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山东曲阜人，名丘，字仲尼，3岁丧父，17岁丧母，幼年主要靠母子勤劳苦干维持俭朴的生活。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所谓 “鄙事”，指种地、推车、挑担、放羊、吹鼓手等。20岁时，孔子做过乘田（管理牛羊）和委吏 （管理仓库），由于地位卑微，鲁国贵族季孙氏宴请士人时，孔子被季孙氏家臣阳虎无情地拒之门外。孔子决心摆脱卑微地位，上升为君子阶层 （包括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大夫、士等各类贵族）。他发奋努力，刻苦学习，深信：“学也，禄在其中矣。”[2]他以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顽强精神，终于在30岁熟练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6项足以参与贵族政治的必备技能，又融会贯通了 《诗》《书》《礼》《乐》《易》等古代典籍。

在孔子的奋斗历程中，多有穷困之时，但他坚持用道义精神方面的快乐去克制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3]即吃粗粮、喝白水，把胳膊弯起来当枕头，也有其中的乐趣。他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4]即如果富贵可以合法获得，纵然是执鞭给人开路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

孔子30至50岁时，主要办私学。他本着 “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办学思想，招收了不少出身低微的贫困子弟。51岁开始步入鲁国政界，先后担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等政府要职，领取 “俸粟六万”（实物薪水，约合二千石粮食）。后因某些政治原因他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丁兴旺，感叹道：“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多了怎么办？”孔子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 “富裕起来又怎么办？”孔子答： “教育他们。”原文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5]这就是孔子著名的 “庶、富、教”三步论。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6]孔子特别重视关乎民心所向的 “信”，在小国林立、诸侯之间征战不已的春秋时代，孔子特别强调 “信”，是抓住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孔子还认为：百姓富足是国家富强政权稳定的基础。如何富民？一是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即节约财政开支，爱护下属，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不滥用民力。二是薄敛轻税。鲁哀公在年成不好、费用不足的情况下问孔子的学生有若：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呼？”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8]“彻”是一种税制，即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改征十分之二，一直延续到哀公，此时有若建议哀公征十分之一的税，哀公说： “征十分之二还感费用不足，何以还要恢复到十分之一的税制呢？”有若说：“减税以后，国民上交的少了，多余的可以增加生产投入，百姓富了，国家也就富了；如果税收不减，国民负担沉重，生产不能发展，还到哪里去征税呢？”说明了 “民富”与 “国富”之间的统一关系。

在义、利关系上，孔子既承认人有追求富贵利达的合理性，又强调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应严格遵守名分的限定和道德抑制。在 《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9]说明孔子对超越名分占有财富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认为，如果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不受限制，势必会打破宗法名分制度及其等级制经济秩序，使社会陷入越位侵夺之乱。孔子强调 “义以为质”[10]（以义作为根本）、“义以为上”[11]（以义作为高尚的品德）、依 “礼”而行、合 “义”而动等礼制。

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就是说，富裕与显贵都是人们盼望得到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得，宁愿不得；贫困与低贱是人们所厌恶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宁愿不摆脱。他还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3]即用不正当手段去获取的财富和权贵，在我看来，就像天上的浮云。孔子特别强调 “见利思义”[14]，即遇到有利的事时，要想想是否合义，不义则不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15]就是说，符合礼义的钱财才去取，别人也就不厌恶你去取。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16]。即如果放纵欲望无尽地追求私利，难免会危及他人，招来许多怨恨。

孔子的义利观还着眼于大义大利的结合上。所谓大义，即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所谓大利，即体现着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利。对公利而言，利即是义，义即是利，这是义与利的内在统一。

我们从孔子与子贡对管仲的不同看法上，可以进一步了解孔子的义利观。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内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7]管仲本是追随公子纠的，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子贡认为：“管仲理应殉死，但管仲不仅没有以死尽忠，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不是仁人了吧？”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结束了混乱局面，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很大，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那我们还会像落后民族那样，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哩。普通老百姓为恪守小节，自杀在山沟里无人知晓，毫无意义。”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征战不已，老百姓深受其苦，管仲辅佐齐桓公，化干戈为玉帛，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这是最大的义，也是最大的利。可见，孔子的义利观多么开放、深远。

孔子还看到，分配不均是 “民怨”与社会不安的重要原因。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8]南宋哲学家朱熹对此句曾做如下注解：“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就是说，不怕财富不多，怕的是财富不均。不怕人少，怕的是境内不安。如果财富平均，就不会有贫穷。如果境内安定，就不会觉得人少。国家上下相安，就不会倾覆。

孔子还倡导 “勤劳致富光荣，懒惰致贫可耻”的荣辱观。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9]就是说，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国度里，入仕求职的机会多，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去获得富贵，但若还处于贫贱地位，说明这样的人不勤勉，是可耻的；在一个多行不义、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如果还能发财当官，这种人不是同流合污，就是趁火打劫，同样可耻。

总结孔子的一生，他办了三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创立了一个具有浓厚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了集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的古代典籍；三是创办私学，扩大知识传授面，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

孔子从一个贫困的孤儿成长为一个受人尊崇的大夫，无疑在贫困子弟中树立了一个奋发努力、刻苦学习的榜样。孔子逝世之后，地位大大提升，从汉唐到明清的封建帝王、良臣能相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同程度地尊崇孔子，称师、号圣，力图从孔子的思想中获取精神支持以及治世之道。

孔子的经济思想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从积极面来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封建时代，各社会群体的艰辛劳动只能获得有限成果，孔子的经济思想使人们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等级社会中各安其分，克己以礼，有效防止了因争夺有限资源而产生的逾位混乱状况，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孔子的义利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重道德修养、重理想情操、爱国爱民等优良美德。从消极面来看，孔子的 “名分限定”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导致人们不敢竞争的因循守旧心态，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竞争难以有效展开，商品经济难以发展，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得以长期存在。

2011年

[1] 《论语·子罕》。

[2] 《论语·卫灵公》。

[3] 《论语·述而》。

[4] 《论语·述而》。

[5] 《论语·子路》。

[6] 《论语·颜渊》。

[7] 《论语·学而》。

[8] 《论语·颜渊》。

[9] 《论语·先进》。

[10] 《论语·卫灵公》。

[11] 《论语·阳货》。

[12] 《论语·里仁》。

[13] 《论语·述而》。

[14] 《论语·宪问》。

[15] 《论语·宪问》。

[16] 《论语·里仁》。

[17] 《论语·宪问》。

[18] 《论语·季氏》。

[19] 《论语·泰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