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班纳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及其对当代伊斯兰思潮的影响

侯宇翔^[2]张金燕^[3]

哈桑·班纳是当代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和精神导师，他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哈桑·班纳原教旨主义思想内涵的解读，探讨其思想对当今世界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力求更全面地看待当今世界伊斯兰运动的渊源和本质

哈桑·班纳，穆斯林兄弟会，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思潮

引言

哈桑·班纳是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教思想家，他一手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并将其思想理论付诸到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实践中。因此，“当代伊斯兰行动主义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而这个组织的缔造者和宣传者哈桑·班纳对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是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开拓者或缔造者之一”^[4]。与此同时，由于当前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再次兴盛以及伊斯兰极端暴力恐怖主义的兴起，学术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讨论也再次热烈。甚至有分析家指出，哈桑·班纳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思想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始作俑者，而他所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是当代中东恐怖主义的实践者。

哈桑·班纳及其思想渊源

哈桑·班纳于1906年10月出生于埃及的一个传统穆斯林家庭。其父艾哈迈德·哈桑·班纳是当时著名的圣训学家，并担任当地清真寺的伊玛目。哈桑·班纳8岁时进入当地经堂接受传统教育，14岁到省城达曼胡尔师范学院就读，拜苏菲派导师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比·哈萨非为师，接受苏菲派思想，17岁进入开罗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求教于伊斯兰复兴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以及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比。同时，他深受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想家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及其领导的萨拉菲改革运动的影响。

1927年，哈桑·班纳大学毕业后进入伊斯梅里亚的一所小学任教。伊斯梅里亚位于苏伊士运河的中部，是欧洲殖民当局建立的运河管理总部所在地，当时苏伊士运河由英、法管理并驻扎有英国军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象征。“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自己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外国占领和外国资本吸吮祖国财富的种种迹象，这条运河是祖国一切灾难的根源，运河东岸是运河管理局，外国人享受着高官厚禄，住着豪华的寓所，西岸全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占领军，埃及人成了自己国土上的异乡人，成了卑躬屈膝的人。”^[5]1928年3月，六名埃及劳工找到哈桑·班纳并请求他带领他们寻求伊斯兰复兴的道路。于是，哈桑·班纳与他们宣誓结盟，成立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的名字源于《古兰经》中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一贯诉求。^[6]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全面的宗教和政治组织，以传播和恢复伊斯兰教信仰为己任，致力于改造当时已经被西方世俗化潮流侵蚀的社会生活并进行一场伊斯兰精神革命。1948年末，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为30万—60万人，并在埃及建立了2000多个分会。1945年埃及举行历史上首次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参与其中并踌躇满志，但他们并未得偿所愿，于是对结果不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不断煽动并制造暴力事件，囤积武器，杀害其他党派成员，最终激怒了当时的王室和政府内阁。1948年12月，穆斯林兄弟会历史上首次被当局政府取缔，大批领导成员被捕。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遭人暗杀，时年44岁。

哈桑·班纳思想的形成源于宗教传统家庭的熏陶、西方殖民压迫现实的感知以及伊斯兰思想家的引导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哈桑·班纳思想的形成源于幼年时期浓厚的宗教意识熏陶

哈桑·班纳的父亲信奉罕百里教法学派，该学派是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的教义。在父亲的影响下，哈桑·班纳对伊斯兰教具有浓厚的兴趣，年幼时就能熟读《古兰经》。哈桑·班纳8岁进入当地的宗教学校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宗教书籍，掌握了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随后，哈桑·班纳在达曼胡尔师范学院又从师于苏菲派导师学习;大学期间，哈桑·班纳求教于伊斯兰复兴思想家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比。家庭熏陶、宗教教育使得哈桑·班纳对于伊斯兰教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哈桑·班纳指出:“伊斯兰既是崇拜，又是领导;既是宗教，又是国家;既是精神，又是行动;既是礼拜，又是圣战;既是顺从，又是统治;既是经典，又是宝剑。二者不可分开。”^[7]

(二)哈桑·班纳的思想是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的精神觉醒与抗争

哈桑·班纳生活的时代，阿拉伯帝国辉煌的大厦已经倾颓，伊斯兰世界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开始推行世俗化改革，阿拉伯帝国延用数千年的哈里发制度被废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也不复存在。犹太复国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巴勒斯坦境内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如一把利剑插在阿拉伯人民的心脏上。而在埃及，虽然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使其获得了半独立地位并建立了宪政，但英国殖民军的干预和埃及王室的阻碍使得埃及内阁接连垮台，苏伊士运河区仍被英、法两国管辖。1942年英军包围埃及王宫，迫使国王让英军授意的华夫脱党组建内阁，至此埃及的宪政彻底被摧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战败，以色列的成立，埃及在摆脱英军占领上显得继续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民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的信念动摇了。”^[8]埃及王室沦为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傀儡，政党失去信誉，社会陷入重重危机，穆斯林民众心中固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热情被唤醒，哈桑·班纳以及他所倡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支持。哈桑·班纳认为，除非在伊斯兰世界的怀抱里，否则，伊斯兰教的最高理想绝不可能实现。《古兰经》的原则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唯一而全面的基础。

哈桑·班纳所处的时代，哈里发制度被废除，埃及开始推进世俗化改革，但事实上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与压迫摧毁了穆斯林民众对于民族主义、世俗化改革的信心。伊斯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埃及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纵观历史，阿拉伯人探索发展道路的脚步其实从未停止，即使到今天，他们仍然在化解伊斯兰传统文化与世俗化矛盾的问题上一筹莫展。而在当时，哈桑·班纳经过思考得出的伊斯兰国家衰落的原因是:背弃伊斯兰教义的教派、部落冲突;统治者的腐朽堕落;政治权力掌握在未能理解《古兰经》要义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手中;一些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仅仅专注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部分阿拉伯民族故步自封，拒绝进步。哈桑·班纳认为，伊斯兰社会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伊斯兰教。埃及的改革与发展，既不属于西方化，也不能依靠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伊斯兰正统，寻找新的现代化之路。

(三)哈桑·班纳的思想深受瓦哈比、阿富汗尼以及里达等伊斯兰复兴主义改革思想家的影响

阿富汗尼、瓦哈比、里达是倡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阿卜杜·瓦哈比和里达继承了阿富汗尼的思想。他们不仅是密切关注穆斯林前途和命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敢于实践，领导革命斗争的先驱。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对哈桑·班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阿富汗尼、瓦哈比为了改变伊斯兰世界衰落的现状，共同开创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他们认为伊斯兰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教旨主义被曲解，伊斯兰思想僵化。阿富汗尼认为西方殖民者“不仅加剧了穆斯林民族的衰弱，而且严重威胁着穆斯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抗击西方侵略是穆斯林民族求得自身发展与富强的一个极其重要环节”^[9]。但阿富汗尼提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瓦哈比也十分推崇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欧洲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对伊斯兰复兴有重大意义”^[10]。同时，这二人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认为教育对于反对外国势力和复兴伊斯兰教意义非凡。而里达作为和哈桑·班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对于哈桑·班纳的影响最深。里达创办了杂志《灯塔》，他宣扬泛伊斯兰主义观，并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极力强调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

哈桑·班纳继承了阿富汗尼、瓦哈比推崇科学技术、重视教育的观念，同时又采纳了里达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主张，坚持倡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哈里发制度的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阿富汗尼、瓦哈比和里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归结为促进伊斯兰教适应时代变迁的改革主义;而哈桑·班纳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则是重新解释了伊斯兰教正统信仰，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哈桑·班纳的思想

原教旨主义又称基要主义，原指20世纪基督教新教运动中的一种运动，它强调把字面解释的《圣经》当作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孙建军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主要思潮是提倡回归到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按伊斯兰教法指导社会生活，恢复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尊严，国际社会将这种思潮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1]他将其分为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楼中平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它的初始形态是瓦哈比派教义。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是伊斯兰社会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宗教回应，它从一开始就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伊斯兰现代改良主义以及后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12]吴召兵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其词源来讲来自阿拉伯语“赛莱夫”()，意为“祖先”。^[13]8世纪中叶，“赛莱夫”一词被赋予新的含义，即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几代，尤其是前三代穆斯林的权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来的内涵是:主张一切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纯洁信仰，回归伊斯兰教初期的清明政治，重建伊斯兰社会。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中一种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和政局稳定，也波及了世界政治的格局。本文以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研究对象，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沿革与现实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单纯的“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被赋予了丰富的外延。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始建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1)在性质上，它从一般的宗教复兴思潮发展为广泛的政治运动，显示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倾向。(2)在规模上，它已不再局限于小范围地区，而是出现了泛伊斯兰运动倾向。社会基础更加广泛，除一般穆斯林民众参与其中，大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其中。(3)其斗争方式更加灵活多变，教法、教义派别也更为复杂。既有主张以合法的方式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的传统派;也有积极参与政治，主张通过与政府合作逐步实现伊斯兰化的温和派;还有采取暗杀、恐怖袭击等活动，企图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极端主义派别。

一般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从三个方面回归基要:第一是宗教即是政治，政治是伊斯兰教的内涵之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坚决反对世俗化，将伊斯兰教义社会化、政治化，极力鼓吹宗教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的观念，提倡政教合一，通过渐进性的思想教育或者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第二是宗教认同高于并代替民族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并以此来替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宗教认同来代替民族认同，将世俗民主政权视为“非法政权”，企图恢复哈里发制，全面否定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的政治改革。第三是伊斯兰教是现代化进程的解决方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试图以传统宗教的手段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将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政治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宗教信仰失落等归结于社会世俗化、西方化，并认为只有恢复伊斯兰法制，重新实行伊斯兰化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原教旨主义的以上要点是多数伊斯兰改革家所坚持的。但哈桑·班纳的原教旨主义在范围上更具包容性，手段上更明确，“吉哈德”的暴力作用及特征更明显。

(一)哈桑·班纳思想的理论特点

1.倡导更大的“伊斯兰包容”

所谓“包容性”就是允许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存在，其本质在于承认、尊重并欣赏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兼收并蓄、求同存异。

哈桑·班纳虽然继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例如他认同伊斯兰教是一个整全完备的体系，能有序地组织现世和来世的一切事物。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信仰，更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教义没有局限性，适用于全人类各个时间和空间，让人类所熟知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制度更加完善。哈桑·班纳是伊斯兰教虔诚的传教士，他认为“假如法国大革命判决了人的权利，宣布了自由、平等、博爱;假如俄国十月革命进一步融合不同阶级以及带给人民社会主义，而伟大的伊斯兰革命早在1300年以前就判决了一切。它不将自己局限于任何哲学理论，而是传播这些原则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增添了人类神圣观念和他的美德完美性以及他的精神趋势”^[14]。但是，在埃及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的背景下，在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教义经过历代统治者、教法学家的不断延伸、更改，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他并不像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将伊斯兰社会没落的原因归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没落。

哈桑·班纳坚决抵制埃及社会西方化、世俗化。他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不仅是对伊斯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威胁，更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威胁。哈桑·班纳曾严厉斥责西方教育使学生“深受西方邪恶思想的毒害，头脑中充满了叛教学说，年轻时就养成模仿和虚无主义的恶习”^[15]。但同时，哈桑·班纳承认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例如应用科学，宣传手段，医疗设施，发展轻、重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还包括一些组织和管理制度，如管理技术、城市规划、服务网络和社会保险等先进的技术。

2.拥有更明确的目的

哈桑·班纳一手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而穆斯林兄弟会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伊斯兰秩序。何为“伊斯兰秩序”，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穆斯林兄弟会实质上是以恢复哈里发制为目的，以与“民族主义政权”为合作手段。哈桑·班纳竭力鼓吹恢复哈里发制，他认为哈里发制既是伊斯兰教统一的象征和伊斯兰诸民族联系的纽带，又是实施伊斯兰教法的自然架构，通过它可实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时，哈桑·班纳强烈要求摒弃成文法，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哈桑·班纳认为成文法是人创造的，这违背了真主的意志。真主的意志具体体现在伊斯兰教法中，它确立了现世和来世最为合理、公正的生活秩序，且具有威慑力，使人们不敢违反伊斯兰教规。

“他所憧憬的是一个没有政党政治、没有阶级对立、没有个人或者群体利益的合理差别的伊斯兰乌托邦，是乌托邦式的马克思无产阶级社会的伊斯兰相等物。然而就穆斯林兄弟会而论，这一乌托邦的未来实现是基于复归存在于过去的、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确指导的哈里发时代的乌托邦。”^[16]哈桑·班纳主张通过传教和教育的方式，自下而上，从个人、家庭，进而到集体、社会，最后水到渠成地实现伊斯兰国家。

3.使用更加务实灵活的态度

事实上，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哈桑·班纳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呈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首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穆斯林兄弟会利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情感笼络大批埃及民众，发展壮大其队伍。其次，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积极参加议会竞选，他们选择与当时手握大权的王室与执政党结盟，得到他们的庇护。“1942年穆斯林兄弟会公然与其政敌华夫脱党合作，退出竞选以换取穆斯林兄弟会的出版和集会自由;1946年哈桑·班纳在答美国记者关于如何应对苏联可能在中东地区策划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提问时，毫不迟疑地说道，中东地区独立后必须与西方国家结盟，并根据盟约，组建地区军队，创办军事工业，以使本地区能抵御诸如此类的革命，西方甚至也可以干涉，共同制止革命。”^[17]

总的来看，哈桑·班纳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受到西方化、世俗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刻，呈现出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状态。

4.过分利用吉哈德及其暴力革命功能

哈桑·班纳十分注重吉哈德在造就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哈桑·班纳就认为“真主诫命穆斯林进行吉哈德，不是为了侵略目的，也不是作为达到个人愿望之手段，而是为了保护作为和平保障的伊斯兰教之彰显，也是为穆斯林履行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之手段，正是这一使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和正义。伊斯兰教祝愿和平，战斗是义不容辞之举，正如《古兰经》所言，‘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们就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18]

吉哈德包括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是穆斯林拜谒真主，寻求来世幸福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义务。大吉哈德是指战胜自我，净化灵魂，排除未经真主允许的一切欲望。小吉哈德是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叛教徒进行的征服与惩罚，其根本方式就是武力。如果将吉哈德命名为“圣战”，是仅就吉哈德的暴力功能而言。

哈桑·班纳推崇小圣战观，并强调暴力行动在圣战中的重要性。穆斯林兄弟会的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吉哈德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哈桑·班纳称颂为圣战式吉哈德而死是高尚的死亡，也解释了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将《古兰经》置于两把宝剑之中，上写“时刻准备着”的图案作为自己的标志。

穆斯林兄弟会设立有专门的秘密武装组织，截至1947年其人数高达75000人。同时，穆斯林兄弟会发动过数次暴力行动。首次暴力行动是1945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击毙埃及时任内阁总理艾哈迈德·麦希尔，起因是麦希尔公开反对哈桑·班纳在内的五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与议会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穆斯林兄弟会在高涨的反犹情绪的影响下，袭击开罗境内的犹太人产业并枪杀埃及境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人。1948年，埃及诺克拉希政府下令取缔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再次击毙时任政府首脑诺克拉希。随后，出于报复，哈桑·班纳被政府暗杀。

(二)穆斯林兄弟会与哈桑·班纳的原教旨主义政治实践

1.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

穆斯林兄弟会最早的建会宗旨是“以爱、以兄弟情谊为基础传播伊斯兰教”。以哈桑·班纳为首的穆斯林兄弟会早期创始人实际上都是苏菲派学者，传统而保守。他们认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已经逐渐侵蚀到埃及社会的根基，埃及已经开始出现异化的端倪。西方化的热潮可能会威胁到伊斯兰信仰，动摇伊斯兰社会的根本。因此，穆斯林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捍卫伊斯兰信仰的纯洁性。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之初，哈桑·班纳曾庄严宣布:“我们是为伊斯兰教效命的兄弟;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19]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全方位的组织，既包含了宗教，也包含了政治，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或宗教团体。按照哈桑·班纳本人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赛莱菲耶运动、一种正统方式、一种苏菲现实、一个政治实体、一个体育组织、一个科学文化社团、一个经济公司以及一个社会理念”^[20]。同时，哈桑·班纳将社会改造和精神改革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核心目标，努力使伊斯兰社会摆脱西方的影响并最终建立一个用伊斯兰准则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他说道:“我的兄弟们!你们不是慈善会社，不是政党，不是目标狭隘的地方组织。相反，你们是这个民族心脏中新的灵魂，以《古兰经》赋予它声明;你们是新灯塔，以知晓真主的光辉来摧毁唯物主义的黑暗;你们是强音，以高亢之音来追忆先知的启示……你们应自认为重任的担当者，对其他人置若罔闻。若有人问你们呼唤什么，回答他们，是伊斯兰，是穆罕默德的启示，一个包含政府、以争取自由为义务之一的宗教!若有人说你们是搞政治的，回答他们，伊斯兰教不承认这种分别。若有人指控你们是革命者，你们就说‘我们是正义与和平之声，我们对此坚信不疑，并为此自豪。如果你们反对我们或者阻止我们传播先知的启示，那么真主允许我们自卫，以反对你们的不义’。”^[21]

我们不难发现穆斯林兄弟会所持的政治立场始终将其置于埃及军方统治政府的对立面，穆斯林兄弟会所追求的伊斯兰秩序、哈里发制与埃及军方所追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的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和平共处。从创立开始，穆斯林兄弟会就始终没有走出利用中下层民众进行街头革命的抗争方式，他们总是先依附于政权而后又企图反抗政权并取而代之。不论是在法鲁克王朝时代，还是纳赛尔时代，甚至直到今天，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如此。

2.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构成

穆斯林兄弟会成立初期，伊斯梅利亚为主要活动基地，1932年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在开罗一带活动，并组建了开罗分部，后将总部迁往开罗。穆斯林兄弟会的宣传路线还是以民间为主，主要的宣传手段包括在大众聚集的清真寺、咖啡馆等地分发小册子、公开发表演讲等。1933年穆斯林兄弟会出版了《穆斯林兄弟会》和《警示》等宣传杂志。

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殖民者对埃及大肆掠夺，造成埃及宪政改革的失败以及国家经济的凋敝，埃及人民开始思考回归伊斯兰道路建立哈里发国，从而恢复往日的荣耀。因此在这一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开始有大批青年学生、公务员、商贩、手工业者，甚至是知识分子开始加入穆斯林兄弟会。至1948年末，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已有2000多个分会，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厂、公司、学校和医院，并扩展到了苏丹、叙利亚、约旦等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机构基本固定，同时总部和分部也保持着较为一致的结构对接类型。早期由一座清真寺、一个俱乐部和一所学校组成。如有条件，会加设一个手工作坊。清真寺不仅用于祈祷和宣教，而且用于动员民众和策划集体行动。俱乐部则用于进行体能训练，为圣战式吉哈德做准备，并建立各种军事和情报机构。学校用于培养新加入的信徒。手工作坊则相当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总后勤，不仅能获取经费，还用于自救。穆斯林兄弟会发展到后期时，又建立了20多所小型医院、药房和诊所，并开办了七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自20世纪40年代起，穆斯林兄弟会制定了“圣战政策”，并再次成立了秘密机构，不惜以暴力手段实现既定目标。这种组织结构源于哈桑·班纳想把穆斯林兄弟会建成微型的“乌玛祖国、共同体”，并在这个乌玛中实现他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

事实上，穆斯林兄弟会发展到后期时，其运作模式更像一个政治组织。核心领导层积极干预政治，整个组织倾向于依附政府达到自己的目的。1945年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参与埃及历史上首次议会选举，但毫无收获。随后穆斯林兄弟会采取暴力反抗方式杀害其他党派成员、囤积武器、威胁政权统治。这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首次被埃及政府取缔，哈桑·班纳于1949年2月被政府暗杀。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积极支持纳赛尔武装反抗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穆斯林兄弟会曾幻想能一举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自己的最终诉求。但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埃及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解开的仇恨与对峙。

哈桑·班纳的思想对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影响

复兴由衰落而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社会历史上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现象，每当社会向前发展，资本利益成为人们的最终追求，社会出现道德沦丧、信仰松弛、消极腐败等伊斯兰教所谴责的现象出现时，伊斯兰社会内部就会兴起宗教复兴的思潮。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挑战了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得伊斯兰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侵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伊斯兰社会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资本决定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伊斯兰文化的古老与沉重使得它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入时代的潮流。因此，伊斯兰社会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的混乱状态，改革与重建不可避免。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穆斯林团体将这种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西方文化和世俗化引发的恶果，他们认为“用西方模式来调整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推行‘殖民文化’，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穆斯林社会，从而导致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异化及传统价值观的失落。”^[22]而要摆脱这种现状，必须纯洁信仰、正本清源，摒除西方文化的干扰，回归到《古兰经》中。随着伊斯兰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的独立，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光复伊斯兰教的呼声下，一场声势浩大、席卷西亚北非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许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哈桑·班纳的理论源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为穆斯林兄弟会制定的一系列活动制度为伊斯兰复兴主义者提供了一条斗争的道路。哈桑·班纳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不仅积极动员中下层民众走上街头进行革命斗争，甚至不惜用暴力、暗杀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们也积极与政府合作，还直接参政，试图以统治阶层的强权推行来实现社会伊斯兰化。哈桑·班纳所表现的政治伊斯兰思想，圣战式吉哈德观念都对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今，伊斯兰极端暴恐主义组织大多以“吉哈德”为名发动恐怖行动，但我们所理解的“吉哈德”是指穆斯林为了主道而“奋斗”的意思，而“圣战式吉哈德”的实质仅仅是作战意义的“吉哈德”。哈桑·班纳否定了大吉哈德观念，推崇小吉哈德观，提倡利用革命斗争的方式对待异教徒。同时，哈桑·班纳时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刺杀政府领导人，制造暴力事件对抗政府制裁的行为都为后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做了负面的示范。尽管至今为止，伊斯兰社会的危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也未能得到完全的解决，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也并未实现他们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复兴伊斯兰社会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暴力为手段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不仅不可能取得成功，反而会激起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教、伊斯兰社会的误解甚至敌视。哈桑·班纳的理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暴力恐怖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同时哈桑·班纳的穆斯林兄弟会也为当代极端暴恐行动起到了示范效应，相对地，当代伊斯兰暴恐组织也在实践中丰富了哈桑·班纳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思想。

结语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泛伊斯兰化和激进化。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已经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界限，从东南亚到西亚再到北非的广大区域，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政局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但各国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都打着同样的“旗号”。泛伊斯兰化，实际上是不同地区的伊斯兰组织实现其政治追求的庇护。同时，崇尚暴力，极端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的出现，使得伊斯兰复兴运动呈现出激进化的特征。“圣战者精神”激励着新一代伊斯兰复兴主义者们为伊斯兰事业献身。哈桑·班纳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而他的后继者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更是在其著作《路标》一书鼓吹暴力夺取政权理论，使得众多年轻的穆斯林公然宣战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将建立伊斯兰政权视为自己的义务，因此具有先导后继关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无论是在程度上，还是在诉求上都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伊斯兰运动。

【注释】

[1]本文为2016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项目“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经验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ALBYJ16A002)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首都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文化交往研究”和2015年度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项目编号为2015000020124G028)的阶段性成果。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张金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2010级学生，美向国际矿业阿拉伯语翻译。

[2]本文为2016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项目“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经验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ALBYJ16A002)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首都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文化交往研究”和2015年度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项目编号为2015000020124G028)的阶段性成果。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张金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2010级学生，美向国际矿业阿拉伯语翻译。

[3]本文为2016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项目“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经验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ALBYJ16A002)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首都对外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文化交往研究”和2015年度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项目编号为2015000020124G028)的阶段性成果。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张金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2010级学生，美向国际矿业阿拉伯语翻译。

[4]John L.Esposito，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埃及］穆罕默德·阿马拉:《伊斯兰觉醒与文明对抗》，埃及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6]“穆斯林皆兄弟”，出自《古兰经》第四十九章第十节。

[7]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8]［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9]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10]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1]孙建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思潮分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第6卷第3期。

[12]楼中平:《试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

[13]吴召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探析》(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14]Richard P.Mitchell.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33.

[15]．

[16]L.Carl Brown.Religion and State:The Muslim Approach to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46.

[17]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18]David Cook.Understanding Jiha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98.

[19]Richard P.Mitchell.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8.

[20]L.Carl Brown.Religion and State:The Muslim Approach to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46.

[21]Richard P.Mitchell.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0.

[22]刘小彪:《全球化下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