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三、唯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大多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讨论唯科学主义的，科学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贬义词。但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是同崇尚科学、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文化运动（旨在对国民进行科学启蒙）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很难在唯科学主义思潮与追求和崇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单纯地从否定意义上来使用科学主义这一术语的话，那么唯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既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意义方面说，必须承认这场竭力倡导科学的思潮对于科学观念作为近代新文化核心价值的确立，对于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广泛传播，对于科学体制化和科学研究本身，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民主与科学从此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科学与玄学之争，再到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和“新社会科学运动”，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以不可阻挡的大势向前发展，贯穿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科学教育迅速发展，许多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的课程得以设置并受到重视，“启发式”、“研究式”教育方法得到提倡和推广；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等；在意识形态方面，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价值信仰而得到广泛提倡。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与崇尚。由于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因此，再没有人敢跳出来公开非难和反对科学。胡适因此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0]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和理性的高扬，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于封建蒙昧主义无疑是猛烈的冲击，起了振聋发聩、启迪人心的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通过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科学代替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权威地位，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观念。“五四”以后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都承认科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对科学作了不同程度的接纳。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因此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对科学本身则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非难。就是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人在批判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再三声明，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布欧洲人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但同时他又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有些人搞复古倒退，甚至搞封建迷信，也要打科学的幌子，这样才有市场。“五四”前后出现的宣扬鬼神的“灵学会”，为了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就给自己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装，声称灵学“实为凡百科学之冠”。当然，我们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提倡，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价值观念，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情况比较而言的。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情况来看，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等。也正因为严重存在着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才会有科学运动和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不断高涨，我们也才用“逐渐”和“开始”这样的限制词，来描绘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深入人心”和“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的状况。

这场竭力倡导科学的思潮和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这股倡导科学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人的科学观才能迅速地从早期的“器物科学观”向戊戌时期的“方法论科学观”及“五四”时期的“启蒙科学观”不断地深入。当陈独秀、胡适高举科学大旗，批判一切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以及鬼神等之后，“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微乎其微，但仅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却达到70余种，而卷入这一科学浪潮的刊物则更有数百种之多，表现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状况^[22]。在众多的科学杂志中，1915年在上海创刊的《科学》杂志最值得称道，《科学》开创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新时代^[23]。1915年1月，一群爱国留学生将一份在美国编辑的《科学》杂志创刊号稿件寄回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后发行问世。《科学》杂志在历史上有四个首创：一是最早在中国倡导“科学”与“民主”；二是使“科学”一词概念规范化；三是首创横排向右的排版方式，并引入西式标点；四是规范各类科学名词译法。九十多年前，中国还处在国势衰弱、民族危亡的时期，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9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青年，为创办《科学》杂志，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科学社”的团体，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科协前身的一部分。《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任鸿隽等爱国留学生，在接受数年系统的科学教育后，对西方的科学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科学”和“民主”一样，是中国救亡图强所必需的。还认识到，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是“西方文化之泉源”，而“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要“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所以，他们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结成中国科学社，办起《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以“传播科学”为职志，以《科学》杂志为平台，开始了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知识体系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历程。他们传播科学的一系列开创性举动，是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德”、“赛”两先生的呼唤，正是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和“民主”呼唤的更大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更大觉醒。当年，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是以“开路小工”的精神，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在中国传播科学的。胡明复曾经说过：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在异国刻苦求学的生活中，对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也有了切身的感受。正因为他们认识到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所以才在《科学》发刊词中，针对当时中国“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的衰微情势，发出“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的呼唤！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在向国人传播世界上各门各类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努力地阐述科学与实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宣传科学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国人对科学是什么，尚知之不多，更知之不清，中国科学社前辈们对科学社会功用的正确阐述和宣传，正是对中国公众现代科学意识的一种可贵启蒙。

在科学文化得到迅速传播的同时，科学的体制化和科学研究本身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在科学主义运动和思潮达到高潮的时候。1928年孙中山提议的中央研究院成立，“就系统言，为国府统治下之一院，就性质言，则为一纯粹学术研究机关”。成立时的中央研究院同时拥有气象、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历史语言等研究所，并且各所均有各自的试验场和陈列馆。中国成立中央研究院可以说是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一个直接的现实后果。近代西方科学兴起后，进步神速，其成就与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支配力量。近代中国在饱受西方船坚炮利的凌辱以后，不得不急起直追，在用各种方式去努力发展科学。从清时的自强运动起，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即认为只有使自己的科学昌明，并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之境。在这股思潮的笼罩下，留学国外并主修科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在国內以研究科学为主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在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团体中，规模最大而相当完备的，自属中央研究院。在北伐成功后至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所以蔚成民国以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与中央研究院有很大的关系。在中研院成立前，我国一直没有国家科学院的设置。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致力于统一时，有识之士皆认为我国科学幼稚，而强邻虎视，应赶快自设专门研究机构，“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且须努力先鞭，从事于有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及研究，以杜外人之觊觎”。另一方面，在“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已觉悟到，单靠得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也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构。因此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了很多，计自1912年至1925年教育部发表的各种学会名单，共有44个团体，其中研究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者占有半数。到1935年，中国主要学术研究团体机关共124个，属于科学方面的有73个，自然科学类的有34个^[24]。足见国人已知重视科学研究之一斑。即使在民族危难的抗战时期，一批科学家仍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坚持推进科学研究，有力支援中国的抗战。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以培养抗战建国技术干部和专门人才为目的，1940年2月又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杨振宁于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其中特别谈到了科学技术在20世纪中国有什么发展。他说，在1900年，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微积分。1925年，少数的大学才开始筹办算学系、物理系。到了1938年，西南联大的科学教育水准已经达到了世界级，这是一个极快的现代化^[25]。

唯科学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有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26]，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不良影响。庸俗进化论后来演变为断言凡是新的必然战胜旧的；激进主义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义则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成为学术、科学目的以外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意图伦理则是以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即不是以追求真理、辨明是非为出发点，而是首先确立所要拥护与反对的对象是什么，使价值判断失却真理与科学性。所有这些流行观念就其要旨而言都是对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侵蚀，而这些流行观念的形成与唯科学主义思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唯科学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

思想启蒙中途夭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27]。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的先贤们发现了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要振兴，要赶上先进国家，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得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请进来。但是，在唯科学主义者那里，科学被认为是天道（关于自然的必然之理）又是人道（支配主体自身的普遍原理）；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主体行为，最终都被诉诸科学的解释，特别是将科学引入人生观，以科学原则界定人（主体）自身。这种科学万能和神化的观念，是违背科学本性的。同时，这种唯科学主义又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出现。在“五四”时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因此，“科学”和“西方文化”对他们几乎是同义的。这样，一旦科学被奉为至尊时，他们对西方文化也就顶礼膜拜。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情、什么国粹的鬼话来捣乱。”在这种唯科学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影响下，原本刻意追求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反而失落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讲求实证实际，怀疑批判，追求真理，而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却不顾中国国情，宣扬全盘西化，以至于他们在倡导科学的同时，就设下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是他们以激情的批判主义的科学理性开始，却很快就走上了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以至于“德赛先生”变成了“德赛菩萨”。这种反科学的态度是与他们曾经倡导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其结果，是科学精神长时期难以在中国生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启蒙”开始，却以“科学神话”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要破除迷信、破除权威，然而却树立了一个新权威、新偶像。

功利主义科学观盛行。20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科学和科研体制，但科学所内含的“理想主义”文化精神——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探索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现代科学功利主义形成的传统文化上的根源的话，那么以追求“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则是中国现代科学功利主义形成和盛行的现实原因。所谓“革命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就其根本特征而言，是将科学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增强国力、教育人心的手段与工具，它看中的是科学的实际效益与社会作用，而非科学本身。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有因实用需要而发展出来的技术传统，所以容易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他说“‘科技’这个含混名词，在我的了解中不是指科学和技术，而是指科学性的技术”。进而他断言：“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大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全是‘科技’方面的事。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28]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观点旨在表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过于偏重技术精神或功利主义地理解科学。

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五四”时期，与玄学派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然而，科学派对科学和哲学统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学的泛化。这种出发点，使科学派常常从确认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引向哲学的科学化，在对人生观进行阐释时，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科学”的内涵被迅速扩大了，它被视为是可以取代传统世界观的新的价值观，有能力对宇宙万物乃至社会、人生都作出有效的解释。丁文江认为，说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29]。既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因此，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在“科玄论战”中，偏于玄学派的林宰平认为，“科学的”不一定就是“科学”，即“科学和科学的方法”两者并非一事，两者不分即可能导致“天地间无一不是科学”这样一种泛科学化。他说：“把科学极力的普遍化，烧酒对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他观察到，当时学术界的毛病在于，“一个范围很严谨的名词，应用又应用，后来渐渐失其本意，甚至有与原意义完全相反的”。故“科学一语，恐怕不久也要变成滥套了。这是糟蹋科学，不是提倡科学”^[30]。林氏所见的确是当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现象。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其结果是“科学”变为象征和“口头禅”，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与具体学理上的科学研究相疏离，这样的异化现象在最提倡科学的“五四”时期已有明显的反映。一般认为，“科玄论战”是以“科学”一方的胜利结束的，但科学的胜利其实也多是象征性的。在强调“科教兴国”的今天，“尊重知识”仍是个尚未达到却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足以说明问题。

自美籍华裔学者郭颖熙先生1965年发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以来，除极个别学者以外^[31]，我国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大都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诠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学人心目中的“科学”。我个人认为，以“科学主义”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术语，对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具体而又复杂的思潮的诠释能力是很有限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科学思潮简单地斥之为“科学主义”，因为这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科学思潮的整体，也不能反映科学思潮的实质，而且还会遮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文化非常盛行的情况下，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也是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之所以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变形现象。在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无科学之地位。晚明西方科学传入后，仍被士大夫视为技艺末流。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确立“中体西用”的宗旨，始设算学、地矿、工学、农学、医学等学科，科学仍被视为仅具“器用”的实用价值。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变形还在于，当它被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新信仰时，对它的引进介绍却是肤浅和残缺的，停留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科学知识和实际应用的层面；缺乏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观念的引入和建立。时至今日，将科学等同于技术的观念在社会上仍普遍流行；而构成科学精神的纯粹求知精神、理性精神、怀疑与批判精神和实证的方法等等，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十分稀缺。因而，中国近代以来关于科学的社会观念，与其说是科学主义，不如说是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更为恰当。因此，在中国消解科学主义之路，不在于反对把科学作为“新权威”、“新信仰”，而在于培养我们民族真正的科学精神。

真正的科学精神只能基于纯粹的好奇心。但是爱智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是不相容的，至少，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出现，盖源于实用主义地理解科学。以实用主义立场来从事科学研究，很容易把科学视为一种方法不加思考地推广到科学以外的领域去，很容易把科学方法推广为人生与世界的普遍原则。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中国科学之缺乏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才非常可能而且已经多次地成为科学主义的温床。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对宇宙万物怀着惊讶，根本不同于把万物看做工具以改造世界的宏伟心态，前者包含着对大自然的某种敬畏，后者则预示着理性的狂妄；前者体现原初的科学精神，后者则导致科学主义。

【注释】

[1]范岱年认为，在前苏联和我国，唯科学主义有一种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万能的科学”，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主张。参见范岱年《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载《科学时报》2005年10月21日—11月18日）一文。

[2]〔美〕郭颖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段治文：《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康有为：《显微》，见《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9页。

[5]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6]《〈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8页。

[7]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6页。

[8]胡适：《治学的方法和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88页。

[9]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029页。

[10]胡适：《漫游的感想》，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63页。

[11]阿芒：《关于科技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苦干想法》，《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72页。

[12]〔美〕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页。

[13]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14]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15]〔美〕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16]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7]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8]同上书，第26页。

[19]《科学》第1卷第1期《发刊词》，1915年。

[20]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21]葛懋春、蒋俊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22]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任荃：《“赛先生”从这里走来——院士学者追忆〈科学〉》往事，《文汇报》2005年11月18日第2版。

[24]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13页。

[25]宁平治等编：《杨振宁科教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8页。

[26]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27]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开放时代》1999年11、12月号。

[2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9]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30]林宰平：《读丁在君〈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第161页。

[31]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融合》，《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