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的印度产业

作为全球从事“BPO”^[2]业务最多的国家，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

印度劳动力普遍存在成本便宜、英语水平高（印度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群体）、计算机操作能力强的特点，而这些是发展“服务外包”的最佳元素。长期以来，印度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如执牛耳，并造就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和高知特信（Cognizant）等市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型IT企业。这些企业中，65%以上都具备承接国际大型软件项目开发的能力。2001年印度占全球BPO的比重为39%，至2005年上升到45%，2009年达到51%，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55%，发展速度快得惊人。

然而，面对其他竞争者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如中国正在加强英语能力，印度BPO产业需创造更优平台，以吸引发达国家，缓解自身产业压力。

一、软件外包的迅猛发展

印度的IT业举世闻名，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在国际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占据了接近20%的份额。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85家公司把部分业务外包给了印度的IT公司，有135家企业使用的是印度开发的软件。

有如此成绩，究其原因，不仅因为IT业能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大量财富，也不仅是因为印度在国内、国际政治上的某些考虑（印度IT业的发展与印度右翼势力的上台、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逐渐亲美的外交策略有关）使然，也反映了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即对所谓“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推崇，以及某些企业家，如印度最大的外包企业印孚瑟斯，将“科技无处不在”和“全球化”作为对未来的赌注。

从全球范围来看，外包产业的兴起是两大趋势结合的产物：以软件为代表的IT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诞生了微软等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并催生出对软件工程师的爆炸性需求；同时，美国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却不断减少——从1986年到1995年，美国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数量下降了41．7%。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巨大的缺口造就了印度软件外包产业：它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母语为英语的技术人员，而且，根据软件生产力研究所（Software Productivity Research）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工程师的平均年工资大约是美国的15%。印度的地理位置造成的时差也是一种优势：印度公司与它的美国客户分处地球的两边，这就意味着加利福尼亚或者纽约的工程师可以在下班时把未做完的工作移交给远在班加罗尔的同事。第二天清晨美国的工程师上班时，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没人能抗拒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运作方式，如此就创造出印度外包产业独特的“离岸”（Off Shore）模式。这一模式在90代末期“千年虫事件”的刺激下得到了强化。

以印孚瑟斯与西雅图零售商诺德斯特姆公司（Nordstrom）之间的关系为例。早在1994年，诺德斯特姆就聘请印孚瑟斯为其简化新购买的软件，这套软件是用来解决诺德斯特姆公司的员工福利问题的。项目金额起初并不大，但是诺德斯特姆对印孚瑟斯的服务非常满意，于是邀请印孚瑟斯为其解决有关核心业务方面的问题。1995年，印孚瑟斯设计出一套告诉买家在何处可以买到何种产品的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成本要比诺德斯特姆自己解决问题节省40%，而且印孚瑟斯可帮其安装系统，从而节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延续至今。

对印度而言，外包为渴求机遇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可缺少且不断扩大的工作来源。信息技术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2001年的1．4%增长到2008年的10%左右。其中，外包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能够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成功崛起，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导向。印度政府将IT产业作为印度经济腾飞的标志加以鼓励。在涉及信息产业的投资、运营和管理方面，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如免除软件出口所得税、取消设备进口的许可证制度，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IT产业的国家风险基金，对软件产品的生产、出售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征收流转税，对于软件出口获得的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提供电信服务和宽带网服务的公司可享受5年免税期的优惠政策等等。其二，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措施包括：免除环境许可证；建设信息资源网络；建立新的培训中心；鼓励私人投资IT教育与培训；对经济落后地区的IT教育提供补贴和培养高质量的IT人才，等等。其三，信息技术教育。印度政府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并把它列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印度的信息技术教育体制主要包括分布各地的大学、印度技术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印度科学学院以及地区性的工程学院和专科学校，另外还有私人开办的教育培训学校和公司。其四，政府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在这方面，创建于1999年的印度信息技术协会（IIIT）是一个范例。绝大多数印度信息技术协会开始是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发起的，也有一些是由政府单独拨款建设的。它的目标是既培养计算机软件工程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也开设从6周至6个月的短期课程，以训练专业技术人员。

不过，面对科技进步和金融危机，软件外包行业正迎来全球大洗牌，各公司要么进行专业化转型，要么以规模制胜，要么被并购，要么死——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人曾喊出印度IT外包已死。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方面的挑战让印度腹背受敌。如同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市场一样，印度一直是全球IT服务市场的顶级“玩家”，低廉的人力成本是其最大的优势。不过，这一局面似乎正在逆转。东南亚、东欧、南美等地均出现成本洼地，例如印孚瑟斯的传统客户——欧美银行也发现了菲律宾等热地。至2013年，摩根大通在菲律宾已拥有超过2．5万名雇员。最初西方竞争者只是把印度模式看成互联网泡沫和千禧年危机恐惧后导致的暂时现象，但2003年前后，他们也开始复制印度模式。因此在印度本地，印孚瑟斯也迎来强大的西方竞争者。2000年左右，印度6家最大的外资公司（包括埃森哲、IBM、惠普）在印度的员工总数加在一起还不到1万人，从2008年到2013年，这一数字不断增长并超过了15万。

二、IT人员的外流和受阻

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会出现一些关键性技术创新，如车轮、飞机、灯泡、国际互联网、个人电脑、电话、青霉素、苹果系列产品、抽水马桶、内燃机等。这些产品都让人改变了此前所受的某种束缚，并永久地改变了世界。信息技术通常被认为是当今人类社会一系列重要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甚至被视为一种要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力量。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都强调知识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有人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人才的战争。

在解释印度IT业为什么成功时，一般的观点都认为，IT业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对一般的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凭借其大量的受英语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这个领域迎头赶上。在几次技术股市崩盘，特别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对新经济的信念可能有所动摇，但是人才战略的正确性却不容置疑。印度IT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流动的时期，美国的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因此获得“印度人签证”的绰号。

更有甚者，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印度的软件人才面临西方世界的政治阻碍，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逐渐影响印度工程师的工作签证，例如美国俄亥俄州已经禁止将公共基金提供给海外外包商——印孚瑟斯被认为是全球外包领域的“黑暗势力”：令西方公司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到海外。同时，出于保护当地就业的目的，英美国家通过提高拒签率迫使外包企业雇佣当地员工。以往美国签发L1签证（主要适用于跨国公司不同国家间的内部人员调配）的拒签率只有2．8%，而2010年后的平均拒签率已经超过了40%，有时甚至高达70%。这使得印度外包公司为欧美客户提供服务的难度大增。同时，这也给英美公司的成本造成了压力：此前为了节约成本，当地工作结束后，印度员工就会回国等待下次召唤，但现在，若不得不雇用当地员工，因为工作的不规律性和非常态化，会出现“人等项目”的局面，造成空耗。

另一大挑战则是同质化竞争。面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形势不佳的局面，大公司做出外包决定的时间被拉长或拖延，一旦服务差异化不明显，定价权就会向买方市场转移。成熟客户亦深知这一行业的利润空间约在20%～30%之内，压价使得印度一些大的外包公司利润摊薄。同时，货币的波动性亦会冲击其利润率。就宏观而言，印度这种比较优势并非独一无二，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支撑还是世界知识经济的全球化等，或是可以被很快模仿，或是带有普遍性。比如，中印间的主要差异只是中国在语言上处于弱势，而就政府组织能力、国内市场支撑、基础教育与承接西方经济转移等方面，中国则远远超过了目前的印度。当语言与国际关系不再构成对于承接西方工业转移的主要障碍时，那么在IT业上，印度较中国而言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可跨越的优势。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印度IT业必须更加灵活、数字化和全球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挑战亦是机遇。虽然印度IT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一个主要的战略思考却不能消除。印度作为一个后进的第三世界大国，需要完整的工业基础，若将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崛起的主要支柱，可能会面临风险。一个强大的服务业必须依托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才有其不断发展与落地生根的基础。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必须发展制造业——只有发达的制造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转移价值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收就业。一个正常经济体系完整的国家一定是有非常强劲而完整的一、二、三产业布局与次第发展的路径。在此，西方强国的历史做出了雄辩的说明，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没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经济体系是不能抵抗风险的，也是难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

当然，印度选择服务业也是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比如，印度的独立是一个“黏合”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几乎保留了旧印度几乎所有的社会结构与基础——虽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改革，但效果却是缓慢且渐进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一些地方邦仍存在“国王制度”，甚至直到今天，印度农村仍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度，农民的负担甚至高达收成的60%以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上，印度独特的宗教文化与种姓制度得以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基础——“黏合印度”与“反工业化”。这二者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印度存在强大的旧“食利集团”，也未能对庞大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动员——这种“组织与动员”将会摧毁现在印度的阶级固化而带来既有精英阶级的消失，并将导致解体的风险。

简言之，目前的印度在社会结构与基础上仍未能为全面而快速的工业化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