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环境的认知调整

根据外交战略转型的双层认知调整模式，我们可以从决策层对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环境的认知调整来解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事实均表明，中国外交战略如果要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的关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左”的认知框架。更进一步说，对“左”的认知框架的否定，也是中国国家战略本身得以确立和不断巩固的基本条件。自然，对“左”的认知框架的否定经历了相当长、充满争议的过程。^[40]在这一节，分析对国内环境的认知调整与外交战略转型的关系。对国内环境的认知调整包括对主要矛盾、战略重点和基本国情等方面的再判断。

一、对主要矛盾和战略重点的再确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首先是在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认识，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41]

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既然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主要任务的确定也必然要进行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强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当前，摆在我们经济战线面前的任务，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

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解放后我们用二十九年的时间，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但是，由于我们的底子差，近十来年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工农业水平，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几亿人口搞饭吃，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一年生产的粮食，同美国比较，相差几十倍。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一般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日本炼钢工人平均每人一年生产三百吨钢，我们不过十吨左右。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铁路，早已实现牵引电气化、内燃化，我国的蒸气机车至今仍占机车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我们同人家的差距就更大。我国目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多数领域大约相差十五到二十年。我们在赶超，人家也在前进。我们只有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42]

二、对基本国情的再认识

中国领导人认为，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43]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党的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强调：“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44]

三、对国内环境的认知调整与外交战略转型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45]既然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46]那么外交工作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外交的任务也要进行调整，从原来的推进世界革命改变为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再希望“天下大乱”。邓小平强调指出：

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47]

中国新领导人在继续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政策更加务实，这一国内政策变化影响了外交政策。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方面作出两个重要决策：一是与美国进行建交谈判，二是与日本进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这两个谈判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密切相关。对外开放，就是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经济，无疑发达国家才拥有丰富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广阔的市场，所以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而美国、日本又是最发达的国家，自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应该首先是对美国、日本的开放，因此中国必须搞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邓小平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48]据一位知情人回忆，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有人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49]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50]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51]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正是基于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决策层坚定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同时也把服务发展，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