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金石档案探略

“在波涛万顷之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之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耀灿烂之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李约瑟语）。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舟师”2.8万余人七下西洋，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海上壮举，开辟了一条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然而，由于朝廷中出现了一帮“海禁派”，他们视功勋为弊政，销毁下西洋的文书档案，致使这一“明初盛事”被历史的迷雾蒙蔽。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来之际，本文拟对郑和的金石档案及其价值作一探讨，以示纪念。

郑和金石档案的内容

郑和为下西洋一事，曾在海内外刻石铸钟。迄今已发现的由郑和亲镌的碑石、铜钟铭文有：《古里碑》《锡兰布施碑》《柯枝镇山石刻》《故马公墓志铭》《郑和铜钟》《娄东天妃宫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之记》等。

《古里碑》刻于永乐五年（1407年），是郑和在海外建立的最早碑石。古里即今印度科泽科德，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点。永乐三年，明成祖诰封古里国王，并赐予印绶文绮之物，郑和奉诏前去。为纪念这件大事，郑和乃立碑勒石，碑文中提出古里国虽“去中国十万余里”，但“民物咸若，熙暤同风”，因而要“刻石于兹，永示万世”^〔12〕。《锡兰布施碑》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锡兰山国立佛寺所刻，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3种文字，汉文大意是明朝皇帝为感谢佛世尊（释迦牟尼佛）对郑和舟师的护佑而向佛寺布施金银器物等供品；泰米尔文说中国皇帝久闻特纳瓦莱—那亚尼耶尔（泰米尔族的保护神）的声名，因命立碑礼赞；波斯文说布施的供品是奉献给安拉及伊斯兰教圣者的。^〔13〕此碑事在《星槎胜览·锡兰山国》中有记，但一直湮没无闻。经过500年后才于1911年在锡兰岛伽勒镇发现，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是中斯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柯枝镇国之山碑》是永乐九年（1410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在柯枝国所立。柯枝国即古盘盘国（今印度柯钦）。永乐六年，郑和访柯枝，国王可亦里遣使来明，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成祖亲撰御书，命郑和赉印赐其王，并将碑文勒石山上。文中同意“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以无穷”^〔14〕。祝愿该国风调雨顺，无灾无难，作物丰收，家家欢庆。《故马公墓志铭》^〔15〕又称《马哈只碑》，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为其父米里金立，现存云南昆阳郑和公园内。碑文记述了米里金的先人、家世、生卒年月、生平德行、家庭成员及郑和的一些情况，说米里金“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享年39岁。生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因到过伊斯兰圣城麦加朝觐，被尊称为“哈只”。娶妻温氏，生有二男四女，次子即郑和，“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碑阴有郑和奉命回乡扫墓记。该碑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对于研究郑和及云南回族历史文化的某些侧面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郑和铜钟》^〔16〕又称《南平铜钟》，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铸造，现藏福建南平市文化馆。铜钟的下部有铭文54字，内容为祈求西洋之行“往回平安”。全文曰：“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此钟铭文为研究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的关系以及郑和的宗教观提供了珍贵资料。《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17〕简称《通番事迹碑》，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王景弘等人撰刻，原嵌于江苏太仓县浏家港天妃宫的墙壁上，清以后湮没，至今下落不明。但在（明）钱谷的《吴郡文粹续集》卷二中有录，内容为颂扬海神天妃护助有功，“并记诸番国往回之岁月”，“以昭示永久”。《天妃之神灵应记》^〔18〕俗称《郑和碑》，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等人撰立，现存福建长乐县原孔庙半月池边。碑文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述郑和船队不畏艰险，乘风破浪的远航情况，并颂扬了天妃的神明以及郑和等人修建长乐南山宫殿群的经过，后一部分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七次出使西洋的时间、行程等情况。此碑与《通番事迹碑》同为姊妹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详细记载郑和下西洋事迹的石碑，史料价值甚高。

此外，还有郑和随从人员和有关人员撰刻的碑石，如永乐十五年泉州镇抚蒲和日立的《郑和行香碑》、成化七年刻立的《明武略将军太仓左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及万历十一年刘序的《西安重修清真寺碑记》等，都从不同角度为下西洋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郑和金石档案的价值

郑和碑铭体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的填补了郑和身世、祖先、故里方面的空白。如关于郑和的生平、籍贯、出身、民族、原来姓氏、具体官职等，《明史·郑和传》里均无记载，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等30余字，直到1918年袁嘉谷先生在当时的昆阳县发现了《马哈只墓碑》后，才知道郑和本姓马，是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人，回族，因在长年征战中立下显赫战功，成为燕王朱棣信任的心腹重臣，1402年朱棣称帝，1404年赐姓郑并升任内官监太监，正四品官员。使我们对郑和有了进一步了解。有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问题上兼容并包的精神。如郑和奉命在锡兰山寺布施，并立碑纪念，这是郑和第二次航行中的一件大事，碑文自然也是一份重要文件，然而碑上3种文字的内容却存在一些歧义。这显然不是撰写或刊刻的疏失，而是有意这么做的。它表明明朝对当时海外的风土人情已深有了解，所以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情况以3种文字刊刻，分别向3大宗教布施供品，体现了中国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尊重以及对广大信徒的善意和友好。这同西欧国家在海外开辟新航路寻找殖民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19〕有的提供了明朝和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实证。如《古里碑》碑文虽短，寓意深长，热情讴歌了这个礼仪之邦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中国与古里人民“永乐万年”的美好愿望溢于言表，是中古两国世代友好的象征；《柯枝镇国之山碑》表明了明朝对海外国家的友好和善意：君临天下，抚治四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最后以“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与始终”^〔20〕的诗句，表达了两国情深意长、永远铭记、世代友好的心愿。有的澄清了下西洋的经历、时间、次数、随行人员等，补充、纠正了文献记载中的某些谬误与不足，解决了几十年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对郑和出海的港口、时间、事件，以往大多靠后人推论，直到1936年郑鹤声先生探访南京静海寺时，无意中在大厨房壁间发现著名的《静海寺残碑》，这才为研究郑和在出海地生动具体的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郑和金石档案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它在提供下西洋的人员、航线、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方面，都有十分确切的史料。同时在补充、订正史料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如《南平铜钟》的发现，就补充了《天妃灵应碑》中的有关内容。又如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来后，为父亲重修墓地，敬立墓碑，并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从碑阴题记来看，郑和奉命归里扫墓的时间是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闰十二月十二日，这段文字在过去的史书和方志中从未提到，所以，此碑足以补充和校正《明史》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的缺误，是郑和研究中不容忽视、价值甚高的可靠资料。

（原载《档案与建设》2005年第7期）

【注释】

〔12〕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图［M］．

〔13〕费信.星槎胜览·锡兰山国［M］．

〔14〕明史［C］．外国传·柯枝［A］．

〔15〕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16〕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17〕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18〕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19〕昆明郑和研究会.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41－142.

〔20〕明史［C］．外国传·柯枝［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