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的并存及其合理定位

时间：2022-08-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腊玛古猿是人类学公认的森林古猿。腊玛古猿生活的时间有的人类学家认为距今有450万年，新的考古研究提前到距今1500—800万年前。第二次飞跃把人类主体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古代国家社会实际上是以保护国家利益掩盖维护王族利益的社会。民族国家的兴起宣告了昔日帝国时代的消亡。这种瓜分的轴心就是国家利益，不可能是全球利益。总之，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就是反霸权，把国家主权提到国际体制的最高原则。

□ 曹　兴^[2]

摘要：由于民族政治、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并存发展的历史还会很久远，因此任何想用国家政治消灭民族政治、用全球政治代替国家政治，或者反过来用民族政治阻碍国家政治的发展，用国家政治阻拦全球政治的发展，都是行不通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政策必须承认这三重政治的并存事实，并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调整好三重政治的关系，才能制定好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否则将会出大问题。所以，偏激的民族主义、片面的国家主义、激进的全球主义，都是错误的与不可取的。

关键词：民族政治　国家政治　全球政治

政治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主体或族体宏观发展角度看，人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民族政治到国家政治，再到全球政治三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政治经历了从民族政治到国家政治再到全球政治的三次提升过程。

一、政治的三次提升

从社会发展规模角度看，人类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再发展到全球社会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相应地，人类政治也经历着三次大的提升，每一次提升都给人类主体的发展规模及其利益深度带来巨大的影响。三次提升的伟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群体从族群政治发展为国家政治再整合为全球政治，人类群体利益的提升从民族利益提升为国家利益再提升为全球利益。

据考古学考察和史学验证，人类祖先是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森林古猿最早繁荣于欧洲、亚洲、非洲大陆，是现生各种猿类的祖先。腊玛古猿是人类学公认的森林古猿。腊玛古猿生活的时间有的人类学家认为距今有450万年，新的考古研究提前到距今1500—800万年前。人类历史约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最多只有1万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主体发展至少经历了三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大约经历了几百万年，把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提升为新石器时代，最高的社会后果就是建立了氏族社会。这次提升把原来只是一盘散沙的半人半兽状态提升为以氏族社会为单元的较为完整的人类，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人类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类人猿时代人的主体规模和社会性是很小的。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的最少数量只有30—100人（Christopher R，1998：118）。可以确定，只有到了氏族社会时代，人类主体发展规模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人类主体的社会性才有了质的飞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由于氏族社会的信仰、共同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庄孔韶，2002：389），人们必须结成共同体才能与自然和其他氏族社会相抗争。然而，氏族时代的人类还是以零散的集体形式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那时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社会文明发展中心，甚至连地区性文明中心都未能形成，基本上是氏族部落社会各自为中心。因此，氏族时代不仅不可能形成一个世界文明中心，甚至不可能形成帝国文明中心。

人类的第一次飞跃，把人类从野蛮状态推进到文明状态，实现了最初的主体革命：人类由于思考自己的来源而产生了原始图腾（宗教最早表现形态），产生了对氏族神灵的信仰（吕大吉，1998:164），根据原始图腾而又发展出了姓氏，进而发展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及表达抽象思想的语言；由于直立行走、手的解放为人类劳动创造了条件，进而由于劳动能力的发展又导致了产品剩余，从而产生了阶级、国家、私有制，相应的法律和社会伦理随之产生，从而宣告了人类文明发展时代的到来。难怪人类学家把劳动、语言和宗教信仰视为人类进入文明门槛的必要条件，最终实现了人与动物的分别（史宗，1995）。

第二次飞跃把人类主体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国家社会经历了从古代国家社会发展到近现代国家社会的两个阶段。古代国家社会实际上是以保护国家利益掩盖维护王族利益的社会。与其说是国家社会，不如说是王族社会，或者说是前国家社会。古代国家社会的重心是农业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的周边是游牧文明。在农业文明的中心地带，人类提升为文明帝国，因此人类的发展从无地区性文明中心提升到有许多文明中心。于是，在世界各文明中心地带产生了几大文明帝国，四大文明古国和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就是在这种农业文明基础上诞生的。帝国只是把不同地区的中心地带整合为一体，但没能把整个世界整合为一体。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发展到人际利害关系非常密切的“地球村”，追求全球利益的人类共同体还没有形成。

民族国家的兴起宣告了昔日帝国时代的消亡。社会保护群体利益的中心开始从王族利益转向公民利益，因此有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公民利益的统一体。于是，保护王族利益的王族社会被维护公民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国家社会所取代，因此也就开启了国家政治的时代。从王族政治向国家政治的转变，是靠从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来实现的。工业文明向全世界的扩展，开启了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国家率先发展工业文明，因此西方国家最先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欧洲列强第一次借用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用殖民主义方式第一次征服或瓜分了全世界，也第一次把全世界逐渐整合为一个整体。强国的变迁带来了对世界新的瓜分。这种瓜分的轴心就是国家利益，不可能是全球利益。当时还没有产生全球利益。

这个发展阶段最大的国际关系成就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断完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果在于，法国和瑞典联军阻止了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宣布了帝国称霸的失败（蔡拓，2011：109）。后来这种阻止称霸的历史典故还很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企图称霸，但被英国荷兰联军阻止了；拿破仑（1769—1821）企图称霸，被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四国阻止了。希特勒（1889—1945）企图称霸，被美国、苏联与英国阻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张用“国家主权”为轴心来构建世界体制，标志了国家掌控内部事务及对外独立的胜利，圈定了新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准则，为欧洲提供了一部根本性与全面性的宪章。总之，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就是反霸权，把国家主权提到国际体制的最高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伟大作用在于“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赖以生存的世界民族国家体制”（俞正墚，2005：26）。这个体系经历了欧洲确立阶段、亚非拉放大阶段和受到全球问题和全球政治的挑战阶段。正是这第三个阶段，人类社会开始从国家社会发展到全球社会，实现了第三次主体革命，把不同国家社会整合为荣辱与共的“地球村”，从而第一次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整合为地球人。

三次主体革命提升背后的深层根据就是社会发展和政治形态取决于社会利益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与发展，就一定会支撑和推动着什么样社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氏族利益是族群社会和族群政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国家利益是国家社会和国家政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全球利益是全球社会和全球政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人类社会主体规模的发展层次是随着人类利益及人类共同体的提升而提升的。人类利益是其内在的核心，由此决定人类共同体随着人类共同利益层次的提升而提升。在氏族社会，人们追求的仅仅是氏族利益，既没有国家利益，更不可能产生人类整体利益。利益和观念的狭隘决定了氏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是野蛮的。虽然氏族利益提升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为国家社会时代的利益轴心，但依然没有产生人类整体共同利益。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才会共同主宰着国际社会的命运。

从哲学视角看，人类主体文明的发展是人类群体社会普遍性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人类群体社会普遍性则是随着群体利益的不断提升而提升的。其发展规律是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再发展为全球社会，其利益中轴线是从氏族利益提升到国家利益再提升到全球利益，政治发展的中轴线也就从族群政治经过王族政治发展到国家政治再发展为全球政治。在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不是对氏族利益的简单否定而是提升，同样全球利益也不是对国家利益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国家利益的提升。人类主体利益的普遍性是逐渐深入或升华的。主体的普遍性不是对主体特殊性的简单否定，而是提升后使得主体特殊性的内涵更加丰富，而不是更加简单或单纯。

然而，这种哲学理解需要得到科学实证的验证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其中最好的检验就是全球化、全球政治的兴起。

二、全球政治兴起的意义

据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从国内政治迅速向国际政治扩展、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发展的历史阶段。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问题（俞正墚，2005）。何谓全球政治？这个问题，学界还未能形成共识，可谓见仁见智，观点异彩纷呈。

对于全球政治，西方学者主要有政治延伸论、跨国价值论、边界模糊论和全球价值论四种，中国学者主要有政治复合论和共同利益论两种。

西方第一种全球政治论就是政治延伸论。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术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在世界某个角落所作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并获得世界性的影响。”（戴维·赫尔德等，2001：69）不难看出，持政治延伸论观点的人认为，全球政治无非就是国内政治对外延伸到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政治。这种观点没有找到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把全球政治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全面的。

其实，在我们看来，国内政治的利益基础主要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因此，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向外延伸的自然产物这一看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为此，有的学者反对这种简单的延伸论，提出跨国价值论和边界模糊论。

乌·贝克明确提出：“全球政治……不能被理解为民族国家政治的延长，因为它在内容上扭转了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坚持自己独特的跨国立场、价值和决定，反对各种民族偏见。”（乌·贝克，2000：38）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显然高于政治延伸论，克服了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因素。

安东尼·吉登斯从国家领土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换角度提出了边界模糊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便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以为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安东尼·吉登斯，2000：134）这种观点的不足也在于没有找到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

西方最合理的全球政治论是全球价值论。其代表人物是马丁·阿尔布劳。他认为，在全球问题普遍化的基点上，地球本身变成了对各种机构和个人活动最远的实践范围和参照点，世界公民“利用全球性社会公共事业机构的开放性，表达新发现的全球主义，并从某个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既无法控制又无法限定的共同感受中吸取力量”（马丁·阿尔布劳，2001：192），从而形成地球政治。这种观点比前两种观点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全球政治的眼光放到全球价值、全球问题、全球共同事业的高度上，但也没有找到支撑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

国内对于全球政治的观点主要有政治复合论和共同利益论两种。前者的主要代表是俞正墚和王逸舟，后者的主要代表是蔡拓。

俞正墚认为：“全球政治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延伸，形成复杂而依存的政治决策和政治互动全球网络。全球政治网络具有多层结构，是一种全球政治、区域政治、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组成的复合体，也是一种由国家、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者共同参与的多头政治的混合体。”（俞正墚，2003：238）他还提出，全球政治“是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在政治层面的集中反映和体现”（俞正墚，2005：159）。王逸舟的观点也是一种复合论，认为全球政治是“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王逸舟，2003 ：8—9）。这种观点的不足有两个，其一是把全球政治等同于世界政治、人类政治，即把全球政治当作世界政治的代名词。其实，世界政治包括地方政治、民族政治、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只是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其二是没有找到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如果找到全球（共同）利益，也就自然找到了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

直接明确以全球利益为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的是蔡拓先生。甚至可以说，蔡拓先生直接基于人类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给全球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全球政治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蔡拓，2005）这个定义的最大合理性在于阐释了人类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是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

人类群体利益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其动态发展的根本是从民族（初级形态是氏族）利益发展到国家利益，然后再发展为全球利益。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角度看，人类的共同利益从氏族社会的共同利益发展到国家共同利益。如果从产生国家算起，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断拓展规律是从国家共同利益发展到人类整体利益。当人类共同利益开始超越国家利益拓展或整合为全球共同利益时，全球利益和全球政治也就随之产生了。全球政治反映的是在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和超越国家领土政治的基础上，追求人类政治共同利益的整体性。在这里，“政治的整体性是指政治主体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人类整体”，从而开启了“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的转型”（蔡拓，2007：251）的时代。

可以说，全球政治的兴起正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以空前的宽度和深度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全球政治的产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全球政治发展中，开启了人类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从主权至上、国家中心向人权至上、人类中心发展的新阶段，进而开启了解决全球问题从国家治理平台向全球治理平台的转变。以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看，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成为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蔡拓，2007：25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国际行为的不断活跃，国际关系内容和国际议题日益丰富并多样化，人类开始进入到多元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政治发展阶段。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主体、范围及全球理念和全球价值重点锁定在“全球性”上面，超越了国家中心，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蔡拓，2007：251）。传统政治的利益驱动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而全球政治所追求的利益价值导向则是人类中心而不再是国家中心。全球政治关注和追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遵循的是全球伦理价值（蔡拓，2005），而不是国家伦理价值。当然，这种转变不单纯停留在理论上的转变，已经演变为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向。虽然，从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发展的这种“趋向还远未发展为主流，甚至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全反映着全球政治的新质”（蔡拓，2005）。总之，只有全球政治的兴起才促使全球利益浮出水面，而全球利益对全球的影响必然是根本性的。

那么，全球利益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全球利益怎样从根本上影响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如何理解与此相关的深层哲学问题，如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与普遍性到底有什么根本区别？人类整体利益、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公共利益到底有什么不同？因此有必要解析全球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问题。

三、全球政治的整体性与普遍性

基于全球利益的全球政治的整体性应断定为人类多层利益的整合。因为，人类政治体系的网络不是呈现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发展的。“多层次”就是由民族政治、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的互相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把人类政治体系互相建构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和发展。

这里所说的“不是单向度的”是指三种政治的互相影响是多向的，是从三个方向共同施加到国际政治——民族政治、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同时向国际政治施加影响。这就是说，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来自三方面的影响。一是民族政治对国际政治（主要是地缘国际政治）施加影响，民族利益通过民族主义散发国际能量，正面表现是民族合作及和谐的民族关系，负面表现为巴以冲突、印巴冲突、英国北爱尔兰问题等等。二是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国内政治向外扩展为国际政治的张力，国际政治不能不考量国内政治的因素；国内政治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利益仍然扮演主要角色。俞正墚、蔡拓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如蔡拓指出，“到目前为止（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与保障，从而自然也是人们效忠的对象”（蔡拓，1998）。三是全球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全球问题、全球利益的产生，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力量的迅猛增长及其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新的影响。这三种影响的交互作用不仅发展了民族政治、国家政治、全球政治并存的趋势，而且提升了人类政治的整体性。

人类政治的整体性就是基于人类社会中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等各层利益的整体性。全球化的政治发展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把各层政治、各种利益整合为一体，以实现各种利益的合理配置，因此才能实现人类利益普遍性的最大值。

全球利益的整体性是人类利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整合、统一。人类利益的普遍性指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是单纯的抽象，不是抽空了人类各种特殊利益的抽象普遍性，不是远离特殊利益而是包容特殊利益的具体范畴。这个具体体现就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共同性或者共同联结点。各种联结点联合为一个网络，彼此互相包含、互相冲突、互相促进。利益体现于资源。一定历史阶段中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参与资源整合和纷争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必然有统一的方面，也有对立的方面。总之，各层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研究人类利益的整体性、普遍性过程中，必须把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转变为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才能合理地解决其间的问题。简单的形式逻辑思维认为，人类普遍利益是与特殊利益对立的，而辩证逻辑思维则认为人类普遍利益是与特殊利益统一的或相互包容的。辩证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扬弃，它认为人类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从整体上看，是对立的统一。简单的形式逻辑思维认为，人类整体利益是人类群体权利的合成或“拼盘”，是所有人利益的合力结果。辩证逻辑思维则认为，人类整体利益不是所有人利益的拼盘，而是所有人利益的整合，在这个整合中不同人、不同集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从人类主体角度看，人类整体利益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整合或对立的统一。

全球政治之所以能够把各国政治整合为整体性政治，主要根据是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的产生。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的产生必然导致人类文明根本性的转变：全球政治是国家意识提升到全球文化意识的意识形态转变；全球政治迫使人类政治从工业文明的政治形态向后工业文明的政治形态转变；全球政治促使人类发展观从恶性发展观向可持续（良性）发展观的转变，从而从追求数量的发展观向追求品质发展观转变，从满足于我们这代人的发展观向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代际政治转变。总之，这种种转变，都表现了全球利益决定全球政治发展的整体性。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也必然带来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其主要表现为人类群体意识和发展观及人类整体意识的三种转变。

传统国家意识形态认为，祖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祖国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于全球意识追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或全球利益，因此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全球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全球问题是对全球利益的最大伤害。在当今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摆脱全球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无视全球问题中所内含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不仅会损害自身，而且要殃及整个人类”（蔡拓，2007：136）。因此，新型的国际关系理应不可忽视全球利益的外交战略，从而决定了国家的国际战略、国际关系的转型。当然，当今多数国家的国际战略依然是基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国际关系远远滞后于基于全球利益为轴心的全球意识。不难断定，在当今世界国际舞台上主宰国际关系的轴心依然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然而，新型的国际关系必然会随着全球利益、全球意识的发展而发展，随其改变而改变。

当今人类的出路就是要克服三个极端性。任何国家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尽量避免偏激的或片面的政治立场，兼顾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具体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偏激的民族主义立场应予放弃。如果像有些国家和学者那样，根据马志尼提出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组建一个国家”理念行事，那么势必导致用民族利益来反对国家利益、全球利益，从而阻碍国家现代化、人类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反国家化、反全球化的泥潭，导致类似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中东的巴以冲突，南亚的印巴冲突、僧泰冲突等严重民族利益问题。此外，从民族共同体发展到国家共同体，是人类群体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任何企图从国家发展时代退回到民族发展时代的做法都是倒行逆施的反历史行为。加之，当今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发展时代，因此，在制定国家政策中，不能忽视国家政权和全球利益存在的合理性，无端地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要把民族利益限定到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台上，肯定和容忍合理部分的民族利益的存在和发展。总之，必须承认国家是当今时代高于民族的社会共同体。

第二，片面的国家主义立场也应予放弃。由于当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因此无视民族的存在，来构建脱离具体民族国情的国家美梦，否认民族利益存在的长期性，对民族文化、民族利益采取扼杀或者防范的方法，不会很好地处理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往往事与愿违地出现民族问题，甚至是民族冲突。不可否认，国家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但国家利益是多民族利益的多元一体的体现，是在公民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离开民族利益的国家利益是空洞的。只有充分包容民族利益的国家利益，才能使得国家利益运行在和谐的民族关系之中。但是，更不能放大民族利益，缩小国家利益。所以，正确处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稳定国内政治的重要战略。

第三，激进的全球主义立场更应放弃。如果片面站在全球主义的政治立场，否定民族国家利益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消解国家主义，无限度地放弃国家主权；反对民族利益，无端压缩民族利益，必然走进空洞的全球利益的“左”倾冒进泥潭，不仅把全球利益中应当含有的民族国家利益抽空，同时也抽空了全球利益的合理性。或者说，人为拔苗助长地把民族国家利益提升到全球利益，无端地牺牲国家利益、放弃国家利益而委曲求全地成全或实现全球利益，无疑将极大地危害人类文明（主体）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与当今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舞台上的主角相违背的。不容否认，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内和国际关系的主要利益体现。

总之，只有克服偏激的民族主义、片面的国家主义和激进的全球主义，才能够完善正当的民族化、国家化和全球化的健康发展道路；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处理这三者关系问题上，无疑将意味着，要从整体上研究解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的机制，为国家提供解决民族问题、全球问题的战略方针，防止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的发生，更好地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国家在全球战略中的发展问题，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准确定位国家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都将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Christopher R.Decorse.1998.Anthropology:a Global Perspective,Third Edition,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蔡拓，1998，《21世纪的政治学呼唤新的思维》，《政治学研究》第1期。

蔡拓，2005，《全球政治的要义及其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蔡拓，2007，《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蔡拓，2011，《国际关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戴维·赫尔德等，2001，《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东吉·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吕大吉，1998，《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丁·阿尔布劳，2001，《全球时代》，高湘等译，商务印书馆。

史宗，1995，《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金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王逸舟，2003，《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