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环境的认知变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不仅是决策层对国内环境认知调整的结果，也是对国际环境认知调整的结果。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内环境认知的调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对时代特征的教条化的理解、对国际形势特点的固化判断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变化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根据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观察，中国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为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现实依据。对国际环境的认知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时代主题的再分析

如前所述，虽然自列宁逝世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却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现在依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总是强调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都在增长，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估计过于乐观，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估计过于悲观，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认为：“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52]但他并不悲观，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表示“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是这样努力的”^[53]。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没有谈到世界革命的问题。在此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他虽然讲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也讲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并不再谈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问题。显然他认为，现在世界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从而否定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提法，对时代特征有他自己的新判断。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54]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谈道：“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55]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6]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把邓小平反复论述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思想明确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且把它列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一系列论点之一。^[57]这个论断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从而为中国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客观依据。有学者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总的概括的看法具体化为“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属一个世界，并不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互不相容，而是相互竞争、和平共处、取长补短的关系。^[58]应该说，这是对列宁、斯大林的时代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代观、国际秩序观的革命性、历史性的变革。

二、对国际形势特征及其趋势的再判定

随着时代观的变化，中国领导人不再以战争与革命的框架来分析国际形势，而是从和平与发展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一，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维护。在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中，战争与和平无疑是中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最初，邓小平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爆发。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59]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0]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61]到了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认为世界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国际合作成为世界潮流。1986年12月3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说：“综观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裁军、合作、发展的呼声越来超高，为此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广大中小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对涉及世界前途的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明显增强；为加速科技、经济发展而进行调整改革和加强国际合作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62]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最近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63]198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64]

第三，认为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将逐渐减弱，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必须警醒起来，团结一致，奋起直追。”^[65]“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66]“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67]

三、对国际环境的认知变迁与外交战略转型

由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国际战略环境的认知，不再认为现在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再认为战争危险极其严重，世界革命形势大好，而是认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因此调整了外交战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68]

邓小平的这一看法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认同。198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

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的来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搞好改革和四化建设；各国改革和调整的潮流也为中国积极开展外交、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进行互利合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因此，要积极推动国际形势朝着长期缓和的方向发展，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把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摆到对外工作的更加重要地位。^[69]

由于决策层重新认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特征及发展趋势，作出了经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从过去的着眼于战争、革命、对抗转向和平、发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