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

二、对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

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分析是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前提条件。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外部世界的结构和状况，作为一种外部条件，它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环境受制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冷战”的结束，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然而旧的威胁消除之后，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当前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对抗与对话，冲突与合作，动乱与稳定，争霸与反霸，坚持“冷战”思维与摒弃“冷战”思维，维护旧秩序与建立新秩序等两种对立趋势的并存和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加以把握。

国际政治环境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保持了大局上的稳定，诸多机遇表现在：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明显，中国作为新格局构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独立自主的分量更为突出，不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大国之间对抗性矛盾减弱，相互合作的要求比较高，交织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大国间的争端更多地处于可控状态；世界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穷于应付，各大国对中国的需求在不同领域有所增加，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相应加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取得长足发展，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树立了和平、公正、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家间政治斗争的结束，只是斗争内容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围绕主权和人权、维护国家稳定和推行西方民主、民族统一和民族分裂等方面的斗争还很激烈。尽管目前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和解决地区性冲突，但在它们的国际战略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以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为核心，必然引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的长期斗争。

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在“冷战”结束后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种观点主要是着眼于中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解除，中国的安全系数大为提高。另外，国际安全环境中也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和地区间的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突出起来，引发了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主要大国在淘汰陈旧装备的同时，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并向热点地区推销先进武器，对这些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不利影响，并有可能使冲突扩大化。总体上，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是趋向于缓和的，但从长远来看还不可能高枕无忧，在周边地区潜存的不稳定因素有引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台湾问题、朝鲜半岛走向问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周边国家的“逆裁军”倾向和领土纠纷问题等都构成对中国国际环境稳定性的挑战，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确保威慑敌方不敢发动军事进攻或能够将战火阻挡在国门之外。并且在提高自身国防力量的同时，支持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增加亚太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

国际经济环境主要是指国际经济秩序。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发达国家构筑和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转来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同外国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大。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将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向高技术、高增值的方向转移，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全球化也是这样。伴随着机遇，经济全球化也会给中国带来种种震荡和风险，必然加剧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难度。面对国际经济剧烈波动的冲击和其他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自身实力有限，经验不足，体制又不健全，极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从能源和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还面临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作用。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在“冷战”后有了较大改善，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东亚文化的优势，逐步改变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偏见，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中国热”、“汉语热”，推动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某些国际舆论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中国营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增强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但由于西方文化是世界上多种文化中唯一的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产生的影响最大，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部分西方战略学家在“冷战”结束后着眼于为西方寻找下一个对手，他们过分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将文化的差异视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仍将是充满挑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