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第二节　“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还缺乏严密的明确的体系，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分歧，它大体上可以分成“正统的供给学派”和“中间的供给学派”两支，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实行大幅度的减税，并且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介绍以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正统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

（一）税收理论

既然刺激供给就是刺激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刺激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改变生产者自由支配的收入，而税率就是决定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关键。关于税收的理论及政策是供给学派的精髓，也是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分歧之一。

为了说明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以及减税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理论家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减税理论的依据和工具。严格地说，“拉弗曲线”是用来指出一个命题，即“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这里的“收益”当然是指政府税收。如图5．l，如果税率为零，则政府收入也就是零。因此，为了使政府得以运转，必要的正税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政府所征收的税收总额是否总是随着税率（不论是比例税还是累进税）的增加而增加呢？拉弗首先认为事情未必如此。

图5．1

万尼斯基给“拉弗曲线”的极端情形作出了扼要解释：“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与主要是为了逃税而存在的物物交换不同）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在货币经济中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100%额税，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这一结论若用数学语言（或用几何图例）来描述的话，它只能是如图5．l的那种情形。其中，必定存在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增加而增加，而一旦税率再增加越过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进一步增加而减少。在图5．l中，高税率的A点和C点，分别与低税率的B点和D点为政府提供着相同的赋税收益，换句话说，总是存在着产生同样政府收益的两种税率。当税率从100%下降到A点，生产开始恢复，政府略有所得，可以看到，由于税率的下降，收益还可以增加。在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而在B点代表一个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两者可以为政府提供同样多的收益，同样在C点和D点，“拉弗曲线”告诉我们，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税率，例如从A点降到C点，随着产量的进一步扩张，政府收益也可以增加；而政府也可以通过提高税率，如从B点提到D点，政府的收益也会增加得一样多。收益和产量只有在E点为最大，在E点，如果政府还要降低税率，产量将增加，但收益会下降；如果提高税率，产量和收益都会下降。对于政府来说，图中的阴影区域是禁区，在这个区域内，只有降低税率，产量和收益才能增加。而对于政府和政治家来说主要的任务就在于要找到税率的量佳点E。

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还须依靠产量（供给量）来解释。税收与产量的关系是简单的，在特定的税率之下，它们总是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在税率和产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反馈方式”，被称为拉弗式的“赋税—收入反馈”。它是指高税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将使（货币经济的）产量不断收缩，而低税率可以使产量不断增加，这样，由于税收与产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低税率也可以产生较高的税收水平，在经济中也就存在着相同政府税收收益水平上的两种不同税率。

进一步说，“拉弗曲线”及其相关的各种解释，给予了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途径及效应的基本说明。面对着经济中由来已久的“滞胀”，苦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收效甚微，供给学派将视线转移至供给的一边。为了增加供给或者说是产量，就必须降低美国经济中现存的过高税率。所幸的是，减税又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大减，从而，按拉弗等人的逻辑，政府不必担心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政策效应。

“拉弗曲线”已经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宣扬他们政策主张的有力的分析工具，他们把“拉弗曲线”看成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一把钥匙。他们认为，至于美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成功地停留在“拉弗曲线”禁区之外的。但是，从此以后美国的大多税率都一直处在“禁区”之中。因此，供给学派相信，当前美国首要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减税，降低边际税率，从而提高工作、储蓄、投资的相对价格，提高投资的相对收益，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他们认为，只有减税才能使政府的收益和私人的储蓄、投资同时增加，而以往使用税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只会造成经济停滞，用减税刺激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一定行得通。他们声称，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将日益缩小的经济“馅饼”从富到穷地重新分配的基础之上的，而拉弗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宗旨在于要不断扩大这块“馅饼”本身。

“拉弗曲线”的确是经济理论的新形式。但是，正如万尼斯基所说，“拉弗曲线”后面的思想无疑地像文明世界一样古老。问题在于，经济学是非常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科学。今日之问题与前日之问题似曾相似，而昨日之问题也许在明日就将重现。经济学在不断发展，问题也在反复出现，于是乎，作为其“折射”的经济思想当然会有所反复，但其每一次再现则会被赋予新的名称。如果说休漠和斯密时代，资本主义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还没有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当道，经济关系还不是十分复杂，那么，面对当今“有组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理论家包括拉弗在内，就不可能不去深入而系统地剖析经济运行机理，寻求可供操作的政策措施所依托的新理论。“拉弗曲线”所蕴含的思想固然“古老”，但其派生出来的理论体系绝非是“新瓶装旧酒”。

（二）劳动、资本“楔子”模型

阿瑟·拉弗和其他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还从理论上考察了税率与劳动供求以及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所谓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试图说明改变税率对劳动供给和工作闲暇之间的选择弹性和刺激作用，以及对劳动需求函数和资本形成的影响。

图5．2　劳动、资本“楔子”模型

假设雇佣平均每个工人的成本费用愈高，就业机会就愈少。那么，高税率，特别是高的工资税实际提高了雇主雇佣工人的成本，他就会减少就业机会。因为税收是支付给政府的，当税率提高时，雇佣工人的实际总成本就比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更高。这种离异状况就被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称之为税收“楔子”，而在这里则称之为劳动“楔子”。见图5．2，在没有税收“楔子”打入的Y₀点，雇佣劳动的雇主成本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收入是相等的。当工资税开始增加时，不仅增加了雇佣工人的成本费用，而且由于工人也支付了类似的税收，因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也降低了。可见，这一税收“楔子”导致了企业主对劳动需求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减少。作为税收和雇主雇佣工人成本上升而工人实际工资减少的“楔子”的增大见图5．2，当“楔子”增大到Y₂时，这意味着在每个工人的雇佣成本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之间“破离”的增长。例如在Q₁，雇佣一个工人的成本是Y₂，而支付给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是Y₁。相反，如果税收减少，市场的力量会向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如果拔掉了政府税收这根“楔子”，就能使劳动的供给趋向等于劳动的需求，达到Q₂。并且当作为例如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某些就业工作通过支付转移的形式得到津贴补助时，由于雇主的劳动成本小于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水平，这样会刺激企业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使就业量达到Q₃。

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类似于劳动“楔子”模型中的税收“楔子”存在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同样，税收“楔子”使资本的供给成本和需求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资本的供给不足和投资引诱的削弱，这是美国经济停滞增长的根本原因。

图5．3　派生拉弗曲线

上述劳动、资本“楔子”模型实际上是一条派生的“拉弗曲线”，它是“拉弗曲线”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引申（见图5．3）。在图5．3中，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它与资本的函数是对称的），仅仅是一个税后工资函数，假定在工资税率中，有一个外生变量，那么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函数是处于税前工资条件下，因此工资税这一外生变量会改变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在图5．3中，LD₁代表对劳动力的需求，假定这时的工资税率为零，那么这时劳动的就业机会是较为丰富的。当工资税率开始提高时，由技术决定的边际生产率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工资普遍下降，导致了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LD₂。如果工资税率进一步提高，就会使劳动力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向较低的就业均衡点或税后工资均衡点移动。

供给学派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旨在从理论上论证减税同劳动、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减税具有对增加劳动就业、鼓励资本供给、增强投资引诱力的积极效应，从而为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三）供给决定需求理论

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人为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高福利政策，失业救济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等，不仅使自愿失业者反而大增，而且不能鼓励提高技术，从而使结构性失业增加。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关于失业的理论及其政策是错误的，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废除按凯恩斯定律建立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代之以对供给的刺激政策，只要对经济有了刺激，就会扩大生产，生产的扩大意味着雇佣工人的增加，失业减少。

供给学派还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忽视了投资，与需求管理相联系的税收政策、退休金制度、膨胀信用政策等起了人为抑制储蓄、鼓励消费的作用，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生产率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膨胀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形成滞与胀的恶性循环。由此，供给学派得出结论，凯恩斯定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了滞胀的恶果。“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应重新得到肯定。

供给学派认为，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萨伊定律，他们在萨伊定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刺激供给的因素和途径。

他们认为，解决滞胀的根本是刺激供给增加，决定供给增加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绝对增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首先，增加供给就是增加投入，而美国经济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指导下，抑制了投入。如：福利政策抑制了对劳动力投入的刺激，高税收政策抑制了对资本投入的刺激。因此，要增加供给就必须用对生产投入的刺激代替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人们进行生产性投入的目的是收益，收益大则投入的积极性高，所以要刺激投入就要提高经济主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其次，增加供给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通过分析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资源贫乏，经济却能够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沙特）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却落后，得出结论：财富是人的实干精神和创造性，而不是有形资源，因此，政府应用改变报酬的方式使企业家和工人乐于投资、喜欢工作、善于发明，这样既能刺激人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又能使收入增加，增加消费。

（四）通货膨胀理论

何谓通货膨胀，供给学派给出了一个自称为很有用处的定义：“需求和供给的分离——指人们愈来愈相信一个人的购买力可以长期超过他的供给力，相信一个人可以不劳而获，相信一个人可以继续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有所取而不必有所给。”费尔德斯坦反对弗里德曼的理论，声称通货膨胀发生的真正原因应在货币体系与货币制度之外去寻找。吉尔德认为，税收会更为直接地引起通货膨胀，“甚至赋税在打击劳动生产率之前，它们就有提高直接成本的通货膨胀的趋势”。这种通货膨胀的背后所掩藏的动因，既不属于需求拉动型，也不完全是成本推进型，因而，“最好的名词是‘税收推动’的通货膨胀”。税收虽然并不直接是成本，但它所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将会导致企业利润的相对下降，从而使边际企业退出市场，市场供给面临着更高的社会成本水平，从而在产量不变时，相对于社会总需求，现有的供给商品价格将倾向于上涨。IMF的维托·坦齐和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也指出，在提高所得税以后，工人们会试图使其税后的劳动收入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例如，美国的每次所得税增加，将会使工资增加新增所得税的五分之一。保罗·克雷·罗伯茨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税收制动器”范畴，以此表明税收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机理。罗伯茨认为，高税率是对生产的一种制动器，税收在减少商品供给的同时，没有限制住货币的供给，结果就会出现典型的通货膨胀：“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总之，在通货膨胀成因的探讨中，供给学派联系税制，强调了供给（下降）因素而不是需求（过多）因素，也不是货币（太多）因素。

对于通货膨胀的效应这一问题，供给学派的“温和派”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与“极端派’代表人物吉尔德等人所持看法不尽一致。费尔德斯坦认为通货膨胀的不良效应有三：第一，通货膨胀水平的拉升使社会不能制定长期经济计划，促使个人与公司作出用短期和比较可靠的报酬代替长期和更有生产价值的选择。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个人投资投向了黄金和其他潜在的“价值储存”；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其计划将倾斜于“在设备上或在现在商业所得上的短期投资”；第二，通货膨胀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降低了在工厂和设备上投资的收益率，其主要原因是税收法令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影响，提高了在工厂与设备投资所得收益的有效税率，因而降低了该投资的除税净值收益率。在此，更为普遍的又是通货膨胀也提高了非财政企业资本收入的总税率；第三，通货膨胀也是生产能力增长大大减慢的原因之一。由于纳税后投资收益率下降，进而投资下降，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份额减少，投资率下降，股本增长率放慢，长期生产能力下降。费尔德斯坦是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声称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供给边”。

但是，吉尔德反对这一观点，“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他认为，货币供给量和总需求一样，主要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其意义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像竭力追求储蓄一样，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是衰落的不祥之兆”。通货膨胀在其处于极端情形时，的确可能导致大的灾难，但灾难并非是必然的，也不常常是“疾病般的折磨”。这是因为，“如果经济是经过很长历史时期发展而成的有机体，通货膨胀有时可以当作是适应新环境的一种正常的调节”。吉尔德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通过不断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奇迹，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使资本短缺的日本公司有可能向有高度储蓄的公民征税。吉尔德之所以提出反对意见，究其原因，还是为供给学派的“减税”和“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内容来完善服务的。很显然，在“激进的”供给学派那里，通货膨胀只是经济本质问题的表象。相对于生产率下降、投资减少、储蓄降低来说，通货膨胀及其效应是第二位的。

对于解决通货膨胀，供给学派找到的是税收、税制及其相关制度，是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所导致的非生产性费用通过价格结构而扩散出去的价格效应，以及高税率之下生产率下降等原因。因而供给学派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是：（1）削减政府规模或提高政府效率。在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变成一个生产要素的时候，“要减轻它对价格的影响，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削减政府的规模，或是增加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这一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2）鼓励生产和革新，增加供给；（3）减税。供给学派认为，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联邦政府的赤字”，而是弥补赤字的手段，在于提高税率，以及高税率对经济中“供给边”的负面冲击效应。所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机械地缩减赤字，而是减税。另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会在短期内拉动需求，而在长期内才增加供给，由于政策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的非对称性，因此，减税虽然在短期内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是，短期更高的通货膨胀能够使得生产率恢复增长，企业生产实现创新，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因此，不必惧怕减税引起的负效应；（4）调整税收结构。调整税收结构可以减轻减税时的负效应。如在所得税和投资税之间，政府应该多削减投资和资本收益税，少削减所得税。最糟糕的减税方案是在降低所得税的同时提高投资税。

（五）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

总的来说，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运用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理论，以及当代制度经济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方法。供给学派的企业理论服从于其中心主题，它既不是着意去打开企业“黑箱”，也不是单纯去研究产业组织结构与行为，而是着力于分析不同规模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这些不同规模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动力等等。供给学派声称：经济发展取决于“依赖效果”的大小，这就是说，在需求依赖于产出（供给）时，经济增长和进步的速度有赖于供给者的创造能力，企业并不是一般的产品供给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也并不只是依据市场需求而被动地适应市场去提供所需商品的生产单位。从本质上说，企业或者“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的作用。企业的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在决定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和基本类型方面是关键性的因素。

这种企业的作用，在加尔布雷斯等人那里，只有大规模的企业才能发挥，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具备创造能力。供给学派认为其实不然，“依赖性效果”也适用于小型企业，它们也创造自己的需求。这是因为，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在创造“依赖性效果”时各具其独到功效。首先，从大企业的成功来看，不是规模而是效率，效率才是其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乍一看，人们一般认为规模大小是公司成功的关键，然而，“大公司成功的关键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即产品的性能、制造的方式以及推销技术”。供给学派在考虑产业组织（企业）成长时，始终关注效率前提。如果没有效率的持续实现和维系，大企业也同样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正是“效率”这一关键因素，贯彻于企业演变之始终，也渗透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交互关系之中。

有关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供给学派甚至认为，小企业就总体来说是优于大企业的。吉尔德所作的解释是，从静态的观点看，大企业或大公司具有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从经济的全面增长和技术革新的观点来看，这些庞然大物对经济是无足轻重的。据资料载，美国的大公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内经济中的统治力量并未增强，同时小企业的数目一直在增长。在破产的企业中，小企业的比例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小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吉尔德认为，工业几乎永远不会从其现存主要大公司那里获得发展；在商业上，新产品往往是由小企业生产的。经验表明不是大企业，而是数以百计的小公司，在默默无闻的企业家领导下“进行着工业革命”。丰田、英特尔、微软公司的崛起仅仅是其中的三个著名案例。供给学派指出，大企业存在着自身所固有的弊端，大企业在昔日借助高效率与不断创新而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特征：一方面，其产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正规化或曰“官僚化”，将必然会出现他们也承认所有者和管理者职能分离的客观情况，职能分离确实有助于“使一公司成为该项工业中生产率最高的公司”，但是，与此同时，企业的成长已经隐藏着对立因素，那就是在另一面，“它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较前减少”，在会计账簿体系反映的表面化的投入—产出效率之外，所掩藏的恰恰是其深层效率创造性或创新性的丧失。因而，由于经济僵化，大企业将最终成为无效益的经济形式。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世界上财力物力最充沛的大公司，但是，属于它经营的领域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发展，大部分都没有获得成功。

大企业的弊端存在的原因，主要不在其所构成的垄断力量。垄断的存在，反映的恰恰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最能动的因素。同时，供给学派认为，垄断地位的保持并不是无时间界限的，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至少它要受到“未来竞争者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是在暂时，垄断者只有价格保持低到足以排除别的竞争者那样的水平，其垄断才能维持；另一方面，未来的竞争者总是会成为现实的竞争者，因为它有“创造性的破旧”、产品与技术等的创新作保证。供给学派在其企业理论中也引申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在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供给者）“并不立即或自动地导致消费者预先存在愿望的实现，因为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一直到他们试用了以一定价格买来的样品，消费者对有创造性的商业实验才是有反应的”。当企业以“创造性的破旧”为原则，在追求高效率、高生产率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创造新的供给，这种供给不再是机械而被动地适应消费者既有的需求，而是能够激发起消费者心目中尚未存在或还不甚明确的消费“欲望”。因此，需求对供给——创新性的供给是有所依赖的。换言之，供给创造需求，严格地说，富有创新性的供给将会创造、引致新的需求。

总之，供给学派在其企业理论中，仍然是以强调供给的首要地位，也再次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供给和生产率背后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这固然部分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内在逻辑并不是很严密的。

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一）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调节

供给学派作为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的代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倡导经济自由，强调政府行为的非生产性。供给学派承认在通过政府干预而产生的公共部门活动中，有些是“极富生产性”的，“尽管许多收益来自私人企业的竞争，但是大量的和必要的贡献却是从政府得来的，不只是从研究教育和科学的巨大而明显的利益中得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公共部门的过度扩张，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资本损失”。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够扩张，其所依据的力量无非是通过增税，扩大联邦政府借债或是通过直接的通货膨胀创造货币而得到的，而这些显然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利用资本的财富，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挤占效应。供给学派认为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因而减缩政府活动水平、限制政府的不适当干预是必要的。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有企业家最清楚，因此，让企业自由地经营，才能提高生产率，使生产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管理过多，则会阻碍企业生产的创造性，影响生产的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从实践上看，美国自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来，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太多、太细，抑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如企业要对一些新产品、新能源、新技术进行开发，往往受有关规章条令的限制，使美国在产品开发方面走在日本等国后面；政府的干预还增加了企业支出，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等。据此，供给学派认为减少政府干预、恢复经济自由，让市场机制恢复功能，就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经济就能重新起飞。政府的职能应在于刺激经济增长，并为企业家的自由选择提供条件。

政府行为的规范，给私人部门的经济增长设置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经济的自由化。在减税与经济自由化的关系中，“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有多少美元交给政府，有多少报酬给从事风险、消耗精力、放弃消费或摒弃本人闲暇享受的这些人”。供给学派认为，税收增加对从事创业冒险的意愿或者从事耗费时间的项目的影响最大，而减税政策的实行、政府行为的减少，将会唤起开创性企业的活力和英雄般的技术革命精神，而“在一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决定经济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心理的力量。雄心壮志和决心是促进经济增长、企业精神和进步的动力”。换言之，经济自由的实质在于冒险、创业、进步精神的维持。

在供给学派看来，倡导经济自由并不否定政府干预，所否定的只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完全抛弃政府干预而追求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状态，并不符合供给学派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完全竞争仅仅是指一种平衡状态，它排除了大部分供给方面的行为，即取得知识并运用知识的一切活动，而这些又都是真正企业家的主要活动。完全自由竞争使公司既不能改变价格，也不能改变产品，基本上对供给和需求都不产生影响。完全自由竞争“似乎可为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提供一种证据，但却事实上为国家干预以弥补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完全竞争提供了无数的借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供给学派的经济自由，是为了维持经济进步和创新精神而存在着的不完全竞争加上适度的“生产性”的政府干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调节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工资、就业、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要求企业遵守，并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构。供给学派认为，这些规章制度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其次是束缚了企业的手脚，扼杀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使企业不得不压缩研究和开发支出，减少风险投资，延缓扩大生产的计划，从而造成了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减弱。供给学派相信，政府管制越少，私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他们敦促政府要撤销限制价格、最低工资等法令，放宽关于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商品检验等规定的标准，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二）减税政策

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供给学派认为，过去凯恩斯是通过调节货币的供给量，降低利率，以增强投资的引诱力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到70年代末期，经过通货膨胀和税收调整后的利率一直是负数，如果降低利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投资的引诱力，那么现在适当的经济政策就不能再是降低利率来刺激需求了，而是要减税，刺激供给方面。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尔德指出，目前收入和资本的高税率对阻止投资所起的作用，已经大于过去利用利率杠杆所引起的调节作用了；如果说过去持久不下的高利率是导致投资引诱不足的“凯恩斯洼坑”，那么，今天的政府则成了“新的凯恩斯洼坑”。因此，供给学派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原理出发，把减税看成是使美国摆脱当前经济增长停滞困境的基本手段。

供给学派认为，美国面临的“滞胀”原因是供给不足造成“滞”，需求过大造成“胀”，这二者又都源于税率过高，因为税率过高既降低储蓄率，又使企业家不愿投资、工人不愿就业，这便发生“滞”；另一方面，政府支出过高，只有靠高税率来满足“支出需求”，而高税率使供给不足，造成物价上升而带来“胀”。因此，供给学派认为要医治“滞胀”病，减税是一剂苦口的良药，可以收到既增产又消胀之功效。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减税对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如下的积极作用：

（1）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促使个人少休闲、多劳动。

这里说的税率是就所得税而言的，它占了美国税收的主要部分。

在供给学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税率尽管多次降低，但仍然偏高。他们根据边际税率对“相对价格”影响的原理，认为在高税率下，人们在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的选择中，宁愿多消费，少储蓄和投资；在休闲和工作的选择中，宁愿多休闲，少工作。所谓边际税率，是指在累进税制度中，对超过一定纳税等级的那部分收入所规定的税率。每超过一个等级，税率就提高一步，即边际税率是递增的。所谓相对价格，实际是指机会成本，即一种资源当用于某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另一种用途所取得的收入。

（2）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政府收入增加

供给学派认为，由于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储蓄和投资，增加企业收入，所以，税率虽然降低，税收总额却可能增加，当然，如果税率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税收总额也可能会下降；反之，税率如果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抑制了储蓄和投资，企业收入减少，税收总额也会减少。

（3）减税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首先，供给学派是反对通货膨胀的，这与凯恩斯学派赞成温和性通货膨胀的观点不同。因为在供给学派看来，通货膨胀将严重损坏供给，从而妨碍经济增长。这就是说，第一，通货膨胀会使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从而使他们升入更高的纳税等级，纳税额也就随之增加；通货膨胀还减少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这些都将削弱人们的储蓄能力和愿望；第二，通货膨胀将导致工资收入者要求提高工资，从而造成工资——物价循环上升；第三，通货膨胀将使利率提高，从而降低利润率，减少投资；第四，通货膨胀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出口商品相对涨价，进口商品相对便宜，从而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打击了出口部门。

其次，供给学派是从增加供给出发来减税的，因此，主张实行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即降低最高税率，同时也削减公司所得税。于是收入愈多，减税也愈多，从而会刺激人们多储蓄、多投资。为了增加供给，供给学派还主张在减税的同时，政府要实行削减开支和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供给学派认为，依照他们减税的主张和方法，自然会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一则减税既然可以增加供给，就可缓和需求过度的矛盾；再则减税将使政府收入增加，同时伴随着政府支出的削减，便可减少或消除赤字。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转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时说：“凡是供给经济学兴起的地方，都消除了疑虑，减税实际上不是通货膨胀性的，因为减税导致供给的增加。”拉弗也认为，“税率减低不是通货膨胀性的，因为税率减低所增加的供给至多能使政府实际收入增加而不是降低。因此，减税降低政府赤字，而这就帮助解决了通货膨胀”。

减税还可以减少逃税的弊端。供给学派认为，在高税率下，人们为了避免缴纳重税，往往采取各种办法逃税，以致美国政府历次的增税法案，都促使逃税增加。如开办地下经济，走私贩私愈来愈严重。因此，他们认为，要真正帮助穷人和增加国民收入，不在于提高税率，而要降低税率，鼓励他们多储蓄、多投资、少逃税。供给学派认为，他们的减税主张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历史上早已得到了证明。如20世纪20年代的梅隆减税和60年代的肯尼迪减税都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凯恩斯主义也主张减税，他们的区别何在呢？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减低边际税率，后者强调减低平均税率。因为凯恩斯学派特别强调平均税率对居民可支配收入（需求）带来的影响，因此，凯恩斯学派强调削减低收入阶层的税，因为这部分人比例大，减他们的税可使大多数人增加可支配收入，而他们的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由于倍数原理，这就会导致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大规模投资和大量增雇工人，从而减少失业，增加供给。供给学派则认为，普通劳动者因减税而增加的收入，不能直接导致产量增加，因为减税加上凯恩斯膨胀性财政政策就必然导致赤字增加，从而增发国债，这就势必造成高通货膨胀率，进一步抑制投资积极性，造成供给减少。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减税，主要是减边际税率，使高收入阶层（主要是企业家）得到好处，以刺激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他们认为减税首先是刺激人们工作、储蓄、投资的积极性，增加供给，然后由于供给的增加才使收入增加。所以，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关于减边际税还是减平均税的分歧，源于对是产量增加带来收入增加还是收入增加带来产量增加的不同认识，即源于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的分歧。

（三）节支政策

财政节支是供给学派为刺激供给、减少政府干预的又一项经济政策。供给学派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财政赤字逐年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是因为政府开支增长过快，其中过量的社会福利费用的负作用尤其大。供给学派认为，美国过量的庞大社会福利费用造成了以下恶果：第一，造成大量自愿失业者，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所谓失业成本，是指因失业而付出的代价。用公式表示：

失业成本＝就业工资－工人所得税－失业救济金

从公式看出，失业救济金越多，失业成本越少，加上高额个人所得税，失业成本则更少，甚至可能是负数。这时个人就觉得工作还不如失业有利，而不愿去积极谋求就业，因为失业可以领取几乎等于或甚至大于一个正常劳动者的税后收入，而失业救济收入是不纳税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而且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这样，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生产的增长，另一方面又使工人长期处于依靠救济生活的贫穷状态。社会生产愈发展，贫穷问题愈难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第二，造成浪费，助长舞弊，如医疗补助使无病者呻吟，领取补助。供给学派还认为，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以及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规章制度有疏漏，各级官僚机构也可中饱私囊，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人们的思想；第三，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供给学派认为，各种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助长了人们的懒惰思想，使他们没有学习业务、提高技术、改进管理的压力，必然降低劳动者素质，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四，过大的社会福利费，挤占了生产性投资，直接造成供给不足。此外，政府的直接投资还为政府不适当地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因此必须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取代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财政政策。

（四）稳定币值

减税和适当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以紧缩性政策反通货膨胀会产生不利的供给效应，结果反而引起价格水平上涨。因为凯恩斯的控制需求的反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提高税率和减少货币供给。提高税率会减少劳动供给和资本形成，减少货币供给会提高利率，两者都会减少投资。这些政策的效应是减少产出，提高价格水平。供给学派认为，应该减税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税率能够增加劳动供给和投资，适当增加货币供给能够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增加产出，缓解供求矛盾，降低价格水平。

供给学派认为，要同时达到降低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两大目标，除了大规模减税，还应恢复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体系；恢复过去“尚节俭，鄙奢侈”的传统美德，把人们从凯恩斯主义所散布的害怕储蓄、颂扬消费和挥霍的思想下解放出来。拉弗说，政府应以美元可以兑换黄金的办法来保证美元的购买力。在没有恢复金本位之前，我们不可能制订出真正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

（五）精简规章制度

供给学派认为，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实行需求管理时所制订的规章制度对供给起了限制作用。他们主张精简企业的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限制，降低规章制度的负供给效应，让企业更好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