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产业政策转型方向:

2012年前后, 我国经济告别过去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在GDP增速放缓的同时, 我国各制造业部门也从2011年开始出现深度下滑。 无论是工业增加值增速、 出口额增速, 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都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制造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 表面上看是需求约束, 实际上还是供给约束。 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 产业规模扩张的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形成了大量低水平生产能力。 跌入中速增长时期, 需求规模扩张速度下降的背后, 透漏出需求结构升级速度上升, 而产业结构升级较慢, 反差之下, 大量低水平生产能力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高端优质产出又不能满足国内需求, 大量进口高端装备与零部件产品就不可避免。 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看似社会总需求增速有所下降, 背后的实际原因是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端优质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这表明, 仅仅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进口替代, 就能释放和满足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因此, 中国制造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 尤其是进入中速增长的当下, 是如何切实加快推动结构升级。进入中速增长的转型期, 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尤为紧迫。

一、 我国装备制造业相关政策的作用

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 装备制造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装备制造业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制造业中也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为推动中国装备制造做大做强, 尤其是2000年以来, 我国装备制造业受到各种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2006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 对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除了直接以装备制造业为调整对象的政策, 一些以解决工业领域重大问题为目的的政策中, 也包括很多装备制造业的内容。 这些政策以国务院的 “意见” “决定” 及相关政府部门的 “规划” 的形式下发, 对装备制造业予以宏观引导, 对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明确界定, 从原则上提出实现的路径。 在扶持措施方面, 则包括各种财政、 税收及进出口优惠政策等。 应该说, 对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力度逐步加大的这一时期, 正是我国工业化水平提升、 逐步进入中后期阶段, 此时正好是国内机械装备需求扩张与对外开放扩大的时期, 各方面积极推动因素叠加作用到装备制造业领域。 尽管没有对产业政策绩效进行相应的定量评估, 因此无法做到将产业政策因素的实施效果从多种因素中单独摘取, 也就无法断言装备制造的产业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产业发展;然而, 在我国装备制造仍然与国际领先水平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急需发展的整机产品与零部件产业是相对明确的, 且相关的扶持与产业技术政策也都细化到了产品的层次, 因此这些政策对于促进结构调整、 技术创新及提升产业竞争力等, 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是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总体发展与增长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 进入2000年以来, 我国装备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从生产规模来看, 十几年的时间, 我国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成就,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巅峰。 按照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机械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水平, 在 “十五” 时期平均达到23.71%, “十一五” 时期则达到28.05%,2011年为25.06%, 而改革开放前的20年当中仅为14.10%。 从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指标来看,2004年起, 我国机械装备进出口逆差开始大幅度缩小, 并迅速变成顺差。 按照SITC7 (机械及运输产品) 口径统计, 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在上升, 从2000年的3.16%, 一度上升到2011年的15.73%。 按照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估算, 我国国产设备的自给率也不断提高, 从 “十五” 时期的平均77.89%上升到 “十一五” 时期的平均86.16%。[1]从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1994年就开始了对部分企业和部分产品, 主要是对铸件、 锻件、 模具及数控机床等的增值税先征后返的政策, 以及2000年开始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的相关政策。2006年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意见发布以后, 涉及装备制造业的各项政策出台频率开始提高。 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6年, 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进入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双双快速上升时期。 在高速增长的需求拉动下, 装备制造业产品结构也随之有所升级, 但总体上来说中低端产品仍然占据主流。 事实上, 装备制造业相关政策对促进产业整体增长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 但这种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

二是产业政策对重大装备领域技术突破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06年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内, 我国装备制造业除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 也进入了重大技术突破较为密集的时期。 随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我国集中布局的一大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并发挥效用, 部分长期依赖进口且未能实现国产化的重大装备都实现了零的突破。 必须承认,2006年以后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产品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相关成果的取得, 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密集出台落实,包括不断加大的资金与多元化的政策方式的落地,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些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投入支持,而且使得创新平台与应用示范工程领域取得不小的进展。 也就是说, 在物质支撑、 人才集聚、 产品应用等方面, 相关政策都对重大设备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样必须承认的是,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需求结构升级对机械装备产业升级也发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但在集中资源与力量推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的环节上, 相关产业政策无疑发挥了主导推动作用。

三是产业政策对提升产品质量与提高企业效益方面, 因为缺乏有效实施手段而总体上收效甚微。 不可否认, 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具备生产很多中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 但是相关产品在质量、 稳定性及可靠性等指标上, 与发达国家产品仍然存在质的差异。 这就意味着, 按照不断严格的国际标准要求, 从产品结构、 功能、 外观设计等方面, 不管中国制造的高档产品与国外产品有多么 “相似”,但从根本上中国高端产品仍然无法得到相关国际标准的认可, 使得中国高端装备丧失了进入许多重要产业关键链条的机会。 在中低档机械装备中, 实际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有报道称, 某些企业发现刚刚使用不超过3年的新机床, 其质量甚至还不如已经服役20多年的老机床。 不得不说, 整体上中国制造的品质令人担忧。 从效益情况来看, 尽管我国企业利润水平与20世纪末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但中国机械装备工业的增加值率始终徘徊在24%—26%之间难以突破, 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30%以上。 也就是说, 我国装备制造业政策的实施, 虽然推动装备制造实现高速增长, 但至少并没有对行业效益改善起到同样作用。

从产业政策作用与企业生产运营时所发挥作用的不同层次来看, 盈利能力的高低, 实际上是反映企业绩效及行业竞争力的最表层, 第二层是产品质量、 服务及品牌等使企业得以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胜出的要素, 再深入才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进入新世纪,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抓重点、 以点带面, 事实上在实现途径方面, 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管理模式。 很显然,在20世纪制定的产业政策中, 就规定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细节, 如推广计算机辅助设备、 提高设备精度与效率及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等。 但进入新世纪, 这些内容在产业政策中已然不再保留和延续。 就这一情况来说, 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不再具有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干预作用, 只能采取提倡与鼓励的措施去提示企业, 失去了直接干预和发挥作用的依据, 也就不能对企业经营绩效施加多余影响。 总体来说, 新世纪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相关政策的实施, 连同其他正面因素交相作用, 对产业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 在市场机制作用需要得到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发挥的时代背景下, 从产业发展总体来看, 我们无法也不该对产业政策促进结构升级的作用寄予过高期望。 实际上, 有别于曾经得出的对后发国家赶超策略的研究认识, 一些对历史实践的再研究, 得出了一些新认知。 比如, 在对东亚国家成功经验的新讨论中,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两种理论范式始终存在一些交锋。 当前者将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力量的时候, 后者则认为这种经济奇迹是相关国家有效的计划理性、 市场指导及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日本经济学家甚至认为, 二战后日本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 在于依靠健全的市场机制, 以及民间企业的自主经营与企业家的革新精神, 而产业政策对日本经济腾飞则很难说起了多大作用。

二、 市场主体行为方式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产业政策的实施, 是通过调节企业行为来实现预定目标的, 因此政策效果如何, 很大程度上要受企业行为的影响。 对于东亚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成功之处, 相关研究往往聚焦在这种成功究竟是市场成功还是产业政策成功。 但有一点相信学者们能够达成共识, 即无论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导致, 还是产业政策引导达成, 对于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调整产业结构来说, 这种作用都要通过企业发挥出来, 并体现在企业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实际上, 企业行为有着相对稳定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称之为 “企业行为方式”, 或者说是企业运行机制。 一定的企业行为方式的形成, 要受外在制度环境限定, 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 因此, 这种外在的制度环境就与企业行为方式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 企业外在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产业政策。 当然, 企业行为方式还受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如产业政策之外的政府干预、 社会公平、 特殊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等。

在提倡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业政策发挥作用, 主要是通过鼓励和诱导企业的方式, 助推企业朝着政府期望的方向行事, 而不是直接指挥企业具体行为。 这些鼓励和诱导措施, 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减免、 金融信贷扶持等手段。 这些手段的实施, 无论是在当今的中国, 还是在曾经的日本、 韩国等, 都是得到政府普遍认同的。 但实际上, 这些鼓励诱导与投入, 都只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要条件。 也就是说, 产业发展不但需要投入资金和来自政府的鼓励诱导, 还存在其他更关键的需求。 也就是说, 现有产业政策手段的实施, 究竟能否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动能, 转化为这种动力后的效果又能达到什么程度, 都不是现有政策手段能确保的。 一般来说, 只要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 就总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但问题是, 力度更强、 范围更广的政策扶持, 就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效果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键就在于,企业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是核心与重点。 如果产业政策恰好与企业行为方式高度契合, 那么产业政策的意图就可能会很好地体现在企业行为中, 甚至得到进一步放大, 相反地, 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就我国装备制造业来说, 相关政策的目的, 显然是通过推动重点突破式自主创新, 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契合企业的何种行为方式, 进而才能有利于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呢? 就目前来看, 装备制造业中的代表性产品大多诞生在复杂产品系统中。 所谓 “复杂”, 是因为这类产品靠数量巨大的零部件组成和运作, 需要更广泛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参与方可实现。 而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就应当走向 “全产业链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创新主体绝对不仅仅限定于企业、 实验室等, 而是涉及了装备制造全产业链上的所有相关主体; 创新内容也极大扩展, 既包括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也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及产业组织的创新等。 在此条件下, 一个制度安排要想有利于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首先就要能够加强各个创新主体、 各创新环节、 各个时期等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性。 企业市场表现与行业绩效的提升, 有赖于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包含的各价值链环节的能力, 包括产品开发能力、 生产效率与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 风险分散意识与水平等。 而这些能力赖以产生的根本寄托, 在于企业的组织能力, 即企业获得生产、 运营、 销售等环节生产要素及对这些要素各方面予以统筹协调的能力。

高柏 (2008) 研究认为, 战后日本能够实现赶超, 就是因为存在这种模式的制度安排, “日本模式中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而演化出来的”[2], 他将这种制度安排称为“非市场机制”。 在产业层面, 体现为企业集团、 主银行制、 相互持股等。 在企业关系中, 体现为企业间的分工体系与下包制。 在企业层面, 则表现为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3]此外, 日本的社会阶层扁平化, 也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建安 (2007) 认为可以用“企业行为方式” 概括其相应的企业与产业层面的表现, 而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方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4]日本的产业政策在诸多方面对企业行为方式予以规定。 一些制度安排, 比如主银行制、 互相持股、 企业系列、 终身雇佣制、 政官企的协调体制等,既是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果, 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实施的前提。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使用 “国家创新系统” 来形容这种制度体系, 包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 因 “反求工程” 而形成的研发、 生产中的整体性思维和紧密联系,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深入扩展, 平等化的社会变革, 特殊的竞争方式, 以及相互持股的企业集团等。[5]多重复杂原因使得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行为方式模式。 随着日本经济完成赶超并进入新阶段, 对企业行为方式流露出的弊端的非议也在增多。 但不可否认, 日本因此而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成功, 有相当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日本的企业行为方式这种制度安排, 解决了当时与技术进步相关的重要因素的相互协调问题, 这种制度安排既受到产业政策影响, 也与当时日本的社会变革有关。 一个问题是摆布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的关系。 日本企业具有长远战略格局, 注重长期发展而不是着迷于短期利润, 这种长远眼光决定了日本对待引进技术的态度, 并不是拿来就用, 而是通过实施 “反求工程”, 对技术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研究探索, 从而真正使其内化为自身技术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性化创新超越。 而日本之所以能着眼于长远战略, 不是因为日本企业缺少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 而是因为当时的产业组织政策不鼓励产品市场上的价格竞争, 相反, 日本通过相互持股制度、 主银行制等, 使得企业在获得购买技术并消化再创新过程中都不会缺少资金, 同时企业也不用担心要面对来自资本市场和大股东的盈利压力。 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之间能够实现生产和技术创新协作。 日本大企业之所以能够与供应商形成密切合作的关系, 不仅仅是因为采取了企业集团间的相互持股制度, 更有来自产业政策的支持。 为了推进重化工业而重点发展大企业的产业结构政策, 为了振兴地方经济和确保就业而着力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政策, 使得日本经济的二元结构得以存续。 这种二元结构形成及延续了以长期和连续交易以及下包关系为特征的企业间的多层次的分工体系。[6]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创新活动中各方面人员实现有机协调, 尤其是普通员工能够积极参与创新。 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方面, 不仅仅是研发部门与管理层在关注, 包括一线工人在内的所有员工甚至都参与进来。 这种体制在宏观层面得到了社会平等化变革的有力支撑。 日本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平等化进程, 这种平等化的速度和程度之快、 深, 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 日本企业从管理层到白领与蓝领阶层, 收入差距都很小。 企业通过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 还有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的年终奖制度等, 构筑了一个能够对全体员工产生强大驱动力的激励体系。 甚至有研究认为, 日本企业管理的目标, 从为股东利润最大化服务, 转为向全体员工利益服务。

相比而言, 我国企业在上面提到的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关系协调问题上, 就存在很大问题, 从而使得自主创新受到严重制约。一方面, 我国企业过于追求短期利益, 必然导致长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的原因很多, 主要包括融资渠道不通畅、融资市场存在二元化问题、 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等问题, 也包括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的风气。 同时, 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也助推了企业短期行为。 并且, 在产业政策之外, 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也广泛存在。 可以想见的是, 如果政府官员的业绩仍然通过所辖地区的 “市场绩效” 进行评价, 政府对于所在地方的企业的扶持之手就可能变成 “掠夺之手”, 即只重视企业短期业绩而忽视其长远发展。[7]另一方面, 大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仅仅基于市场关系进行交易来往, 缺乏深层次的互利合作。 王伟光基于71家辽宁省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 在辽宁产业创新网络中, 中小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动性较差, 他们仍然处于为核心企业提供简单初加工产品及零部件阶段。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企业合作创新方面有许多政策, 但这些政策的弱点相当明显, 传导性较弱, 政策效力很差, 尚不能让产业创新网络当中的利益共同体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政策的有效性有待加强。[8]同时, 普通员工对技术创新参与率非常低, 原因是缺少将技术创新与质量控制落实到产品之中的相关激励。 对我国企业员工来说, 普遍缺少对企业的归属感。 很多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普遍做法是, 大量雇用经过短期培训就能上岗的一线工人, 后期则很少进行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 企业在体制改革过程中, 普遍把员工视为吞噬企业利润、 提高企业成本的负面因素;“减员增效” 的结果是将员工推向一个各种保障制度极为不健全的社会; 同时各类所有制企业中, 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都一直在扩大。 在这种制度安排形成的氛围下, 技术创新与精细化制造根本得不到拥有大量一线实践经验的基层员工的支持, 因此也就无法实现。

总之, 一方面, 我们要肯定近年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的作用, 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部分技术进步方面, 是正向积极的; 但另一方面, 我国产业政策的效果因为缺乏对企业行为方式的激励与支持而大打折扣。 作为协调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关系的机制的总和, 企业行为方式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还要注意到, 企业行为方式既受产业政策影响, 也受到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 还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与价值体系。

三、 产业政策转型的可行方向是制度环境的构建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目标, 是通过实现高端产业的重点技术突破, 带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 从而最终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已有的实施此种赶超战略并获得成功的国家中, 不乏通过某个或某些关键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技术突破, 最终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案例。 然而, 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 有着相关产业与社会变革措施在同步配套进行, 因此产业政策的成功绝不是单独领域改革的进行就一定能确保完成的。 同时,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只能是通过鼓励与引导企业行为, 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些用以鼓励扶持企业的政策工具就显得范围狭窄, 最主要的工具不过就是包括财政、 税收、 金融等手段的配合实施。 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规则更为规范, 这些政策工具将逐渐向财政工具收窄。 可以判断, 对于我国装备制造及与其相似的产业, 要实施有助于产业重点技术突破的产业扶持政策, 其政策扩展空间已经很有限。 继续加大相关扶持政策的实施力度, 效果也将因为受到企业行为方式制约而大大受限。 理论上来讲, 如果着眼于干预扶持政策的拓展和深入, 那么政府干预之手可以进一步深入到企业, 直接组织企业内部及企业间生产交易等环节及相关机制的建设, 但这种改变显然是重回计划经济的路子, 且这种干预的套路, 有着目前市场与技术水平下还无法实现的条件制约——供需信息完全可知、 可预测及社会化网络的完备支持。 而最为现实的一条途径, 就是跳出对特定产业市场主体进行扶持的思路, 从构建能够正向积极引导企业行为方式的外部环境与制度的建设方面入手, 通过影响企业行为方式, 侧面助力产业技术创新突破的实现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也就是说, 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来说,为促使其竞争优势提升与实现产业成功转型, 为使得自主创新在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就需要跳出现有产业政策方向与作用机制的思路的限制, 站在更高角度考量产业政策与制度环境构建的关系。

对于政府来说, 转变产业政策方向与作用机制, 就应着眼于为企业构建完善一个公平合理的外部制度环境。 一是完善全覆盖、 宽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加快推动社会平等化进程。 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就曾经指出, 在发展主义中, 政府必须用一个覆盖面较宽的收入政策, 为企业产业政策作补充。 为了维持发展导向计划, 必须制定出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制度。 否则, 这些发展计划或许会被政治的不稳定所破坏。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收入平等和工作保障才成为两个重要议题。[9]二是树立新的政绩观并改革政府官员晋升与绩效考核机制。 应该说, 最近几年, 我国采取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就是向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我国实施的国家品牌计划, 就是想要推动企业树立长期经营的目标。 当然, 要消除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干预企业经营、助推企业经营目标短期化等,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继续推进政府系统体制改革, 深入破除经济领域残存的行政壁垒与障碍。 事实上,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领域获得了高速增长, 但经济体制改革却基本上陷入停滞, 历史上的改革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一些垄断行业仍然存在, 不同所有制、 不同规模企业在获得要素与使用要素的成本上, 还存在不平等, 部分企业生存空间狭小, 也阻碍了大中小企业之间深度协作的开展。 应该说, 近几年来, 这一状况有了趋于好转的迹象。 随着我国加快推动体制改革, 以简政放权、 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推进 “放管服” 等改革为代表, 我国体制改革领域正开始破冰。 四是要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 民众对社会风气变化的感受是尤为深刻的。 长期以来, 全国上下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急功近利的风气, 片面追求短期利益、 缺乏长远战略眼光与脚踏实地落实长远计划的能力。 这种风气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也影响了制造业文化的形成。对于装备制造业来说, 需要精细化制造的工业品, 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更高, 不但体现在创新设计与创新材料的持续研发应用, 还需要高品质管控理念行动下相应生产体系的坚实支撑。 近几年, 随着我国大力倡导、 挖掘并弘扬中国制造与大国工匠精神, 相信装备制造业的情况会逐步改善。

对于企业来说, 仍然并且永远是创新的行为主体, 而构建良好的内部生产经营环境, 更是企业经营管理永恒的努力方向。 一方面, 企业要切实认识到人力资源要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重视员工培养与激励, 通过合适的企业文化的培育建设, 呵护与激发人力资源创新精神与能力。 对于迫切需要发挥全部环节创造力的装备制造业来说, 其技术进步不仅在于专业设计环节, 更在于加工制造环节来自一线的创新助推。 也就是说, 如果一线工人的质量意识淡薄、 综合素质不高, 那么即使开发更高档装备也无助于解决质量不稳定和可靠性较差的问题。 企业要借鉴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 真正将员工视为企业的财富与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源泉, 重视员工福利与待遇激励,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并激发责任感。在人力资本作用日益凸显的当今时代, 通过利润分享、 为员工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职业上升通道等措施, 使企业与员工个人发展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 要致力于构建稳固的企业间 “合作生产研发同盟”, 与供应商和客户精诚合作、 共同成长。 我国装备制造业应着眼于培养品质完全可信赖的供应商, 并大力提升自身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 真正从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角度出发, 加大技术与资金等支持培养供应商。 深入客户生产过程并了解其动态发展的需求,提升满足用户复杂需求的能力。

[1] 数据来源:2011年 《中国机械工业年鉴》。

[2] 高柏: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高柏: 《新发展主义与鼓点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4] 陈建安: 《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的行为方式》 [J] . 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

[5]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陈建安: 《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的行为方式》 [J] . 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

[7] 冯华, 司光禄: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业边界分析》 [J] . 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3期。

[8] 王伟光等: 《产业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企业辐射力与知识溢出: 基于71家辽宁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R] . 辽宁大学研究报告,2012.

[9] 村上泰亮: 《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