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国内外环境

从1987年到1991年，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看，国际上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内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内外环境较为复杂多变，但我国排除了各种干扰。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适应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速发展对外贸易事业的需要，实施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1988年到199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使我国对外贸易朝着“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改革方向前进。^[1]

一、对外贸易国际环境

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1987—1991年，既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期，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时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致力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经济利益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但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世界经济出现了政治化的回潮。1987—1991年，我国对外贸易环境以1989年的“政治风波”为标志，前后环境差异极大。1989年之前10年，中美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基本没有困难，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接着东欧国家演变，苏联解体，美国在讨论对我国最惠国待遇时就开始附加人权条件，最惠国待遇问题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追随美国对与我国经济往来予以刁难，给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贸往来带来很大困难。

这场“政治风波”还影响到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1984年到1988年期间，我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不断增加。1986年7月，中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取得了中国全面参加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资格。1987年2月，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供缔约方审议，并于3月成立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1988年，关贸总协定先后召开4次会议，审议、评估中国外贸制度。1988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沈觉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部长级中期审议会议，这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正式参加多边贸易谈判。但由于这场“政治风波”的影响，美国由积极支持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转变为极力阻挠，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干扰。

二、对外贸易国内环境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经济现状做了全面总结，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1／4的状况，同时存在。”

1987—1991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国内环境经历了较多波折。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稳步发展，已经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有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同国际生产的联系进一步密切。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我国巩固了国内团结安定的局面，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条件，也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曾指出，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他告诫人们，“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2]

不仅如此，1989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国情和所处的环境，要求加快对外贸易发展。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国必须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我国当时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积累有限，工业起步晚，技术落后，效益低。在国内面临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需要我们在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吸取人类创造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