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交通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历史上，公路、水路交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交流的进程，同时也在推动着文化交流的发展。在远古时期，交通不发达，人们无法突破地域的限制，只能在诞生地很小的范围内活动，因而这个时候人们的交流是非常少的。随着交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流动的速度加快，而人是文化的载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速度也就不断提高。唐朝时期，交通网络已较为发达，文化交流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秦朝时期的中原地带了，通过丝绸之路已经扩大到了新疆和西亚、东欧各国，新航路的开辟反映了人类的文化交流进入大融合的发展阶段。清朝时期，西方列强也正是依靠发达的航海技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就是最好的见证。

1）陆上丝绸之路

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开始，以长安为起点，从东而西，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蜿蜒穿过绿洲、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西行经波斯，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转达罗马等地，形成一条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的交通大动脉，这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偏南行，可到印度，偏北行再西走，可到里海沿岸。丝绸之路起初只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边沿而行，所以《汉书·西域传》称它有“南、北二道”。后来，经过中国西汉、东汉政府的艰苦经营和新疆地方政权的积极配合，人们又开辟了从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到伊犁河谷，再到巴尔喀什湖沿岸和现今中亚各国的那一条线路，即新北道。所以，著名史书《魏略》又称它“有三道”。到了唐朝，许多新的支线被探查和开辟出来，古道出现了空前繁荣和畅通的局面。那时候，沿着各条线路，驿站遍布，市镇联珠，“葱岭无尘、盐池息浪”，东、西方及新疆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密切，古道的畅通和繁忙达到了顶峰。公元前138—119年，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张骞就沟通了这条古道。他率使团携黄金和帛，到达楼兰（今若羌一带）、尉犁、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田（今和田）、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大宛、康居、大月氏等新疆及中亚阿姆河流域地区。他的副使还到达安息（今伊朗）和天竺（今印度）等国进行访问。这些地区的国家也派使节来中国中原，商旅往返，络绎不绝。中原的丝绸、铁器、黄白金、铜镜、漆竹器、药材和农耕、冶铁技术，传入西域和印欧。西域和外国的苜蓿、葡萄、胡麻、石榴、核桃、黄瓜、胡萝卜、番红花和狮子、孔雀、大象、骆驼、汗血马等也大量流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公元73年，中国又派班超率36人出使西域，他的副使甘英到达大秦（古罗马）和波斯湾（阿拉伯湾），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并进一步拓展了丝绸之路。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在东汉使节的陪同下，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河南洛阳；公元147年和401年，佛教盛行的安息国王子安世国、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都曾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到达中原，译著佛经，收取佛门弟子数千人。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也分别于公元366年和公元627年开始，相继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和传教。在以后的十几个世纪里，特别是在12～18世纪，除了丝绸产品和丝织技术外，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其他物品和技术如四大发明（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瓷器、漆器、锌的提炼法、白铜的制法，还有中国的水果（桃、杏、橘等）的栽培技术，以及纸币的应用等等，也相继传入欧洲。欧洲的许多物品和技术，如魔术技巧、西乐、西药，以及葡萄酒、钟表、玻璃等制作技术，也传入中国。还有些物品和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传到欧洲后得到了改进和创新。当这些产品和技术返回中国时，令中国人感叹不已。例如，16世纪末，利玛窦从意大利带到中国许多西方书籍，这些书籍反映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之高令当时中国学者称颂不已。明人李日华在《柴桃轩杂报》中曾写道：“其纸如美妇之肌，不知何物也。”可见，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通过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至今遗留在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寺、千佛洞里的雕塑壁画，融中国、印度、波斯文化于一炉，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成果。

2）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其发展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在唐代（公元618—907年）以前。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同样，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叶调国（今爪哇）、公元159年和161年天竺国（今印度）以及公元97年、120年和131年的掸国（今缅甸）都遣使到中国进献礼品，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期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在民间还没有普及。

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公元960—1279年）。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有遣唐使，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记载“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丝绸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时3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个时期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并已经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民间海商往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元、明、清时代（公元1271—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时期，中朝两国进行丝绸和马匹的互利贸易。朝鲜以产好马著称，而中国缺马，就于公元1393年以17 000匹的精美丝绸换取9 800匹好马。这时中日贸易也十分活跃，走私丝绸贸易盛行，商人在贸易中获得惊人的利益。据说1斤生丝运到日本就可卖到20倍的价钱。据统计从1662—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载运丝绸的中国商船到日本海港的多达6 200余艘。当时白丝贸易盛极一时，在整个贸易额中，占70%。据元人汪大渊《岛屿志略》说，中国丝绸从泉州输往海外数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丝绸品种之多雄辩地说明：这条航线通到哪里，哪里就有丝绸贸易的交换，中国丝绸就传播到哪里。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1405年至1433年曾先后7次率船队远航，经历了30余国，最远达非洲东岸，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极盛时期。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1567年海禁开放后，福建海商到吕宋经商的最多。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者于1595年占领菲律宾以后，中国海商开辟了一条由南海起航，途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新丝绸之路，被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时期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政府主动地派高级官员，率船队往海外各国访问，并以丝绸、瓷器等为主，进行贸易交换。民间海商往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并发展到吕宋乃至拉丁美洲进行丝绸贸易。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这时丝绸贸易已经和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和各国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规模之大，范围之大和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

综上所述，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连接起来，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美洲印加和中国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大放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