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期, 我国面临的竞争环境有了新变化。 一方面, 要与发达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制高点, 另一方面, 要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展开竞争, 产业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 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尤其是利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 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与竞争力, 就要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 发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联动作用, 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 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企业主体作用与政府政策的促进作用, 处理好政府职责与产业特征相匹配、 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财政与金融政策相互补充及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相适应等问题。

一、 新常态下产业变革及其影响

判断我国在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要在总体上对新的产业革命有清晰的认知与判断。 当前, 学界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认知仍处于探索时期。 里夫金 (2012) 认为, 新一轮产业革命, 是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1]Markillie (2012) 指出,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特征是数字化、 智能化制造。[2]Marsh (2013) 认为, 新工业革命的重要特点, 就是大规模制造的终结, 个性化制造兴起。[3]安德森 (2012) 认为, 新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 是数字化制造, 使得人成为创客, 能够利用互联网, 将自己的各种创意转变为实际产品。[4]布莱恩等 (2014) 指出, 人类即将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 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 数不胜数的智慧机器的出现, 同数十亿互联互通的智慧大脑相互结合, 这将彻底颠覆之前的世界。[5]德国产业界提出的 “工业4.0” 计划, 强调信息网络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结合, 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上描述与研究透出这样三个重要概念, 即科学革命、 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 一般来说, 科学革命指的是科学理论、 方法和知识等方面的巨大进步, 是技术革命的准备和先导; 技术革命是技术形态、 范式、 方法及工具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是科学革命的结果和基础; 产业革命是建立在产业结构、 产业组织变革基础之上的, 取决于技术革命是否会导致一系列新发明、 新产品、 新模式、 新业态与新行业的产生。 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准备和先导, 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直接诱因。 新的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核心, 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将进一步带动整个产业形态、 制造模式和组织方式等的深刻变革。

(一) 新产业革命的特征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内涵, 基本可以概括为 “一主多翼”。 “一主” 是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等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广泛深度应用。 “多翼” 是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与生物技术等的创新发展、融合交叉与应用。 新产业革命的这些表现, 带来了包括生产方式、分工方式、 商业模式及产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 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说, 新产业革命使得制造业呈现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个性化、 本地化与绿色化特征。 从分工角度来说, 呈现出专业化、 制造业服务化、 产品链一体化及产业链分工细化等特征。 特别指出, 数字技术的出现, 推动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突破了传统产业链与价值链对分工的限制, 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且信息快速传播也降低了交易成本。[6]从商业模式角度来看, 将从传统工业时代以大规模、 标准化生产为中心, 转向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 从以产品为中心, 转向以服务为中心。 产业服务的开发应用速度加快,例如, 个人电脑市场渗透率从10%扩大到40%, 用了大约15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 智能手机用时则不到3年。[7]借助工业互联网, 产业组织方式出现三个领域的互联: 一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实现垂直互联, 二是一定范围内企业实现水平互联, 三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互联。

以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发展为核心, 新一轮产业革命对能源、 新材料、 生物科技领域实现全面渗透。 这就意味着, 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更好地促进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以及能否在这两种技术向其他产业的渗透过程中取得竞争优势。 目前情况是, 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扩展时期,信息网络技术的深度应用已成常规模式。[8]随着信息技术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 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将形成新的产业模式, 如智能制造、 智能交通及物联网应用等。

随着信息时代加快发展, 我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能源技术、 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等领域, 已经进入规模应用阶段, 电动汽车已经开始突破市场化初期的成本制约及市场等瓶颈,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新材料领域, 开发新型功能材料、 高性能结构材料及先进复合材料等, 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生物技术领域, 基因技术、 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 快速测量技术等基础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生物育种、 生物医药及生命健康等领域不断扩展应用。 “十三五” 及未来一段时期, 如何延续新兴产业良好发展势头, 抢抓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是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同时, 我国产业发展也面临着新挑战。

(二) 新产业革命对国家竞争力的挑战

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 发达国家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 占据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高端价值链条, 占据了系统集成者的优势地位, 国家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 应该说, 这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挤压与竞争, 加之发展中国家传统竞争优势正在丧失, 对后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随着生产方式数字化、 网络化与智能化的变革加速, 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优势进一步被削弱。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预测, 到2020年, 美国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可能会有30%重新回到美国国内组织生产。 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欧美发达国家掀起的 “再工业化” “重返制造业” 战略潮流, 面临国际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速,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等, 发展中国家正应抓住新技术兴起的机遇, 重构工业体系, 争夺新产业结构带来的话语权。 实践表明, 发达国家纷纷将发展重点聚焦在新兴技术领域[9], 对新兴产业进行重点扶持 (见下表)。 根据麦肯锡报告, 到2025年, 移动互联网、 高级机器人、 无人驾驶汽车、 下一代基因组学、 能源存储、 3D打印、 新材料、 先进油气勘探与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的进步, 有望为全球经济创造14到33万亿美元的市场。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重点新兴产业

对正处于向高收入跨越时期的我国来说, 虽然过去依赖较低的要素成本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甚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追赶, 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面对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我国在持续赶超的路上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 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也存在 “弯道超车” 的可能。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 是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历程。 而发达国家在50多年前、100多年前, 甚至200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 与之相比, 我国工业化只有30余年, 这一进程中取得了成绩, 也积累了很多风险。 应该说, 我国曾经抓住了全球自由贸易、 技术进步与产业转移的机遇, 利用比较优势成功实现了加速发展。 甚至有人认为, 中国可能是靠工业化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最后一批国家之一, 即利用自身低成本的劳动力与要素价格优势, 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展望未来, 实际上这个向中高端产业链迈进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一方面正在丧失低成本劳动力与低要素价格的优势, 另一方面, 在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尚没有形成, 挑战十分严峻。

二、 构建新的产业体系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

新时期, 我国实体经济部门, 特别是制造业部门, 亟须探索如何实现更好发展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当前, 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 提升中国制造的发展水平质量和竞争力,是中国制造业的最突出问题。 《中国制造2025》 提出的目标, 是要在未来10到20年左右的时期内, 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 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文件中, 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构建产业新体系的任务。 加快构建新产业体系, 是保持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迫切需要, 是主动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战略选择,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10]

(一) 什么是 “产业新体系”

早在十七大报告中, 我国就提出要建设 “现代产业体系”。 所谓现代产业体系, 就是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振兴装备制造业,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11]而产业新体系的提出, 则是中国特有的概念, 可以将其理解为: 产业新体系, 就是能够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 充分发挥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 结构合理, 层次明确,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这里, “新” 是相对而言的。 在新时期, 要把产业革命的大背景, 作为既定环境来综合考虑。 产业新体系的概念, 着重强调技术进步, 需要构建与中国所处工业化阶段与现实基础相适应的产业体系。 尤其重要的是, 这样的产业体系, 必须建立在能够发挥目前我国已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 因此, 在未来一段时期, 我国低成本优势在消失、 新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 全球视角下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目标的实现就存在很大困难。

(二) “产业新体系”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构建产业新体系, 首先就要调整产业结构, 尤其是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2016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1.6%, 比2015年提高1.1个百分点, 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1.8个百分点, 这是2012年以来三产比重连续5年超过第二产业。 事实上, 根据陈佳贵等[12]的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 (1995—2020)》 中所采用的标准衡量, 我国已经于2012年开始, 就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 人均GDP在1万国际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左右时, 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 工业化后期一般需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2014年, 我国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万元,2012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 那么再加上10年左右的时间, 到2025年前后, 我国就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 这与十八大提出的, 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 各行业比重达到峰值的先后顺序, 与技术与资金的密集度高度相关。 以纺织业、 食品工业等为代表,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回落时间点最早, 人均GDP大致在8000—9000国际元时就开始回落。 而以钢铁行业为代表,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比重达到峰值, 所对应的人均GDP在11000国际元左右。 以金属制品、 电器制造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上升, 在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 就会趋于稳定, 并且后续没有明显回落。也就是说, 无论一国体量大小, 虽然可能有一些特殊之处, 但总体的工业化规律是基本一致的。 这就表明, 我国在构建产业新体系的过程中, 必须正视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的现实, 并充分考虑现有基础制定新的产业发展战略。 目前, 我国进入新常态与工业化进入后期的时间基本是契合的。 因此我国在继续推进工业化过程中, 要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发展。 2015年开始,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减弱, 意味着传统的靠投资驱动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虽然我国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 但作为地区发展较为不平衡的国家, 我国地区之间差距非常大。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差别。 因此,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尊重全国所处阶段与各地区所处阶段不同的现实, 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工业与制造业的重要性, 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与制造业已经不再重要。 正确的态度与做法, 是顺应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形势, 改变过去规模扩张为主的战略, 提升工业与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质量效益及竞争力等, 着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三) 新时期我国应构建何种新型制造业体系

总体上来看, 产业新体系的构建, 要以制造业为中心, 建立全方位关联网络, 辐射带动相关产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再次聚焦制造业发展。 一些发达国家在总结反思金融危机的基础上, 纷纷实施 “再工业化”, 走 “制造业回归” 之路。 因此, 部分高端制造业在全球化浪潮下出现了 “逆向转移” 与 “回流”, 给我国先进制造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出口带来新压力, 给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移动带来新难度。 与此同时, 印度与越南等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他们具有我国曾经拥有的低要素成本优势。 我国制造业就这样被置于尴尬的 “中间位置”, 同时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夹击, 既要千方百计维持住既有成本优势, 又不得不加速培育新的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趋势性与转折性节点。 而制造业目前正呈现出两个大的趋势, 一是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在下滑, 增速总体放缓的趋势已然明了; 二是制造业内部分化加剧, 劳动密集与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比重在下降,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在上升。 一个必然的选择是,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必须走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优势的发展模式, 向主要依靠创新与知识资本等高级要素模式转型之路。

一是增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联动发展。 紧紧抓住信息化、 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的机遇, 加快推动工业化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是推动传统制造部门改造与新型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大量的制造业部门是传统工业部门, 设备更新、 技术改造与创新的空间很大, 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新技术变革条件下, 产业革命绝不意味着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割裂与分崩离析, 而是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革新与再造过程。 实践表明, 很多新兴产业的产生,不是在一个完全新的空白领域出现, 而是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孕育和诞生, 即传统领域潜藏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会。 因此, 构建产业新体系, 绝不能把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的培育对立起来。 根据中国发展实际, 产业新体系的构建路径, 肯定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选择, 更需要关注解决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 尤其需要发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联动作用。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制造业总体上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尽管生产的产品占全球约三分之一, 但价值却只占六分之一,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我国制造业缺乏持续提升竞争力的基础能力:核心与关键技术缺乏, 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与核心技术供给存在“制度空洞”, 支撑中国制造新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动能转换没有达成。 在传统产业领域引入新技术, 突破其技术瓶颈制约, 是培育我国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新兴产业的重要领域。

二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根据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是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必然趋势与关键。 也就是说, 在当前新产业革命条件下, 为提高制造业部门的附加值与竞争力, 必须推动使之与服务业相互融合, 延伸制造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制造业与服务业创新联动, 能够深度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 创新制造业商业模式, 助力制造业降低成本。 当前, 无论是德国的 “工业4.0” 计划还是我国的 “中国制造2025”, 核心与关键所在, 都是解决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 对我国来说, 经济转型升级, 不单单是提高服务业比重, 更要将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层次提高到中高端水平, 以此进一步带动服务业实现更好发展, 全国经济转型才能走向成功。 在新工业革命时期, 包括德国的“工业4.0” 在内, 各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变动, 可能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新变化。 我国不但要关注制造业尖端技术领域, 更要重视基础技术与通用技术领域创新。 发达国家经验证实, 扎实的基础技术领域形成的丰富经验, 是支撑高端技术领域不断发展创新的根基。即使是德国, 也并非所有的制造领域都达到了4.0的标准。 因此,结合国际上的先进理念与经验, 使之与我国制造业实践有机融合,制造业部门才能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

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促进制造业部门生产要素的战略性转换, 提升无形资产和非物质要素投资在制造业投资中的比重, 发挥品牌效应, 构建制造业长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从技术层面看, 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2015年数据显示, 移动技术为我国经济带来3650亿美元产值,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7%。 中国移动技术国内生产总值目前位列全球第二, 到2020年占GDP比重有望达到4.8%。 举例来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上下游产品产业化应用速度加快; 由我国主导的4G标准TD-LTE产业化业已迈入实质阶段; 液晶面板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超材料、 抗体药物、基因测序等领域也取得新进展; 互联网金融、 移动互联及大数据等领域也进入爆发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已经为转方式、 调结构、 稳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然,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 如仍然靠招商引资带来的投资驱动发展, 不同地区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 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相对严重等。 制定实施合适的产业政策, 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为此,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 要全面看待并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跳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误区, 不能简单地关注政府职能范围与市场机制的边界的问题, 并且不能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简单地等同于 “放” 或者“补”。 如前面章节中提到的, 政府产业政策不但有方向与手段工具、 实施机制的争论, 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是其有效性几何的问题。 简单粗暴地强调取消相关审批和下放权力等, 可能仅仅只是导致政府职能有效性降低, 并不必然会带来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与产业竞争力提升。 因此,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实需求的事实, 合理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 提高政策有效性, 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三、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政策方向选择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我国产业发展正面临着不得不在 “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往上是高端技术的 “天花板”, 往下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 “地板”。 回顾过去,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 但是我国具备引进技术与模仿的空间。 经过30多年发展, 我国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在缩小, 部分领域甚至引领国际前沿。 但发达国家技术保护政策的限制约束在收紧, 传统技术进步的方式也不可持续, 未来要突破高端技术限制, 就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随着主要发达国家靠着自身服务业水平更高的优势开启 “再工业化” “重返制造业” 之旅, 美国、 英国等国家在其服务业占自身经济总量比重已经超过70%的条件下,又将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使得我国要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 而生产要素的 “地板” 问题, 主要是指近年来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使得我国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减弱。 简言之, 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所迫, 我国构建新的产业体系是必然选择。

一是使政府职能与产业特征相契合。 对于不同产业而言, 虽然政府职能同样是创造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但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上, 政策作用应有区别。 一般来说, 政府职责主要是保护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享有平等的合法权益,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及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 从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并降低企业进入的初始成本,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激发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 最成功的例子, 当属深圳华为、 中兴通讯、 腾讯、 华大基因及光启研究院等一批企业的蓬勃发展, 还包括浙江的阿里巴巴等新型企业的迅猛发展。

但鉴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存在的各种差异, 政府政策当然要区别对待。 传统产业基于以往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来, 这种优势随着时间变化在衰减, 此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不应集中在如何重新提升这种已然走向消失的优势, 不能再直接介入传统产业经营环节, 而是通过转变自身职能, 为企业交易降低制度性成本, 进而培育新的优势与动力。 对于新兴产业来说, 由于初始上升期自我成长能力较弱, 政府就应适度扶持, 可以通过制定战略、 规划与相关产业政策, 加强金融财税对研发创新环节的支持, 激发市场需求, 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风险。 当然, 扶持手段的落实, 必须严格界定政府作用的范围与条件, 防止政策工具过多使用, 产生政策叠加, 或者大包大揽的现象。 实际上, 受政策刺激, 原本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我国光伏产业, 在受到各种政策待遇叠加的情况下, 尽管部分企业事实上是高耗能、 高污染的, 但由于其与光伏产业相关, 也被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 享受大量补贴与巨额贷款, 还有部分企业借口发展光伏产业实际上从中套利。[13]因此, 过度扶持产生政策叠加, 是未来实施产业政策要避免的。

二是要促进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产业政策要真正实现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 就要充分认识和摆正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先后顺序, 同时使二者形成有机结合。 我国一直是实行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 对产业政策的效果的争论, 也几乎从未停止过。 作为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手段之一, 产业政策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的制度安排。 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时, 适宜的产业政策对推动产业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 一旦产业政策脱离了实施范围与具体条件限制, 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甚至产生更恶劣的影响, 阻碍产业发展进步。 当前, 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产业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等约束越来越强, 那么产业政策就必然要主动适应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换的迫切要求, 防止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过多过滥, 防止产业组织过度追求规模化, 防止产业政策的部门化倾向; 同时要使之转型为公平公开公正的产业政策,通过智慧、 绿色、 包容式发展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 政府必须加强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预见性, 但不能走代替企业制定具体技术路线的老路。 也就是说, 政策作用范围与方式等, 都要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特点。 在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 颠覆式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经常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鼓励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时候, 可以制定宏观发展战略规划, 但不应该制定具体的技术规划, 更应放弃安排项目的方式去指导企业投资生产经营行为。 同时, 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要发挥土地、 财政资金等稀缺资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 不能让这些工具为相关利益方创造 “套利” 的空间。

三是使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互补充。 作为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的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都是宏观调节的必备工具。 对于市场机制日益完善的我国来说,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 推动财政资金金融化, 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财政资金金融化改革, 是近年来的新尝试, 本质是改变财政资金支持创新的方式, 从过去 “项目支付” 改革为现在的 “基金投资” 模式, 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过去的 “项目到项目” “点对点” 的支持方式无法达到预期的杠杆效应的问题, 也部分解决了项目腐败寻租的问题。 例如, 2014年我国设立了集成电路投资资金,2015年又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等。 应该说, 财政资金金融化的方式,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 可以把政府的货币资本与社会的人力资本及民间资本有效结合起来, 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广泛参与, 把公共政策效应与市场化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更好地服务于相关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目标。

同时, 还应该进一步深化银行体系改革, 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必须承认, 我国金融体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从而使得企业融资结构中, 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 在引导银行业加大对产业升级、 化解产能过剩及推动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等方面, 都有了不少积极探索。 例如, 试点发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营机构, 为科技贷款提供相应的风险补偿与信用担保等。 未来还可以继续探索创新商业模式, 如美国的硅谷银行系统,就能与风险投资机构紧密合作, 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业务与风险投资在创新中实现深度融合。

加大力度创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加大资本市场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联度, 增强资本市场对新兴产业的可及性。 就目前来看,尽管从经典的金融学理论视角出发, 对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二者在创新中的作用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 尚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 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切身实践表明, 资本市场对于推动技术创新、 促进创新型企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要优于银行体系。 对我国来说, 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之所以偏低, 关键原因可能在于金融体系内部竞争不足。 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可以引导大企业 “金融脱媒”, 在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形成有效竞争, 进而增强银行体系内部的竞争。 同时, 辅之以合适的审慎性监管, 就能够引导银行体系主动承揽风险可控的 “客户下沉” 业务, 进而通过市场化机制, 成功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

四是使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相协调。 推动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型产业政策转型升级。 正如前面提及的, 传统产业政策的实施, 是与要素驱动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表现出来的技术产业模仿跟进等特征相契合的。 进入新常态阶段, 传统产业政策转型升级成为迫切需求。 一方面, 传统产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 削弱了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另一方面, 传统产业政策制约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的发挥, 甚至成为一些企业无风险套利的工具, 导致一批寻租企业出现, 削弱全社会创新动力。 更不能忽略的事实是, 传统产业政策导致更多其他弊端, 不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普惠性。 反之, 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能够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求, 从根本上有利于产能过剩及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的解决, 也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当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 因此, 从产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 就要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限制,立足于构建良好的宏观环境, 为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服务。

[1] 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 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M]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 Markillie, P.A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Special Report) [R] .The Economist,2012.

[3] Marsh, P.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sumers,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Mass Production [M]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4] 克里斯·安德森: 《创客: 新工业革命》 [M] .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5]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 《第二次机器革命》 [M]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6] Salvador, A.B., Ikeda, A.A.Big Data Usage in the 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 [J]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2014,2 (3):77-85.

[7] Reeves, M. 《双元性创新——复杂环境中企业的做强艺术》 [A] . 《波士顿咨询公司, 变革中求生》 [C] . 北京: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研究报告 [R] .2013.

[9] 郑雄伟: 新兴产业或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起点 [DB/OL] .http: //opinion.hexun.com/2012-02-03/137732050.html,2012年2月3日。

[10] 马凯: 构建产业新体系 [DB/OL] .http: //www..gov.cn/guowuyuan/2015-11/10/content_2963175.htm,2015年11月10日。

[11]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陈佳贵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 (1995—2010)》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3] 肖兴志等: 《光伏发电产业的激励方式、 他国观照与机制重构》 [J] . 改革, 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