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及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及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一、关于货币基本范畴的论述

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¹⁾较为直接地、具体地从社会分工的发展角度、商品交换困难的外在表现形式（需要的双重满足）、促进交换发展的外在条件角度，揭示一般等价物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解释货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现象性地指出，货币就是逐渐地从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的。

亚当·斯密虽然尚未将货币的产生、起源问题与价值问题的讨论必然地结合在一起，还不是更加一般地、抽象地从剖析商品自身的内在矛盾属性（劳动的二重性与商品的二因素）出发揭示商品交换的矛盾根源，不是从商品价值实现与价值形式的发展来逻辑地、抽象地推演货币的产生，但是，亚当·斯密坚持货币的商品性质（而没有专门强调货币商品的特殊性），并且详尽地描述了货币形态的制度演进。

在货币职能上，斯密谈及货币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等职能，但是，更多地讨论与特别强调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把流通手段当作货币的根本职能，总是强调“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²⁾。斯密的这种强调也是与其当时抨击重商主义的思想初衷有着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就此曾指出：“反对重商主义幻想的激烈论战，使他不能客观地理解金属流通的现象。”⁽³⁾在强调货币流通手段的基础上，斯密认为，可兑现的银行信用货币可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主张国家发行纸币（银行券）代替金属货币，可以实现流通与管理费用的经济节约。

由于强调流通手段职能，而且受其自身生活时代的生产方式发展状况以及阶级立场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货币相应的社会功能上，斯密虽然否定了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源泉与唯一形式的观点，但是，斯密未能从货币与货币的资本形态的运动转化中深入剖析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关于货币流通规律，斯密指出：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是由商品的价值总额决定的。“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借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立刻就会有一部分商品被运到有金银铸币的外国，去购买为流通商品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⁴⁾“要一个国家输入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银，以增加国富，也是荒谬的。”⁽⁵⁾该流通规律的论述是对重商主义货币财富观的直接否定，也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必然的逻辑推论。针对银行券（纸币）的流通，斯密进一步指出：“任何国家，各种纸币能毫无阻碍地到处流通的全部金额，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或（在商业状况不变的条件下）在没有这些纸币的场合所必须有的金银币的价值。……如果超过了这个总额，那过剩的部分，既不能行于国内，又不能输往国外，结果会马上回到银行去，兑换金银。”⁽⁶⁾斯密的这一银行券流通规律又被称为银行券“还流规律”。

斯密的货币流通理论，体现了斯密关于“货币必要量”的“价值决定”的理论思想，坚持商品流通的第一性，与休谟的数量决定论相比，这是巨大的理论进步。但是，由于斯密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尺度这些关于“价值范畴”的概念关系上的含混，由于在货币价值尺度职能上的相对忽视和缺乏科学论证，因而这里的“货币必要量的价值决定”论，充其量还只是一种不够系统的理论思想，缺乏关于货币必要量赖以决定的具体的、科学的、确切的价值理论依据。

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斯密关于货币产生、货币职能、货币流通的理论，摧垮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础。适应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适应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扩张的时代要求，在经济政策上，亚当·斯密自然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从此开始成为西方经济思想理论赖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也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演变的理论基调，这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争论中“货币中性”派立场的理论源头。

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提出在生产、贸易流通等领域限制要素自由流动、限制自由贸易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在“财富即货币”的思想信条下，重商主义把货币视作财富积累的全部，而且立足和局限于流通领域，把商品流通、贸易作为财富积累的最为主要的渠道，忽视社会分工对于生产力进而社会福利规模的增进作用，片面地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双方在财富积累上必然是一种“零和博弈”。

然而，根本不同于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的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及其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完全打破重商主义的经济传统与信条。斯密坚持主张，废除一切特惠与限制制度，提倡自由竞争，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主张贸易自由，认为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贸易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地域分工，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各国福利水平的共同增进。相应地，斯密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经济，国家（政府）的职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全职能（“守夜人”），包括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这是首要的、最主要的职能；二是公共建设职能，即公共事业与公共设施的政府投资职能。适应政府的这种职能需要，斯密主张低廉高效的赋税制度，政府应当坚持公平、确定、便利、经济的赋税原则，保证政府职能的合理实现，以促进国家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

三、简要评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和思想理论源泉，亚当·斯密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体系最杰出的建立者，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从亚当·斯密这里开始，确立的是价值论与货币论这样两大相互分离的理论组织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的构建已经潜意识地、自然地树下了货币中性的理论基调。

就货币论而言，亚当·斯密是在分析分工和交换之后，立刻去探讨货币，然后才考察交换价值，因而货币的产生、起源问题与价值问题的讨论未能必然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斯密在货币本质观上的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仍然是具有开创性的。流通手段职能的强调、流通中货币需要量的价值决定、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所有这些在反对和抨击重商主义思想理论的同时，也是斯密在货币本质方面关于“一般等价物”、“媒介货币”这种货币思想的一种朦胧的、自发的思想反映，货币就是为社会生产、商品经济、商品流通服务的媒介，这些体现着斯密的中性货币思想。由此可见，在斯密的货币经济理论中，货币在社会经济功能上的政策意义只是在于为商品流通服务，保证商品在流通中的正常运转。

关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我们还应当站在一定的道德基准之上来理解，这是很有必要的。早于《国富论》开始着手写作的时间（即1766年）约15个年头，从1751年起亚当·斯密就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讲道德哲学课，后又于1759年在伦理学讲义基础上出版《道德情操论》，而《国富论》则是1773年4月完成初稿、1776年3月9日才正式出版的。因此，从斯密理论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富论》中自然也会融入斯密的道德思想情操，他所论证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应当是充分自由和竞争的，这种自由与竞争当然是健康文明的，是以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与健全法制为基础的，他指出，每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应让其在自由追求自己利益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同样具有客观性与相对性，我们在理解上应当防止主观臆想与绝对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