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理论学派

第六节　基本理论学派

通俗地说，理论是对现实世界规律和本质联系的总体认识的一种抽象表达。因此，国际安全理论的使命在于揭示在这一领域中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行为的动力、动机和规律。揭示国际安全理论的真谛——不啻是完成一个重要的科研课题，还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公众、非国家行为体如何理解发生在安全领域内的各种进程的逻辑，取决于他们如何规范自己在这一领域里的行为。例如，如果把和平理解成热带丛林，那么就要求在那里实行一种完全明确的、严格自私的生存政治。相反地，若把生存环境理解成一系列可能的折衷协议，就必须推行较为克制的和建设性的路线。在最具代表性的、其逻辑被认为是意义重大的(虽然同国际安全领域里行为体的数量不相符合)众多理论学派中，可以列出以下几种:

“现实主义政治”学派。这一学派的拥护者把自己称做“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发现的因果联系才是正确的，亦即是现实的，它反映了世界上所发生的全部进程。他们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弗基吉德的话，此人借胜利了的雅典人的口明确地告诉战败了的梅罗斯居民，在他们雅典人看来，国际安全的总的公式是:“属于大家的和必不可少的大自然的规则是，只要力所能及，就要统治所有的人。不是我们发明了这一规则，也不是我们首先按这一规则行事。这个规则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将在我们的后人中间永远存在下去。”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把整个世界政治描写成在敌人的包围中为保障安全而进行的斗争，描写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用国际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此进行解释，即认为国家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威。

汉斯·摩根索是当代“现实主义政治”系统理论的创始人。“现实主义政治家”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列入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范围的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他们实际上是把民族国家看做国际关系中的唯一主体。因此在他们看来，国际安全——这是国家活动的领域。他们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或者说是关于在国家之上不存在更高的共同权威的理论。因此，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时能够依靠的仅仅是国家自己。原则上，这种竞争属于“零和游戏”，即一方的赢等于另一方的输。

第二个关键论点是关于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国家利益是由许多不变因素组成的，例如地理、历史遗产等。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国家的实力，靠着这种实力国家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换句话说，国家实力越强，它的利益规模就越大。利益的物质化是通过对外政策目标优先地位的确定而实现的。国家的目标和实力之间不能相脱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出现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国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潜力，提出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目标。

然而，在每个国家都力求为巩固自身的安全而增强实力的情况下，它同时在客观上削弱了另一个国家的安全，后者实际上也在企图赶上实力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者超过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被“现实主义政治家”称为“安全困境”的情形。其实质在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准备对于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难以琢磨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军事准备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还是隐藏着发动进攻的企图。按照无政府状态世界的逻辑，每一个国家都会从对它来说是最坏的方案出发，并按照“作用—反作用”的逻辑关系去刺激无法制止的军备竞赛。有时，当谁也无法打破平衡时，即出现“均势”时，军备竞赛也会暂停。然而，“安全困境”最终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战争。

根据“现实主义政治”的理论，国际关系有时就如同一场台球比赛，因为台球本身具有滚动的能力，它们常常会彼此碰撞，并形成变化无常的格局。在接连不断的比赛中，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这种格局会经常发生变化，其区别只在于台球的规格和质量。当某个国家企图取得单独优势时，按照“现实主义政治”的逻辑，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制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这就是“现实主义政治”的简单道理。“新现实主义者”曾试图使这一简单的道理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现实。这种努力首先同肯尼迪·沃尔特的著作分不开，但是，其基本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

甚至连“现实主义政治”学派的批评者也承认，这样的逻辑或多或少也相应地解释了17—19世纪(包括20世纪的一部分)在国际安全领域里发生的事件，其某些观点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关于要求在确定任务和保障任务完成的手段之间相适应的观点。然而，用“现实主义政治”的全部逻辑来解释今天国际安全的实际，结果是一部分人认为，当今的现实，原则上不符合不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解释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是部分不符合。他们还指出，正是核武器窃取了战争的胜利法则，并因此实际上限制了国家之间公开的军事角逐。今天，越来越多的危险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冷战年代的两极对抗格局崩溃以后，美国因素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作用明显增强了，再也不会出现动员所有其余国家去对抗美国领先地位的现象。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А.В.托尔库诺娃研究员的结论是完全明智的:“形象地说，世界政治中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到了抛弃一盘‘棋’外交思维模式(或者更糟——一张‘台球桌’模式)本身的时候了。世界新的多极化——并非是国际象棋比赛中两个以上‘皇后’的战斗，因为‘比赛’本身是在经济、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外交、思想文化、交际等不同纬度上进行的。”^[6]

“自由主义政治”学派。“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观点的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相互依存的加强，也改变着国际安全领域中相互作用的逻辑。提到这一学派，人们首先就会联想起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著作。他们并不与“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始前提相争论，他们只是指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今天越来越受到综合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发展的限制。他们将各国际社会相互作用渠道多样化、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身份)登上国际舞台，看做这一网络的主要支撑。与此同时，超国家机构的网络——政府间的和公益性的国际组织、制度、法规的网络正在扩大。由于生产、贸易、资金、技术和移民的跨国界流动的增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急剧加强，促进了这一切的发展。实践证明，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继续，但是，因全球相互依存的加强和协调机制的网络化，致使经济竞争的烈度受到了限制，世界主义思想的活动领域在扩大。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在世界政治中，其中包括在国际安全方面，国家间发生冲突行为的可能性。例如，由于在世界的某一地区因为某些政治意图发生了军事冲突，可能引起地区性的或者全球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但危机也必定会给冲突的挑起者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就会出现不断扩大的裂痕。换句话说，大多数国家这种自私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维护并巩固国际集体安全的共同利害关系。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不再只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的失败可能是所有方的失败，相反，一方的胜利也可能是所有方的胜利。

世界相互依存和全球化进程跨越国界能力的提高，导致以前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的威胁很容易向全球扩展。但与此同时，威胁的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各国联合起来共同与威胁作斗争，从而使国家之间的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按照“自由主义政治”学派支持者的观点，全球相互依存的增强与核武器的效果相结合，限制了国际安全领域的传统冲突。

“民主和平”论。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理论学派，然而其拥护者的人数，尤其在西方，正在快速增长。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被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鼻祖，他的著作《永久和平论》被视为奠基之作。康德认为，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法的巩固，将减少国家之间的仇恨并巩固国际安全。金·巴勃斯特、迈克·多伊尔、布鲁斯·拉塞尔和许多其他研究者，被认为是“民主和平”当代学派的代表人物。

无论这一理论的拥护者，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接受这种穿着“礼貌政治”外衣的理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谈到这一理论的实质时指出:“被称为民主和平论的理论的拥护者认为，民主国家几乎从来不相互作战，而这些国家内部发生武装冲突也比非民主国家要少得多。”^[7]对这一统计结论有若干种解释。一部分人认为，民主国家彼此不作战，是因为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准则;另一部分人则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决策程序的公开性和可预见性。例如，查尔斯·利普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译者注)是这样论证“民主国家间的和平”的:“民主国家间的外交——这不是教友派教徒们的聚会。然而，这也不是霍布斯所说的动物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不是每一棵树的后面都可能遇到致命的危险，承诺并非一钱不值，条约也不仅仅是几张普通的白纸。相反，民主国家具有独一无二的沟通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绝对的信任和危险的降低)和承诺义务的能力，而不只是期望和梦想。”^[8]这绝不是意味着民主是和平主义的化身。它们也经常作战甚至引发战争。然而，它们只同专制国家作战而从不彼此作战。在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它们可能参加与专制国家作战的临时同盟，经常站在参战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边。民主国家之间在关于同某个专制国家作战的目的方面，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然而它们从来不会在民主国家之间引发武装冲突。

“民主国家间和平”理论的拥护者们断言，今天，当全球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处于高潮时，民主国家在国家数量、经济潜力，居民生活质量、技术水平、军事能力等方面都对专制国家占有实质性的优势，这一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和平区域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冲突地区正在缩小并转变为国际相互作用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民主国家经常同专制国家发生碰撞。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或者甚至作为在面临共同威胁时结成的不得已的同盟，它们也可能进行互动。武装冲突常常发生在一些民主国家和某些专制国家之间，前者把后者看做“好斗国家”、“问题国家”或者“失败国家”。

在为从理论上认识国际安全领域各种进程的发展规律作出的最新贡献中，应当提及由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实质，简而言之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文明是由具有相似文化特征(宗教、共同的历史、民族种族、道德价值、生活方式等)的国家和民族集团形成的。亨廷顿提到了七种或八种现代文明:西方的、孔夫子的、日本的、伊斯兰的、印度的、斯拉夫东正教的、拉丁美洲的和“可能还有非洲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文明差异会影响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国际行为的观点，但同时认为，这些差异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在导致1991年对伊拉克进行国际武装干预的冲突过程中，多数阿拉伯国家加入了反伊拉克同盟，加入这一同盟的还有其他许多不同文明的国家。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这仅仅是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冲突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今天的军事同盟，例如，美国和日本的同盟，俄罗斯联邦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同盟，以及其他许多同盟的存在，都推翻了亨廷顿观点的中心论点，即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必定会发生，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看做在国际安全领域或多或少影响具体事件发展进程的因素之一。在某些地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变得特别重要。然而从总体上说，不能认为这些差异是万能的和起主导作用的。

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实际影响。这些影响制约着个别国家的公民和统治阶级按照某种逻辑对国际安全领域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对这些事件的症结的理解，导致行为体在对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出必然的结论的前提下，去具体解释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国际安全领域所发生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常常会得出彼此完全不同的结论。众所周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或对某些群体来说，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评价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某种结论的拥护者就会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和无可非议的。这种理解上的不一致往往是国际安全领域产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并经常产生严重的实际后果。但在科学中不存在这样神奇的公式，能够对事件发展的某种逻辑的正确与否作出明确的和断然的裁定。看来，衡量事件发展某些规律的唯一的、至少是客观的正确标准，是把各种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并弄清究竟哪一种理论能够更好地预测事件发展的进程。通常，研究人员总是依次从每个不同理论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事件并选择其中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能比其他理论更好地作出预测，并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证实。^[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