。各种类型的交易都将成为可能，不受任何限制。

《密码朋克组织纲要》令人感到一种未经加工、未经编辑并且自我沉浸的风格。这本小册子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分歧，是要选择保护隐私还是选择遵守法律。它暗示，同时选择两者是不可能的。枪支管制的争论为选择自我保护还是法律和警察保护提供了一个模板——“加密=持枪”，正如梅伊所表述的。两者都使个体拥有“先发制人的保障”。一些最为有力的密码朋克标语只是简单地复制和粘贴了美国最为激烈的枪支争辩中的言论：“如果加密是违法的，那么只有不法之徒将拥有加密。”该运动中最为流行的一句标语改编自NRA（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戏剧性地创造的著名5字词：现在不是枪支而是加密只能“从我僵硬冰冷的手中”（from my cold，dead hands）被撬走[44]。

从一开始，密码朋克就是要做成某些事情，而不只是争论、组织争论以及为了组织而组织。1992年夏天，约翰·吉摩，《连线》杂志封面上最初的3个加密叛军之一，采取了一个对抗NSA的大胆举动，让该运动迅速成为了全美瞩目的焦点。

吉摩曾遇到过两本激起他兴趣的密码学书籍：第一本是NSA的密码学专家威廉姆·弗利德曼（William Friedman）写的《军事密码分析》（Miiltary Cryptanalysis），该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的时期，是一套4卷本的教科书。第二本是由弗利德曼和他的一个学生莱姆布罗斯·卡利马赫（Lambros Callimahos）合著的《密码分析学》（Cryptanalytics），这本书在1956年和1977年之间共出版了6卷。每本书的前两卷均已被解除保密，这就是吉摩之所以会知道它们的原因。

1992年7月初，吉摩向NSA提交了一份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申请，要求该机构解密它对其余的弗利德曼书籍的保密。吉摩并不是在要求解除一些休闲类加密书籍的保密。弗利德曼是一位传奇的密码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参与创办了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局（US Army’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该机构是NSA的直系前身。美国国家密码学博物馆推崇他为“美国密码学院长”（Dean of American Cryptology）。弗利德曼自己提出了“密码学分析”（Cryptanalysis）这一术语，他甚至在米德堡拥有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可容纳500人的演讲厅[45]。

在不知道上述内容的情况下，吉摩要求解密的是NSA的一份创始性奠基文件。而NSA机构，一如既往地，只是一味地拖延。吉摩有着柔和的声音以及平静的嬉皮士外表，戴着约翰·列侬式的眼镜并挂着冷静的微笑。然而，作为一个并不是很容易就会被阻止的人，他慎重地提出了上诉。

当时一位东海岸的密码朋克主动与吉摩取得了联系。“你知道吗？我想我在一个图书馆看到了某些类似的内容。”他告诉吉摩[46]。在弗利德曼于1969年去世后，他的私人文献被陈列在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The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的公共图书馆中，该学院位于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市。这些文献中包含了令吉摩垂涎不已的尚未出版的手稿。这位密码朋克直奔那里，复印了这本书的校样，上面还有弗利德曼的注释，然后给加利福尼亚的吉摩寄去了一个厚厚的包裹。10月初，当该包裹砰的一声降落在吉摩的家门口一周后，来自东海岸的第二封信件也到达了他的邮箱。这封信件出自NSA。

该机构写信告诉吉摩，它将不会向吉摩解密这些书籍。在其答复中，NSA引用了一条法规——《美国法典》（U.S.C）第18编第798节。该法规规定，公布机密的密码学信息触犯了联邦法律，属于犯罪行为。此时吉摩才恍然大悟，他将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所拥有的是机密文件，并且传播这些文件，即便是把它们展示给专家审阅，都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NSA并不知道吉摩已经拥有了这些文件。吉摩仔细地考虑了自己的可选项，然后决定将该机密文件的副本密封起来上交给一家联邦地方法院。加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对司法程序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相信的是数学，而不是法律。因此，吉摩在向法官上交这些秘密文件之前，他复印了几份副本并把它们藏在了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47]。

过了一段时间后，事态看起来像是会扩大升级。一位代表NSA司法部门的律师要求吉摩交出他的非法副本，并威胁说NSA可能会派出自己的执法人员，或者是FBI特工，从吉摩那搜出有关弗利德曼书籍的证据。密码朋克们对此非常担心，尤其是吉摩的律师李·提恩（Lee Tien）。他们不仅仅是在担心自己的个人自由，同时也在担心整个国家的自由。在学术类型的加密会议上，已有谣言在流传：NSA早已突袭了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并重新密封了这些原本公开的文件，而且他们已在1983年就从公众可获取的途径中移除了弗利德曼的私人信件。一个早期的法院诉讼案件似乎肯定了政府抢夺任何指定文件的权利。“如果他们能够对拥有它（指定文件）的每个人进行非法的‘黑袋’搜查，”吉摩在海特-艾什伯里区的一家咖啡馆回忆道，“那么他们就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列为机密。”[48]

现在，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明白了NSA在畏惧什么。密码朋克们已经见识到米德堡的间谍们可以修改法律并玩弄政治，但这些活动家们也知道了该秘密机构讨厌公开宣传。因此，吉摩开始给他通过密码朋克列表所知道的一些科技记者打电话。当时，旧金山最著名的记者之一是《纽约时报》的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吉摩找到了他。后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篇故事，文章的标题是《节节败退，美国情报机构对已被发现的机密数据束手无策》（In Retreat，U.S.Spy Agency Shrugs at Found Secret Data）[49]。

吉摩的计划如他所愿地起到了作用：NSA畏惧曝光。该机构为应付这一高调的曝光而解密了弗利德曼的文件。NSA的律师们并没有打电话通知吉摩的律师以说明他们最后屈服了，并将解密弗利德曼的书籍，而是直接告诉了马科夫。“我从马科夫那里听说，”吉摩回忆说，“他们想要抹杀这篇故事。”[50]

弗利德曼的书对密码朋克们毫无用处。书中的内容对密码朋克活动家们正在研制的各种加密工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这个插曲是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它重申了：“NSA是敌人。”这正如吉摩想要表达的，而且这个敌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便是一些长发的嬉皮士活动家也能战胜强大的军事机器，而这只是1992年年底，密码朋克刚刚崭露头角。

“密码朋克编写代码”是当时的口头禅。当然，这是一种原则上的声明，而且有点夸张的意味，因为并不是所有在电子邮件列表上的人都写代码。事实上，只有约10%的密码朋克会写代码，而仅有5%的人从事与加密相关的工作。很早以前，这些活动家们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对准了数字时代的一个基本隐私问题，至少在当时是与加密无关的一个问题：匿名性。

把强大的加密技术提供给普通人是个人隐私保护发展历程上十分重大的一步。但是它甚至还未开始着手解决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将明文编码成密文，以完美地保护信封里的信件。其他任何打开信封的人都无法阅读里面的内容。这非常棒。但是当时的可用加密并不能隐藏信封上的内容：发送者的地址、接收者的地址，还有一些关于何时以及该如何发送该信件的其他信息。通信者们的身份是公开的。加密保护了数据包的内容但却没有保护头文件——后来被称为“元数据（metadata）”。现在公开可用的PGP协议使得元数据还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总之，就PGP本身而言，它创建的是机密性而不是匿名性。密码朋克们想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回邮器就是那个解决方案。它是一种被程序设定用于裁剪信封的专用机器，不论这封信件是否加密，都可确确实实地剪掉发送者的地址然后将电子邮件转发给接收者。换句话说，回邮器是自动剥离可识别的电子邮件发送者信息的服务器：运行在回邮器上的代码将被剪下元数据，用诸如nobody@shell.portal.com这种不存在的占位符替换被剪去的发送者地址，然后将该邮件转发给目标接收者。这就像写了一封不加发送者地址的信件，或用变形的声音在公用电话上给某人打电话。为了提高安全性，多个回邮器可以被连在一起，以防某个回邮器保留了一个可用于识别信息发送者的日志文件。法院的命令或起诉对这种能够自动遗忘数据的机器是无效的。但是，要把PGP集成到回邮器上却是个问题，至少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

艾瑞克·休斯和哈尔·芬尼（Hal Finney）在1992年用可编程语言Perl和C编写了第一批这样的回邮器。到1996年，将有几十个这样的回邮器被投入使用。它们有很多用途。例如，它能很简单地向一个可公开获得的邮件列表发送敏感信息，因为没有人可以追溯到这封电子邮件的发送者。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们使用回邮器“释放”了一些之前从未被公布过的密码文件，泄露了一些政府机密，并揭露了山达基教会的许多秘密。

1992年年底，事情已经开始有进展了。PGP的使用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第一个回邮器即将上线。1992年12月1日，在吉摩取得对NSA象征性胜利的2天之后，约翰·佩利·巴洛在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组织了一次由国家安全和情报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他告诉这些间谍们：“我认为你们这些情报界人士即将同任何其他人一样，直接面临这些问题的挑战。”这位EFF的联合创始人很清楚，情报机构在严格的指导方针下工作：把国内事务同国外事务分隔开来。“你们不应该进行国内监视。”巴洛向在座的官员们讲道，“嗯，在赛博空间里，国内与国外的界限，确切地说是任何国家和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界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都是非常模糊的。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界限的话。”[51]

对于巴洛和那些密码朋克们来说，文奇对这个借由大素数之力量保全的无国界赛博空间的预言，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太平洋之梦，它正在逐渐照进现实；但对于那些满脑子都是国家安全的政府官员来说，它是一个灾难性的、充满威胁的噩梦。因此，1993年4月，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领导下的白宫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如果他们不能阻止加密技术的传播，他们或许可以控制它。政府针对加密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联邦标准。

这个提案被正式命名为《第三方契约加密标准》（Escrowed Encry Ption Standard），或简称为EES。它的初衷是使加密的远程通信，尤其是移动电话上的语音传输成为可能，但这其中还包含了一点其他心思。该标准包括了加密处理器的一整个系列的产品，整体而言普遍被称为“加密芯片”（Clipper chips）。当然，设计了这样一个系统的政府专家们，都住在政府强大的信号情报机构NSA内。该提案随后通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予以实施。

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在理论上十分简单：当两个设备之间确立了一条安全的通信连接时，执法机构仍然能够获得用于加密通信数据的密钥。换句话说，通信得到了保障，但当需要时，FBI可以读取邮件或监听电话。这个简单想法的技术实现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NSA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种他们自认为很巧妙的方法。为了进行安全通话，两部电话将首先建立一种所谓的会话密钥对这次通话进行加密。这几乎是一个给定条件。会话密钥将解开密文并揭露明文。因此，NSA需要找到一种在不影响通话安全的情况下令会话密钥可被执法人员获取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创建了一种所谓的法律执行访问区域（Law Enforcement Access Field），简称为LEAF。LEAF将保留一份会话密钥的副本。当然，被保留的会话密钥是敏感的，同时它还使用一种被称为“单元密钥”（Unit Key）的设备专用密钥对自身加密。当制造出的芯片被硬连接到设备时即会分配芯片的单元密钥。单元密钥由两个政府机构进行“第三方托管”。总而言之，美国联邦政府对加密的远程通信有一把备用密钥。白宫认为加密芯片将达成两个目标：该芯片将为美国民众提供安全的远程通信，而且它将不会损害执法机构进行合法的、必要的窃听能力。

不出所料，密码朋克将加密芯片称为基站（Base Station，BS）。该芯片不仅颇具争议性，它还是一枚重磅炸弹。这种微型芯片的出现成为加密无政府主义运动期待已久的重大转机。这一想法，即一个政府，不论它的宪政形态是什么，都应该被允许持有所有密钥的一份副本，对于快速增长的加密活动家们来说简直就是荒谬。“加密=枪支”现在意味着克林顿政府需同时面对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和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的活动家们——即那些支持言论自由和武装自卫的人——的愤怒：伯克利学者与全国步枪协会（NRA）成员结成了攻守同盟。“是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Himmler）可以使用‘密钥恢复’（key recovery）来定位犹太人及正在与之通信的人们，然后将这些人全都逮捕起来并杀害？”梅伊在电子邮件列表上慷慨激昂地问道[52]。

1994年3月和4月，涂鸦喷雾文化选定了这个主题：“停止加密芯片——NSA滚开”（Stop Clipper—Fuck the NSA）这一涂鸦出现在旧金山第16大街和哈里森街道拐角处的一个车库大门上。较为现实主义的隐私倡导者指出，对于咄咄逼人的国外情报机构来说，密钥托管数据库将成为一个美味诱人的目标。这些活动家们将LLEAF和加密芯片视为政府指定的进入安全通信系统的“后门”。EFF认为，密钥托管实际上意味着“向密钥投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加密战争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反NSA口号是将芯片嘲讽为“内置老大哥”（Big Brother Inside），它是对当时世界领先的一个芯片制造商的著名标语：“内置英特尔”（Intel Inside）开的一个文字玩笑。还有一些口号被设计为T恤和饰针上的标识语：“与加密芯片斗争！”紧随其后的是梅伊《无政府主义宣言》里过时的结尾语：“崛起吧，除了那些带刺的铁丝栅栏，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约翰·佩利·巴洛发出了最强大的声音：“你将拥有我的加密算法，”他大声疾呼，并再次使用了自己最喜欢的台词，“当你从我僵硬冰冷的手中夺走我的私钥的时候。”[53]

涂鸦和警句并没有扼杀加密芯片，而一个黑客却做到了。对政府的最后一击由一个密码朋克马特·贝雷兹（Matt Blaze）熟练地完成了，他当时在AT&T工作。当时被称为“飞鱼”（Skipjack）的加密芯片算法仍然处于机密状态。政府只有在预实施、防篡改测试模块中才提供这一芯片算法。并且政府只对通过审核的供应商提供这种硬件。AT&T就是那些通过审核的供应商之一，正是在AT&T公司，贝雷兹才能测试这种芯片。

贝雷兹发现LEAF及其备用密钥是存在缺陷的，而且实际上很容易被篡改。他在1994年8月将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一份现已十分著名的文章中[54]。讽刺的是，贝雷兹的发现表明，这种加密芯片可以通过破解而进行修复，至少从隐私活动家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通过推翻法律执行访问区域，加密完好无损并且执法不再有强制访问途径。很快，这种加密芯片就被取消了，一而密码朋克们在对抗政府时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还有几位加密活动家在法庭上与政府斗智斗勇，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三个著名的案例涉及将计算机编码以及机器语言视作言论自由的情形。第一个案例提交于1994年，关于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一位前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密码朋克菲尔·卡恩（Phil Kam），他向美国国务院（The Department of State）提出了一起未能成功的诉讼，声称对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的书籍《应用密码学》（Applied Cryptography）刻录磁盘的出口限制，侵犯了他在第一宪法修正案中所拥有的权利。1996年，密码朋克列表上的成员彼得·琼格（Peter Junger）当时是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The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的一位教授——起诉美国商务部（The Commerce Department）仅仅是因为他在美国教授一门计算机法律课程就针对他强制执行国家出口法规，他提交了一份诉讼，但最终也失败了。

最具影响力的是丹尼尔·伯恩斯坦（Daniel Bernstein）带来的一系列诉讼案例，当时被称为“伯恩斯坦大战美国”（Bernstein vs. United States）。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由EFF代表，质疑国务院要求他在公布一小段加密程序之前要先取得军火商许可证的事情。后来，直到20世纪末的1999年5月6日，美国上诉法院第9次巡回法庭才做出最终裁定——这是历史上首次承认软件代码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最终将这一令人讨厌的加密技术出口管制制度引向了终结。

4

受到成功和主流媒体报道的鼓舞，加密无政府主义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极端。举例来说，斯图尔特·布兰德仍然对匿名在线持高度怀疑态度。1994年4月1日，关于加密芯片的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状态，一个“无名小卒”在这一消息组里报道称，菲尔·齐默尔曼已被逮捕，而保释这位加密先驱需要100万美元[55]。当时布兰德正与齐默尔曼坐在同一个控制面板前，他对此很不高兴。他于两天后回应了这位密码朋克。“这次齐默尔曼恶作剧事件，”他写道，“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匿名在线的反感。对处在全盛期的匿名在线而言，这件事情是一种邪恶的滋扰。”[56]布兰德在其订阅用户中享有巨大的权威，因此密码朋克的创始人们并不喜欢他的挖苦评论。

“你无法摆脱匿名性。”休斯在第二天早上回应。他指出，匿名谈论某件事情和使用假名进行讨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第一次使用假名时与匿名几乎无二，因为它没有过去的历史记录。”他写道[57]。这一招很聪明。这些活动家们也喜欢提到这点，密码朋克中也曾出过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选择使用“人民之友”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假名发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密码朋克们甚至将自己与这些开国元勋们相比：吉摩解释说，梅伊就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一位“散文家”；而休斯更像是“程序员”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58]。大致来说，休斯回复布兰德的是，反对匿名性并不符合美国的风格[59]。

但布兰德是正确的。几个颇具影响力的想法的出现导致了加密无政府主义的两极化，并驱动了这位不肯妥协并自定义为在线匿名的开国元勋的边缘化。其中一个想法，也许是最具预见性的一个，是黑网（Black Net）。

黑网完全是WELL网站的反面，它是令人厌恶且使人蒙羞的创造：完全匿名、没有物理地址并且故意不遵守道德标准。1993年8月18日，一个匿名的声音从虚无的赛博空间（它不得不这么做！）中传来了这一想法。“黑网的介绍”通过一个电子邮件回邮器被发送到了密码朋克列表上的地址。邮件以一个不祥的预兆开头，带着一丝对列表上的大多数人员来说极为明显的讽刺和虚假夸大：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你们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新组织——“黑网”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感兴趣。黑网从事购买、销售、交易以及处理其他各种形式的“信息”的业务[60]。

这位匿名的作者明确地指出，黑网将使用公钥密码体制以保证用户全面且完美的安全性。他同时写道，这一赛博空间中的黑网市场将无法确定自己的客户：“除非你告诉我们你是谁（请不要这么做）。”

黑网也是神出鬼没的。“我们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置并不重要，”邮件中写道：“我们在赛博空间中的位置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神秘的匿名声音给出了一个虚构的邮件地址“Blacknet〈nowhere@cyberspace.nil〉”这是一种明显的极客式讽刺，因为.nil并不是作为顶级域名存在的。但是这封邮件随后恶兆般地补充说：“你可通过使用我们的公钥（如下内容所示）加密一条信息，然后将它存放在我们监控的各个赛博空间位置之一，与我们进行联系（最好是通过一连串的回邮器）。”这些位置指的是两个用户群组：alt.extropians和alt.fan.david-sternligh，当然还有密码朋克列表。它看起来不像是在闹着玩。

黑网想做的是要保持“有名无实的”非意识形态。但是这一不祥信息的作者明确表示，民族国家、出口法律、专利法律和国家安全都是“前赛博空间时代的遗物”。这些东西都只为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扩大国家权力，并进一步推行黑网的先驱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化”[61]。

这份奇特的电子邮件宣传册随后明确宣称，目前黑网正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储存库”，并且它很想得到一些商业秘密。“我们永远欢迎任何鲜美诱人的东西。”这个匿名的声音补充道。黑网尤其有兴趣购买商业机密（“半导体”），纳米技术中的生产方法（“默克尔的套筒轴承”），化学制品（“富勒烯和蛋白质折叠”），以及从儿童玩具到巡航导弹（“3DO”）等一系列物品的设计方案。黑网也对普通的商业智能感兴趣，例如与兼并和收购相关的内容。“请加入我们革命性的——并且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吧。”这封邮件总结道[62]。

很快，梅伊就宣称对这份邮件负责。他在1993年夏天想出了黑网这个主意，希望能够真正做点什么，或按他的说法，“一个游击战本体论的练习”[63]。其目标是找到一种方式，以确保完全匿名、无迹可寻、双向的信息交流。核心思想是使用一个公共消息池作为主信道。发送者将使用一系列回邮器在消息池里匿名并不可追踪地存放一条记录。发送者将使用目标接收者的公钥加密该信息。然后目标接收者，并且只有目标接收者，可以轻易地下载、解密和阅读这条公开信息，并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复。

这个恶作剧的想法真是太完美了，以至于它看起来不像是真的“恶作剧”。梅伊声称他提出黑网只是为了教育和科研的目的。但是他所列出的兴趣，特别是商业机密，对一个恶作剧来说似乎有点儿太过具体了。黑网的理念是很可信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梅伊对于黑网的整体想法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商业计划。它真的可以运作起来。

埃尔·比林斯（Al Billings），当时是华盛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类学专业的一个学生，在这封邀请邮件上线仅几个小时后便在列表上回复道：“它一定会发生。”他说，“即使这还不是真的，它也将很快发生。我完全赞同它的内容。”[64]

“我认为它不是真的，或至少不打算成为真的。”另一个密码朋克回答道，注意到了邮件中微妙的讽刺意味。“我猜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它是一个玩笑，但是邮件的作者将很快开始收到真正的回复，它有可能因此而变成真正的东西。”[65]他们都猜到了点子上。

这位大师级的密码朋克已经创建了一种“使用加密技术保护交易者姓名的信息交易业务之概念验证的实施方案”，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数字理论家和密码学家保罗·利兰（Paul Leyland）的话来说[66]。

《连线》杂志的编辑们显然没有注意到它虚张声势的本质。1993年的《连线》杂志11月刊宣告了黑网的存在，仿佛它是真的。“请匿名地（必须这样）给我发送邮件。”《连线》写道，然后长篇引用了梅伊的人造黑网宣传册。几个月后，1994年2月，兰斯·德威勒（Lance Detweiler），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密码朋克巨人，将黑网的宣告贴在了20多个消息组和邮件列表上，并把它发送给了成千上万名的接收者[67]。

其中一些副本自己闯入了敏感网络的地带。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甚至向它的员工们发出了一个指导性警告，建议他们向监管人员报告与黑网有关的一切联系。的确，梅伊很快就收到了真正的回复以及相当数量的奇怪主张，包括主动提出要出售CIA要挟驻华盛顿和纽约的某些南非国家的外交官的相关信息[68]。梅伊说他用黑网的私钥解密了这封邮件然后将它搁置在了一边，并且从未对它进行过回应。[69]

构建黑网的主要动机之一，正如梅伊曾陈述的，是执行经济间谍活动。到了1994年春天，该想法已经在论坛、消息组和当时新兴的万维网上流传开来。万维网是一种带有可点击链接的浏览界面，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它已经成了互联网的代名词。FBI开始重视黑网组织的工业间谍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并展开调查。列表上的一个匿名帖子声称，两名联邦特工已经在丹佛审讯过德威勒有关黑网的事情，甚至还正确地辨认出了其中一名特工的身份[70]。

联邦调查局也联系了梅伊以及其他一些密码朋克们。这位加密主义牛仔非常担心这种不必要的关注，也担心他的想法可能存在被滥用的潜力，因此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那个在密码朋克列表上张贴这则信息的匿名肇事者。但黑网从未真正作为一个出售信息的消息池投入使用，它缺少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成分：数字现金，而当时这还仅仅作为一种想法而存在。

很快，列表上出现了一个更加糟糕的建议：一份公开的政治家暗杀名单，自称是一个委托杀人的门户。该想法也来自于一名前英特尔工程师，吉姆·贝尔（Jim Bell）。他是密码朋克列表上思想最为激进的人员之一（贝尔和梅伊只见过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初）[71]。1992年8月，贝尔曾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阅读过大卫·乔姆的一篇文章，题为《实现电子隐私》（Achieving Electronic Privacy）。乔姆当时是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一个加密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描绘了一幅阴暗的景象：拨打电话、使用信用卡、订阅杂志、纳税，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都可被收集并组合成“一个关于你生活中的一切的完整档案，不仅有你的医疗和财务历史，还有你购买的物品、旅行的地方以及你与之交流的人群”[72]。

当贝尔读到这篇文章时想到，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是乔姆关于实现电子隐私的建议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启迪了贝尔。乔姆提出了一种使用“数字假名”而不是真实姓名或社保编号作为身份识别的方法。这种假名使得将各种零碎信息链接追溯到单一真实个体变得更加困难，就像是在以现金支付为生活常态的旧日美好时光里。

“几个月前，我产生了一个真正且相当直接的‘革命性’想法，”贝尔在1995年4月写道[73]，此时他仍然受到乔姆想法的启发，“并且我开玩笑地称它为‘暗杀政治（Assassination Politics）’。”[73]除了贝尔，没人认为这是一个玩笑。“暗杀政治”是一篇被分为了10个部分的即将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散文的标题。贝尔认为，乔姆完全搞反了：这位阿姆斯特丹的密码学家询问的是，普通生活的自由如何被复制到互联网上。对贝尔来说，相反的问题才更加令人兴奋：“我们如何将互联网上得到的自由转化到普通生活之中？”

贝尔的基本想法看起来是很单纯的：使政府远离禁止加密和数字现金这些新兴的自由科技。但是，贝尔颠倒了密码朋克们的根本动机：他不只希望确保已被良好确立的实体自由将应用于新兴的互联网，他还希望将新兴的互联网自由转化到已被建立的普通生活之社会规范中。乔姆建议借助现实世界的形象塑造赛博空间，贝尔则建议借助赛博空间的形象塑造现实世界。这种逆转使之成为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

贝尔建议成立一个暗杀市场。这位MIT的毕业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成立一个合法组织，使用现金奖励进行悬赏。这笔现金奖励的赢家将是正确“预测了”一名特定人员之死的人。贝尔阐明道，暗杀列表上的人是早已在侵犯公民权利的人，“通常是政府雇员、公职人员或者是被指定的人员”[74]。

这一提议搭建的系统针对的是政府，该事实使得它与其他已经存在的系统大不相同：贝尔并未宣称雇佣杀手的那个人杀人罪名不成立。显然，受害者可能是无辜的。但他所针对的并不是无辜的那些人。他甚至没有提出要使用武力，毕竟政府一直垄断着武力，对公民征税和强制执行法律已然代表了对武力的使用。通过“对被偷漏的税款收取回报”并与警察人员相互合作，一名政府雇员已经违反了“互不侵犯原则”。因此，对这位政府雇员“采取的任何行为”“并不是自由主义原则之下的武力行为”[75]。贝尔争辩道，刺杀政府雇员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正当形式。从这点来看，加密确实等价于枪支。

强加密技术使合法暗杀成为可能，至少在贝尔看来是这样的。他所建议的暗杀政治的核心，是由一个组织进行管理的暗杀名单。这份名单是公开的。它有两列，一列是政府雇员的名字，另一列是对这个人的“预测”死亡抵押的款项（贝尔总是将“预测”标上引号，因为一定会有人使预言成真）。对一名特定的政治家或政府特工怀恨在心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人的生命上抵押或大或小的金额。“即便全国只有0.1%的人口，或1000人中只有一个人，愿意支付1美元看到某些政府败类的死亡，那么实际上，将有250000美元的奖金悬赏他的人头。”贝尔解释说[76]。这些赏金，一旦数额足够大，就将成为驱动暗杀者市场的一个重要诱因。

贝尔建议的系统将如下进行运作：“猜测者”将创建一份带有他们“猜测结果”的文件，即政治家或者官僚的名字以及他被暗杀的时间戳。然后，进行“预测”的人将使用私钥对这份文件进行加密，因此，若无法获得私钥，任何人都不能阅读或编辑该信息。接下来，“猜测者”将会把这个密封的信件和一些数字现金放在第二个信封内。该信封可用暗杀管理组织的公钥进行加密，因此只有颁发奖金的暗杀管理组织才可以打开这封信。金钱主要用于避免产生大量的随机猜测，贝尔解释说。

一旦展开暗杀行为，受害者的死亡将通过新闻报道让公众知晓。随后，赢家可以把一个加密的信封寄送到该组织，其中会包含两样东西：一个私钥和一个公钥。该组织将使用私钥来打开事先提交的赌注信封，来验证这个赢家正确地预测了暗杀结果。但是赢家如何得到他的报酬呢？信封中的第二个元素是一个公钥，而只有赢家才有这个公钥对应的私钥。公钥将被用于有效地将现金奖励“转移”给赢家——通过线上公布。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公布的结果。但只有赢家能够随后下载被加密的现金并用他自己的私钥给现金解锁。所有这一切将完全是无法追踪的。“完美的匿名性、完美的隐蔽性和完美的安全性。”贝尔吹嘘道[77]。

贝尔的愿景完全是革命性的。他认为，没有任何事情会是一成不变的。

这种情况究竟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我们几乎不假思考即可回答。“什么将是一成不变的呢？”我们选举出的人将不再能够转过身来就将我们加税至死，规范至死，或者当我们反对他们的愿望时派遣打手将我们殴打致死[78]。

不出所料，贝尔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时任IRS（美国国税局）视察员的杰夫·戈登（Jeff Gordon）把他比作恐怖分子提摩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后者于1995年4月炸毁了一座位于俄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联邦大厦，造成了168人死亡。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约翰·杨（John Young），他是一位建筑师和密码朋克，将在1996年建成首个举报网站：地下卷宗（Cryptome）。杨提名贝尔为克莱斯勒设计奖（Chrysler Design Award）得主，因为贝尔创建了一个“政府问责制度的信息设计”（Information Design for Governmental Accountability）[79]。

加密无政府主义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看起来却正向着边缘缓慢前行。奇怪的是，该意识形态始终缺乏一本合适的书籍论述。它产生了涂鸦和一连串漫无边际的电子邮件、杂志故事、访谈和杂乱无章的《密码朋克组织纲要》。这些密码朋克会写代码，但不会写书。梅伊，自诩为该运动中的散文家，曾尝试过编著书籍，但却以失败告终[80]。

然后，1997年，纽约的一家大型出版社，西蒙&苏斯特（Simon Schuster），出版了《独立主权的个体》（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这是一本怪诞的书籍，充满了世界末日般的，但又是乐观的预测。两位作者受到密码朋克的政治哲学启发，摒弃了专业术语和晦涩难懂的加密技术讨论，而保留了鲜明的态度。他们的观点是，赛博空间即将毁灭整个国家。

威廉·里斯-莫格爵士（Lord William Rees-Mogg）是一位在英国民众心中声名显赫但也颇具争议的人物。从1967年到1981年，面目严肃的里斯-莫格一直是《时代》杂志的编辑，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主席以及BBC副主席。1988年，作为埃文郡辛顿布鲁韦特的里斯-莫格男爵在英国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获得了一个终身席位。他的共同作者是一位保守的美国财经评论员，詹姆士·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戴维森同时是一个被称为“全国纳税者联盟”（The National Taxpayers Union）的宣传组织的创始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被引入赛博空间，美国国内国家垄断势力的价值将会大幅缩减，”里斯-莫格和戴维森预测，“带宽注定会战胜领土政权。”[81]“为了支持他们的未来学说，这两位专家专程拜访了怀俄明州的约翰·佩利·巴洛。两位拜访者对他说，他的观点是对的：“因特网反对个体的独立自主和不受管控，唤起了大众对民族国家概念的质疑。”[82]

两位作者与梅伊和密码朋克们的想法遥相呼应，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制威胁毫无疑问将在线上失效，线上空间受到强大的加密技术保护。“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他们写道，“由想象力所带动，将远远超出横行霸道者们所能达到的范围。”[83]大规模暴力、警察或军事武力的优势将远低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个体将不再需要或容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主权国家。暴力的时代已经终结。个体现在将成为独立主权的个体，并有效地取代国家。很快，世界上大多数的商业活动将被吸收“纳入赛博空间”，比起它们在海底世界或者太阳系外行星所实施的真正权力，旧式的政府在这个全新的领域里将“不再有统治权”。“在赛博空间里，自古以来贯彻于政治生活之中的物理暴力威胁都将烟消云散。”[84]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数字现金。“赛博现金”将大幅降低国家对其公民的控制力。在不久的将来，任何商业交易都将在“万维网”上发生，并使用无迹可寻的数字现金进行支付。征税将变得困难——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这样一来便会缩小国家的规模——如果没有完全摧毁国家的话。正如这两位保守派作家对于列侬和麦卡特尼的话的一个曲解式的引用：“赛博空间将是一个终极的离岸管辖区域，一个摆脱了税收的经济体，一个镶满了钻石的空中百慕大（Bermuda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85]

两位作者并没有仅仅将“独立主权的个体”作为一个口号。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一位奇特的天才”将与整个民族国家在赛博空间中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五角大楼并不比一些十几岁的神童更加强大。科技真正地把未来的竞技场设在了面对面直接对峙的水平上，“弱者和强者将平起平坐”[86]。这一后果的意义是深远的。“国家将不得不重新配置，以降低它们面对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受感染电线和陷阱程序之时的脆弱性，这些程序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者是一些十几岁的少年黑客们所监控。”里斯-莫格和戴维森预测道[87]。

一本预售的《柯克斯书评》（Kirkus）称这本畅销书是“令人惊叹”且“洞察深刻的”。《温哥华太阳报》（The Vanouver Sun）认为该书是“必备之选”。《多伦多金融邮报》（Toront’os Financial Post）称其“发人深省”。《卫报》（The Guadian）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也对其做出了相应评论[88]。不出所料地，密码朋克们非常喜欢这本书。“《独立主权的个体》包含了许多在密码朋克圈里讨论的问题。”一位列表成员写道。[89]“对于C-朋克们来说非常具有建设性。”吉姆·乔特（Jim Choate）补充说，他曾编写了一个早期的回邮器[90]。一些人仍然保持怀疑，因为这本书缺乏技术深度且充满了大胆夸张的描述。尽管这两位作者从未提到过加密无政府主义或密码朋克，但这本书为一门新兴的政治哲学^[2]提供了使它进行流通更加便捷的货币。但是这本书的成功并未持久，这一从乌托邦思想涌现而出的想法始终与它同病相怜。

受到文奇的故事以及密码朋克列表的启发，在这一新经济崩溃之前，一些企业家们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里从字面上理解了“独立主权之个体”的想法。其中一个是瑞安·拉基（Ryan Lackey）。拉基15岁时已对数字现金十分着迷。他当时在一个管理松散的小岛——安圭拉岛（Anguilla）上启动了一家电子货币初创公司，但是却陷入了来自统治阶层的干涉。他是一个狂热的密码朋克，还在波士顿上学时就曾将密码朋克的列表托管在了一台MIT服务器上。他甚至看起来像一位标准的密码朋克：剃着光头，因在屏幕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皮肤苍白，戴着暗黑色边缘的带框眼镜，并且通常一身黑色。正如他所看到的，隐私和互联网自由正在遭受围堵：法律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美国，自由正遭遇着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独裁。

几位加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寻找一个离岸管辖区域以运营自动售卖“自由”的机器：回邮器、实施加密的服务器机架以及铸造数字现金的机器等。安圭拉最初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汤加^[3]。随后，1999年7月，拉基和肖恩·哈斯廷斯（Sean Hastings）在一本书里面——欧文·施特劳斯（Erwin Strauss）的《自由建国》（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91]——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西兰公国（The Principality of Sealand），它位于北海一个很小的人工岛上，这个小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防空平台，被称为怒涛塔（Roughs Tower）。这座被铁锈覆盖的550平方米的平台坐落在两个巨大的空心浮筒上，平台距离北海海面凶恶的棕绿色波涛有60多英寸，距离费萨福克海岸的利克斯托港口有7.5英里。

1967年9月2日，罗伊·贝茨（Roy Bates），一位退役的陆军上校和二战老兵，宣布这个钻井平台从英国独立，并在他妻子生日那天授予了她“王妃”的称号。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西兰公国的独立主权，联合国和所有其他国际组织也是如此。然而，哈斯廷斯和拉基来得正是时候。1999年，罗伊正与阿尔茨海默氏症（Alzheimer）做斗争，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个“皇室”家庭正考虑搬离西兰公国，使它可以用作他途。同年11月，哈斯廷斯首次拜访了该平台。他在安圭拉岛时已具备了丰富的境外金融和线上赌博经验，也是在安圭拉岛他遇到了拉基。在11月考察西兰公国之后，这两位企业家备受鼓舞，决定向前发展。

“我们最大的灵感是来自弗诺·文奇和他的《真名实姓》。”拉基回忆称[92]。特别是文奇关于许多个体在另一平面进行自主行为，个体能够“依靠硬件为生，以及自行交易物品，不必受控于任何政府管制”的愿景，拉基后来在帕洛阿托说道。他说，这些独立主权的个体是“第一类公民”。这个“公国”是他们根据管辖权异议所能找到的最为弱小的国家了。这个废弃的北海防空平台没有法律系统、没有警察，并且没有执法。西兰公国看起来像是成为独立主权个体的完美起点。

避风港公司（Haven Co.，Ltd.）立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数据天堂，该公司的商业计划承诺“保护实体安全免受任何的法律制裁”。这一想法结合了“第一世界”的精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第三世界”的精华（托管数据并运营业务使之“摆脱不必要的管制和税收”）[93]。“西兰公国坐落在距离伦敦不到三毫秒（光在光纤中穿行的时间）的地方。”该公司的商业计划如此承诺道，以一种的确会让人想起《真名实姓》的语言方式。

拉基当时只有20岁，就成为避风港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后来还搬到了这块贫瘠的平台上。接下来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花在了这个钻井平台上。一般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维持避风港公司的运营，只有当记者乘船来访时才会有其他人一起过来。媒体喜欢这个西兰公国的故事。

毫无疑问，这家初创公司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它太火了，以至于在它还未做成任何事情之前，《连线》杂志便受到委托为它撰写了一篇封面故事。该杂志的记者，辛姆森·加芬克尔（Simson Garfinkel）紧随拉基身后，乘坐着这位避风港公司首席工程师在2000年1月首次参观西兰公国时的同一条船，到达了西兰公国。拉基回忆称，这位《连线》杂志的记者“很容易轻信别人”。

“终极的离岸创业公司”（The Ultimate Offshore Startup）是《连线》杂志2000年7月刊的封面标题。《连线》杂志的封面画的是一架直升机正着陆在这个生锈的防空平台上。平台上聚集了一个虚构的9人团队（当时那里只有4人）。整个钻井平台不只是从海中升起，它异常庞大，穿透了云层和大气圈一直延伸至太空，屹立在一个巨大的圆形的蔚蓝色星球上，表现了一种《全球概览》的风格。该杂志将这个北海钻井平台展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闪耀着钻石般光芒的空中百慕大。多么隆重的公开发布！

《连线》杂志的故事出版之后，避风港公司处理媒体要求和频繁的记者拜访比进行实际的业务操作和运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进展也不是很顺利。拉基雇用了温斯达通信公司（Winstar Communications）铺设一条从伦敦到这个离岸平台的光纤线路。温斯达公司是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个过度曝光的公司1999年的收入为4.45亿美元，在2001年时就破产了。这条连接到海岸的光纤线路从未建成，更不用说那条《连线》杂志曾轻信地宣布能够连接到西兰公国的“宽管”^[4]了。避风港公司现在只剩下了一条无线链路。

拉基说，避风港公司的“疯狂计划”是铺设一条从伦敦经由西兰公国到荷兰的无中继光纤电缆。这条电缆也只是一个“宽管”之梦。这家雄心勃勃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不得不勉强使用仅有10MB/秒速度的数据传输。这意味着仅仅下载一个常规的1.5G电影，就要花费将近20分钟的时间。“低宽带扼杀了这一经济。”拉基回忆道[94]。

这个密码朋克式的钻井平台上的生活十分艰苦。最开始的时候，避风港小组在伦敦前卫而时髦的船坞区有一个很好的落脚点。住在东伦敦要比住在一个荒凉海面上废弃的防空平台舒适得多。但由于资金紧缺，住在西兰公国是最便宜的选择。拉基打算永久搬到那里，现在外出就餐的地方就成了满是罐头食品的储藏室。肖恩·哈斯廷斯和他的妻子琼从荷兰买了一只狗带着去了西兰公国。但漆黑的实验室惹恼了拉基。

当时，平台上还住着一位60多岁的英国守门人柯林（Colin）。拉基与他的相处也不太融洽。为了避免在这个幽闭的5000平方英尺的内部空间遇到柯林，拉基按照旧金山时间作息生活——白天睡觉，晚上保持清醒，尽管他住在英格兰的海岸边。他几乎是躲在他的房间或者数据中心里。“这相当枯燥。”他回忆说。他一般会一次性地在这个生锈的钻井平台上停留五六个月，已经习惯了平台上始终都有的柴油机燃料的味道。但他当时正忙着摆弄他从美国偷偷运过来的计算机设备。“这些真的都不太重要。”拉基说。他生活在“另一平面”[95]。

这种艰辛的生活反映了避风港公司当时的经济情况。这家公司有5个稳固的灰色继电器机架，机架的顶部有蓝色的插头，可以存放45台服务器。但是它仅仅勉强放入并租出去了十几台机器。这家公司从未成功筹集到足够的种子资金，甚至在新经济破灭之前的利好市场中也没有成功。公司的预算在快速减少。避风港公司主要的投资者之一，艾维·富莱德曼（Avi Friedman），由于担心Y2K（千年虫）的问题，撤回了约200万美元的现金投资，都是些100美元面值的钞票，并将这些现金留在了家里。每次他都会定向分配1500美元，以支付最低的款项。拉基开始使用他自己的信用卡，花费着他从来未曾有过的大笔金钱。

业务并没有如预期般地涌向数据天堂。2000年夏天，3位创始人中的2位已经跳槽离开了这家初创公司。1年后，拉基依靠着主要在赌场上认识的约10个客户，勉强维持公司的运转。但拉基内心深处仍是一名真正的密码朋克，他在这个钻井平台上运行着一台第二代密克斯（Mixmaster Type Ⅱ）回邮器。他感觉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尽管这并未给公司赚得任何利益。避风港公司的商业计划预计其第三年的利润会达到2500万美元，而拉基的结局却是在3年之后失去了220000美元。2001年年初的某天，当拉基的电话响起时，他正站在这个钻井平台上俯瞰着广阔的北海海面。电话是谷歌公司打来的，提出要为他提供一份工程性的工作。但他仍然相信避风港这一密码朋克式的数据天堂可以展翅高飞，并拒绝了这份工作。

到20世纪末，加密无政府主义保持了一份好坏参半的成功记录。一方面，许多密码朋克项目都以失败告终：列表正在消亡，活动家们带着年轻的热情所推动的许多项目——回邮器、PGP、消息池、数字现金、离岸托管——仍在主流技术的边缘徘徊，或者已经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密码朋克们一直在寻找独立的主权，一个镶满钻石的空中百慕大，但他们找到的却是一位在北海生锈的钻井平台上身无分文的孤独极客。尽管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十分成功，但甚至没有一本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可以传播这种福音。

类似于许多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梅伊对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学理念十分着迷，他甚至称呼他的猫为尼采。梅伊十分肯定，“加密技术不会使落后的90%取得成功”。他认为，“加密技术将使得超级人物成为可能”。就像在他之前那一代人，一些技术先锋们认为，赛博格技术将使得“超级人类”成为可能。梅伊说，他最终借助列表赚取了“巨额”资金：通过投资他在管理列表时了解到的很有前途的想法和公司。

“这可能带有精英主义的嫌疑，”梅伊意识到，“但我对民主并没有太大的信心。”[96]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们对科技充满了信心。大素数的力量战胜了大型组织的权力。让数学而不是人类来做决定。即便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下，科技也总是值得信赖的，纵然法律不能信任，纵然社会不能信任，纵然腐败的政府不能信任。梅伊的愿景仅仅是实现一个自动化的政治秩序。

加密无政府主义呈现了人们对于机器不可动摇的控制论信念。它结合了维纳对于机器崛起的傲慢信仰，以及布兰德对计算机和网络社区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一条直线连接了科技-乌托邦主义者提摩西·利瑞和科技-乌托邦主义者提摩西·梅伊，连接了赛博朋克和密码朋克。利瑞感受到了个人计算机带来的能量。而对梅伊来说，还有一个要素还需探寻：素数的力量。“密码学提供了‘对个人的赋权’。”他在1999年写道[97]。

密码朋克们一点都没有怀疑加密技术本身即代表了自由主义，增加它的使用即可逐步提高个体可获得的自由程度。“这只是技术的其中一个必然结果。”梅伊说[98]。对这些门徒们来说，运行着回邮器和加密服务的服务器就是自由主义的自动机、颠覆性的政治机器。无论它们的输入是什么，它们的输出总是自由。

1999年的某个时候，梅伊回顾了过去20年里发生的重大变化：

“《真名实姓》中全面成熟的、沉浸式的虚拟现实可能仍然很遥远，但是密码学、数字签名、回邮器、消息池等技术和数据天堂已经使得《真名实姓》中的许多重要想法在今天、现在、网上可实现了。‘滑溜先生’早就存在了，而且正如文奇所预测的，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在试图追捕他。”[99]

梅伊本不需要使用科幻小说式的隐喻来表达其言语。他并不知道这点，但他是对的。在他写下这些话时，联邦政府实际上正在美国庞大的军事机构网络中忙着追捕一名现实世界中的“滑溜先生”。这名“滑溜先生”做的正是梅伊自己在几年前就曾预测过的事情：窃取大量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加密这些信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器上转发这些文件的加密版本，然后偷偷将它们存放到那些看起来超越了政府可触范围的机器上。并且，正如文奇故事里的情形，联邦政府无法停止这个数据盗贼的行为。这个隐喻中的“滑溜先生”并不是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公民。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调查后，FBI确定了这个在另一平面的罪犯：美国最为足智多谋的对手中的一家情报机构。

【注释】

[1]此处指GCHQ。

[2]即“无政府主义”。

[3]太平洋岛国。

[4]宽带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