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中国崛起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加大，世界上对中国的种种怀疑、误解、担心甚至恐惧的情绪在上升。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除官方外交外，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做民众的工作，逐步加以改变。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异军突起的生力军。

2014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我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是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有18名企业家参加。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2006年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时任社长刘东华倡议，得到柳传志等人大力支持而成立的。俱乐部成员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总共44人。他们都是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年产值总和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5%。柳传志担任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俱乐部不时组织企业互访，交流经验，还组织出访海外，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后，聘请我为俱乐部顾问，希望我在外事方面给他们一点帮助。2011年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美国，2012年访问了英国，2013年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这次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这四次我都与他们同行。

我之所以愿意支持企业家俱乐部，首先是因为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不仅企业做得好，而且注意弘扬商业正气，讲诚信，注意学习，很有进取精神。他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生活中最有生气、最活跃的力量。另外，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崛起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加大，世界上对中国的种种怀疑、误解、担心甚至恐惧的情绪在上升。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除官方外交外，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做民众的工作，逐步加以改变。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异军突起的生力军。他们出访时，我与他们同行，一方面在必要时给他们提一点建议，另一方面我想观察一下这批人是如何开展公共外交的，他们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有什么长处和效果。

企业家俱乐部选择访问新加坡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国家在李光耀先生的领导下，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加坡1965年建国，是一个城市国家，人口547万，面积仅718平方公里，没有北京的昌平区大。但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时人均GDP仅为512美元，2013年为5.47万美元。用李光耀总理的话说:“新加坡由第三世界跃至第一世界。”毛泽东说过:“国家不分大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话是千真万确的。中国正在崛起，我们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长处，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2014年11月27日，我们从北京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新加坡。新加坡航空公司成立于1947年，被认为是全球航空公司中经营得最好的，服务和餐饮好，安全、干净、正点率高。航空公司是西方人首先办的，然而随着亚洲的崛起，新加坡航空、国泰、国航、全日空、日航、韩航等一批优秀的亚洲航空公司趁势而起。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不一样，亚洲人比较细腻。有一次我从华盛顿飞洛杉矶乘坐的是美联航，然后由洛杉矶转乘国泰飞香港。国泰的服务比美联航强多了，感觉也舒服多了，这在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服务中也得以充分体现，这大概也是亚洲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吧。

飞机于11月27日夜间抵达新加坡，我们下榻始建于1886年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该酒店由亚美尼亚的富豪薛克兹兄弟修建，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最大的19世纪旅店之一，各国政要、电影明星先后下榻该酒店。我们抵达酒店时，酒店老板要我们品尝著名的新加坡鸡尾酒(Singapore Sling)，这种鸡尾酒就是在这里调制而成的。经过有顶棚但没有窗户的长廊来到房间，立刻感到这座酒店的风格与其他酒店完全不一样。长廊顶棚上有慢慢旋转的电风扇，长廊里没有冷气，气温相当高，但进了房间后很凉快。房间里总的布局保持19世纪的风格，与今天的酒店很不一样，感觉很温馨。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饭店好像越新越好，越现代化越好。我来到这里感觉上述观念不一定对，老饭店有老饭店的长处和魅力，有时是现代饭店所无法相比的。

11月28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陆续抵达新加坡，人齐了。傍晚，我们集合起来出席访问新加坡最重要的一场活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我们乘大巴来到伊斯塔纳宫前。这座建筑始建于1867年，当年是英国的总督府，新加坡独立后成为新加坡的总统府，总统和总理都在此办公。我们进伊斯塔纳宫没有安检，在大厅稍微等候了一会儿，李显龙总理就出来迎接我们，与大家一一握手。照完相之后，我们就进入会客厅。会客厅很有特色，与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很不一样。会客厅的中部是一个由长桌拼起来的正方形的台子，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显得朴素大方。李总理在对着门的一边坐下，代表团成员围着台子坐下。

李显龙总理用流利的汉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新加坡的情况。李总理对新加坡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表示满意。他希望中国企业可以以新加坡为基地进军东盟各国。在谈及不久前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峰会时，李显龙说会议开得很成功，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降温，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南海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领土问题上，各方均很难让步。因此要管控好分歧，不要让分歧失控，影响大局。

随后，宾主进行了问答式的交谈，企业家们纷纷向李显龙总理提问，李总理不紧不慢，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企业家们关注的是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点。有一位企业家问李总理:新加坡在反腐方面有什么经验，对中国的反腐有何建议?

李显龙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很难为中国这个大国出什么点子。如果说新加坡反腐有什么经验的话，大体上有三条:一是领导要廉洁奉公，带头守法，上梁不正下梁歪。二是严刑峻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新加坡前不久就处理了两名高官。三是公务员要有合理的待遇。革命的时期过去了，公务员也有他们的正当要求，必须予以满足。”

新加坡的奇迹令世界赞叹。但李显龙在与企业家们座谈时，看不出他有任何志得意满的情绪，相反对新加坡面临的挑战却有十分冷静清醒的认识。我们抵达新加坡的时候，李光耀先生已91岁，不大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人们在开始谈论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李显龙的谦虚、冷静、淡定使人感到新加坡是有希望的。

整个会见历时大约一小时。

11月28日晚，我们出席由新加坡的国企淡马锡总裁郑维强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宴。郑维强先生是新加坡从香港请来的一位能人，他做企业做得很好。他出任淡马锡总裁不拿一分钱，这次他请代表团吃饭，酒是他自己带来的。有人拿起酒瓶看了看，是中国人很熟悉的1978年的拉菲(Lafitte)。我在法国工作过，知道每年的酒质量不一样，关键是看当年的天气。1978年对于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年头，这个酒一定很值钱，估计一瓶大约10000元人民币。郑先生带来了25瓶酒。

淡马锡1974年成立，员工仅为490人，每年回报率为16%。1974年淡马锡的资本仅为3.54亿新元。2013年上升到2230亿新元。淡马锡的高管不是公务员，也不会去政府当官，但40年没有一个高管出问题。

11月29日上午，代表团出席新加坡工商总会举行的圆桌会议，会议开始前，我见到了新加坡前任副总理黄根成。我对他说: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与新加坡的外交官打过不少交道，发现新加坡的高级外交官都很优秀，不知新加坡是如何选拔人才的。黄根成说，新加坡选拔人才的机制是独立的，不受外来的干扰，选拔的标准是德与才。如果人看错了，可以很快得到纠正。我听后感到选拔人才太重要了，成事在人，败事在人。新加坡独立不到50年却如此成功，用好人可能是关键。

这次圆桌会议主要是请新加坡方面介绍情况，中方提问。在交流过程中，明显感到新加坡政府廉洁、亲商、高效。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企业高管现身说法，他不久前来到新加坡，感受到新加坡政府为企业服务是到位的。这位高管全家都迁到了新加坡，孩子上学是一个大问题。有一次政府派人登门拜访，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就提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在新加坡政府的帮助下，孩子上学很快得到顺利解决。新加坡实行低税制，税率与香港差不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网上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去政府那里办手续。新加坡融资成本低，大约仅为2%，没有外汇管理制度。企业只有在新加坡赚了钱才缴税，不在新加坡赚的钱无需交税。新加坡没有红利税，也没有遗产税，只有进口酒、烟和汽车要付很高的税。新加坡限制私家车的发展，买一辆车比在亚洲其他地方贵多了，但公交很发达。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偶尔出现堵车的情况，但比北京好多了。在繁忙的时候，私家车进入闹市区要付款。每一辆私家车上都装了传感器，如果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入市中心，传感器“嘀”的一声响，就说明你的钱已经付出去了。

圆桌会议用汉语进行交流，沟通很顺畅，也很坦率。有一位代表团成员问:中国政府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新加坡企业家钟声坚回答说:“中国政府点菜不买单，新加坡政府点菜必买单。”

午餐时，我与腾飞集团董事会主席郑国枰坐在一起。郑国枰说，新加坡正在创建一个反映亚洲声音的论坛，龙永图为该论坛的董事之一。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论坛均为西方主导，现在到了由亚洲人主办论坛的时候了。我听后感到新加坡国家不大，但想问题时站得很高，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小国小心眼。”新加坡可不是这样的。

下午，我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座谈。这次座谈会由我来主持。郑永年是浙江余姚人，来新加坡已多年，但他仍然拿的是中国护照。他从新加坡看中国，有其独到的见解，越来越引起国内的注意。据说他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李光耀的主意。该研究所也是李光耀创建的，重点是研究中国。请中国人来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你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先生的胆识。

郑永年在与大家的座谈中讲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想法。譬如，他说新加坡最成功的是政治模式和制度建设，实行的是开放的一党制。李光耀先生创建的人民行动党吸收了新加坡的几乎所有精英。人民行动党的每个议员，要负责发展两名党员。在新加坡不是你想要入党就入党的，而是你有成绩，人们来请你入党的。

郑永年还说，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是很有道理的。对犯颠覆性错误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有人重提“阶级斗争”，这大概不行，会把中国搞乱的。中国需要重视保护财富，你不保护它，它就会流失。中国还需要更加重视人才，人才不用起来也会流失。

中国社会要稳定，关键是发展中产阶级。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今天中产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25%，“无产阶级”居多数，“左”派的嗓门很大。无恒产者无恒心，“无产阶级”多了，社会就会动荡。

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意见多种多样，百家争鸣。古话说“旁观者清”，郑永年先生的一些看法可以促使我们思考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找出妥善的应对措施。

11月30日，我们代表团结束了对新加坡的访问，乘新航班机飞悉尼。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选择去澳大利亚，是因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近邻，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澳关系正在蓬勃发展。澳大利亚国土面积761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400万，1972年同中国建交。中澳贸易迅速增长，198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2.87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1368亿美元。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猛烈冲击西方世界。然而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好，因为中澳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拉动了澳大利亚的发展。特别是2014年11月14日至19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并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中澳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企业家们想“趁热打铁”，去澳大利亚看看，寻找双方新的合作机遇。

抵悉尼后，我们下榻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酒店是马来西亚华人商界领袖郭鹤年先生建立的。他于1971年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现已遍及亚太地区、北美、中东和欧洲，共有85家。每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就是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我去上海开会，下榻浦东的香格里拉酒店，发现服务质量很好，员工也很有自豪感，他们自称是“酒店的黄埔军校”。

12月1日清晨，代表团乘包机飞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堪培拉1913年建市，1927年联邦政府从墨尔本迁到这里。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人口仅为36.8万人。我们抵达堪培拉的时候，适逢早春，阳光灿烂，气候宜人。

在堪培拉的重头戏是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会见是在堪培拉议会大厦进行的。这座建筑于1988年建成，名为议会大厦，实际上政府和议会都在这里办公。议会大厦建在山坡上，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下车库，我们从车库进入议会大厦，来到了会见厅。会见厅并不大，大概是根据代表团人数而选择的会见厅。过了一会儿，阿博特总理来了，他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说:“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确实是一次凯旋式的访问，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都很高兴。澳中关系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欢迎中国企业家来澳大利亚投资。”

阿博特总理大概事先听了汇报，对企业家俱乐部的情况和各成员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他在讲话中还特别高度赞扬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认为“中国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人类的贡献”。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像阿博特总理这样盛赞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还是第一次听到。

阿博特总理讲话后，马蔚华团长致答词。马先生是银行家，但他致答词的水平很高，特别强调了中澳两国结束了关于自由贸易区实质性的谈判，为双方企业界提供了机遇。他还坚定地认为，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中澳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阿博特总理还带来了两名部长。双方致辞结束后，阿博特和他的部长深入到企业家中去，与他们进行亲切的交流。也有的企业家忙着与阿博特总理照相。总理对照相来者不拒，很欢迎。会见没有多少排场，气氛很融洽，也很亲切。代表团的成员都很满意。

下午，我们去堪培拉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Australia Center on China in a World)参观并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由我来主持，我的开幕词是这样说的: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参加过无数个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讨会。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在海外用中文举行的研讨会。与会的澳大利亚朋友都能讲中文，你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许多大国好多了。

你们中心的名字也很有特色，“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这反映出你们看中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来看，这是很独到的。你们既看到了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看到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主要是学习世界各国的好东西。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也在上升。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推动世界进步。

最后，我希望这次研讨会以及你们中心的工作能够产生出好的思想，克服中澳人民之间的疑虑、误解和错误认识。疑虑与合作是此消彼长的，疑虑减少了，合作就会进一步发展。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反过来就会减少相互之间的疑虑，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这次研讨会是用中文进行，双方交流很顺畅，都认为从这次研讨会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天傍晚，我们又乘包机返回悉尼。

12月2日上午，我们乘游船参观悉尼港巴兰加鲁改造工程，该工程把原来废旧的港湾码头区改建成高级住宅和游乐场所，总投资100亿澳元。工程完成后预计每年回报20亿澳元。初春的悉尼港是美丽的，碧海蓝天交相辉映，轮船开动，微风吹来，十分惬意。我们的轮船沿着港湾行驶。这里的海水没有污染，湛蓝透明，所以沿着海湾建的住房是很受欢迎的。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些高级住宅价格不菲，每平方米1.8万澳元。没有想到，这些高级住宅在两小时内一售而空，买主大部分是中国人和当地的华人。

午餐后，代表团出席了在四季酒店大宴会厅举行的中澳企业家对话会，大约有500人出席。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我与鲍勃·卡尔是第一次见面，他的主旨演说很有内容。演说中没有多少客套话，他在讲话中盛赞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看好澳中关系的前景。他还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做法。他建议阿博特总理对奥巴马总统说:“你们劝澳大利亚不要加入亚投行，这是你们的意见。我们觉得从澳大利亚的利益出发，需要加入亚投行。因为，亚投行会促进亚太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有利，对亚太地区有利，对全世界有利。”卡尔盛赞习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成功访问，说这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次巨大的成功。在谈及中日钓鱼岛争端时，他建议澳大利亚政府保持中立。不仅认为自己的立场是中立的，而且要让世人看到澳大利亚确实是严守中立的。

卡尔的演说中没有外交辞令，在外交问题上向澳大利亚政府谏言，而且敢于在这么大的场合讲出来，看来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家。

在对话过程中，一名名叫蒂姆的澳大利亚青年企业家高度评价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说:“每一个成功的社会，都是因为有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敢于挑战现状，取得成功，社会才进步了。”

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这次访问澳大利亚的重点之一是了解澳大利亚的农业，寻找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每年粮食生产6000万吨，三分之二用于出口。但因为受到中国进口配额的限制，澳大利亚每年只向中国出口120万吨粮食。

代表团成员对于从澳大利亚进口粮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政府强调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粮食供给基本靠自己，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大约有20%的耕地受到了污染。环境科学家告诉我，清除土壤的污染，特别是重金属的污染是很困难的。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被污染的耕地上种出来的粮食还能吃吗?

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曾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中国的耕地大量使用农药、化肥，这种吃干榨尽的办法导致土壤贫瘠，这样会危害子孙。应当想办法多从国外进口粮食，让我们的耕地休耕，恢复地力。龙永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非常赞成刘永好这个观点。中粮集团的总裁宁高宁不久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中国现在每年进口粮食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会进口2亿吨。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决定斥资5亿澳元用于澳洲农牧及食品产业的投资合作。新希望集团还与汇源集团、澳大利亚福特斯克矿业集团、明德路基金会等中澳企业和机构联合发起了“中澳农业及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以帮助中国企业共同投资澳洲的农业领域。

12月3日上午，我们访问了澳大利亚谷物集团(Grain Corp)，接待我们的是谷物集团的负责人。这些人都是农场主出身，讲话直截了当，没有什么客套。他们向我们介绍谷物集团的情况，强调谷物集团只负责谷物的生产，至于谷物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不是他们的事了。我们问他们对于扩大向中国出口粮食怎么看，潜力有多大。他们回答说:如果放开配额，五年内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粮食出口可以增加2—3倍，即达到240万吨至360万吨。他们还告诉我们，澳大利亚土地很多，但是缺水，使用地下水受到政府的限制。

我们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感到这些农场主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足，日子过得不错，竞争也不激烈，不需要设法增加产量。真是存在决定意识啊!澳大利亚国土那么大，人口那么少，人要生存下去一点都不困难，干嘛要费那个劲儿呢?这也是一种活法。

12月3日上午我们参观的另一个项目，是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代表团晚到了一点，主人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了。我们坐下来后，他们向我们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强调农业和食品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他们介绍的两项研究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

一是他们正在研制一种酶，可以去掉蔬菜、水果上的残存农药，正在寻找合作伙伴。这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目前尚未解决，但市场巨大。汇源集团的总裁朱新礼听后当即表示愿意成为该项目的合作伙伴。

澳大利亚的科学研究是与现实的需要密切相结合的。科研部门提出项目，找到了合作伙伴，再深入研究下去。这样产业与科研机构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在研究的过程中，用户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问题，要在研究中解决。这样研究出来的新产品才能适合市场的需求，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他们研究的另一个项目是如何通过食品和改变生活方式来减缓衰老(DNA duplication decline)。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生活改善了，寿命长了，生活质量、延缓衰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中午我们出席麦格理集团(Macquaire Group)的商务午餐及投资峰会。

麦格理集团成立于1969年，1980年转变为股份制，自成立以来从未亏损过，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赚钱。该集团的投资部掌握4100亿澳元的资金，其中投入基础设施的有1100亿澳元。

麦格理集团投资部的总经理是一位原籍斯里兰卡的女士，叫莎玛拉，她加入麦格理集团已经27年了。她向大家介绍了投资部的运作情况。

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起了全世界的热议，亚洲经济发展很快，但基础设施不够，是亚洲经济的短板。所以在提问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问到了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问题。投资基础设施周期长、回报慢，国际上大的金融机构都不太愿意投资基础设施。我们问她如何看待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问题?她明确回答说，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不一样，亚洲由于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投资基础设施是能够赚钱的。麦格理集团就成功投资了亚洲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次与麦格理集团的午餐，除去会上的交流外，餐桌上的讨论也很热烈。代表团成员分散坐在不同的桌次，便于与澳大利亚的银行家进行面对面交流。有一位集团的高管对中国企业家创业的经历很有兴趣，问题提出后，饭桌上的几位企业家先后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经历。我在旁边看得出来，每个人讲自己的经历都让澳大利亚的银行家听得入迷了。在午餐快结束时，一位澳大利亚人的主人说:“你们这些人所代表的精神，就是中国的硅谷精神，难怪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下午代表团团长马蔚华以及朱新礼、胡葆森和我出席了与媒体的见面会。见面会是在香格里拉大厅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马蔚华团长首先全面介绍了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情况、印象和成果。朱新礼和胡葆森也分别介绍了他们此行的印象。

我最后发言。我说这次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指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亚洲在崛起，亚太地区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世界的变化为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地利是指我们这次访问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自认为是亚洲的一部分，特别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澳，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谈判宣布结束，两国将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个协定将会把中澳关系推到新的阶段。

人和是指中澳两国关系很好，中国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很多，澳大利亚亚裔的居民人数在上升，这些人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在访问期间，询问了澳方的主人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和亚裔的居民怎么看。他们众口一词地对我说，亚裔的澳籍人、中国来澳的移民很勤劳，积极参与澳大利亚的各种经济活动，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贡献很大，澳大利亚对他们是欢迎的。

记者问胡葆森和朱新礼，是不是准备安排子女接班。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并不要求子女来接班，因为子女是否喜爱这项工作不知道，另外，他们能力够不够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希望将来还是由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来接班。

胡葆森和朱新礼两人事先没有商量过，但是他们的回答很理性，看来他们的视野早已跳出了家族的圈子，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企业能够长远地发展下去。

12月3日晚，我们乘包机飞往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

12月4日白天我们参观了澳大利亚乳制品行业协会(Dairy Australia)和财富酒业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s)。我明显感到了二者的差别。澳大利亚的乳制品行业都是由农场主经营的，他们的农场规模一般不是很大，安于现状。而财富酒业集团则不然，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巨大商机。言谈中他们表现出勃勃雄心，希望在今后五年内对华葡萄酒的销售翻一番。

12月4日晚，我们出席了维多利亚州政府举行的晚餐。晚餐的主人是维多利亚州的第二号人物马克·卡里克(Mark Carrick)。他在致辞中说:华人1840年就来到了维多利亚州，1861年华人占州人口的7%。维多利亚州面积为澳大利亚的3%，但经济总量为澳大利亚四分之一。维多利亚州欢迎中国企业家来澳投资，认为澳中自由贸易协定将开创澳中合作的新时代。

我在饭桌上与卡里克部长坐在一起，我告诉他这次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十分成功，我赞成他的看法，中澳将会迎来经贸合作更大发展的新时期。过去我们的合作主要是贸易拉动，今后将会逐步转为投资拉动。投资合作会把两国的合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形成两国的利益共同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中澳关系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卡里克部长完全同意我这一番话。我还问他，有的记者说澳大利亚也有人反对中国来澳投资，他如何看。卡里克部长表现出对这种言论不屑一顾的样子，对我说:“这些人是老古董，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们会被时代淘汰的。”

12月5日上午，我们参观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养老企业——皇家澳洲颐养服务公司。中国企业家们之所以要参观养老企业，是因为中国的养老正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大问题。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占中国总人口的15.5%，我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空巢老人已经突破了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养老会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迄今为止社会需求很大，但是供给不足。有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考虑投资养老产业。

皇家澳洲颐养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向我们着重介绍了他们企业的理念:要让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幸福并有尊严。随后，我们参观了一个养老村，该村共有114名居民，平均年龄82岁，都是一批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住房的设计和设施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要，十分方便。一套两卧室的套房，价值85万澳元，仅出售给年龄60岁以上的人，不限国籍。

这次新加坡、澳大利亚之行时间不长，但是收获颇丰，真有一种“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的感觉。国家有大有小，情况各异，但是都有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长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放就是要多借用“他山之石”，来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