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假设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四个全面”将进一步把这一理论自觉落实为实践自觉。

人的全面发展，显然是对古典国民经济学家“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超越。唯GDP模式，即对应着“经济人假设”；而人的全面发展，理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显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任务，而且要求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并具体体现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各个层面。

“经济人假设”把人看成是经济的和理性的动物，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看成人的活动的本能，“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功利主义的人性设定，“利”无疑是经济人假设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由于对“利”的含义的理解不同，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无疑是排斥“利”及“经济人假设”的，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非主流传统或许肯定“利”，也承认所谓“经济人假设”，甚至以孔子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或用民谚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利”正名。但总体而言，功利主义是受崇尚“义”的主流价值所抑制或排斥的。如前所述，强调“义”的中国传统更接近于也更易于与社会主义相容，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传统则更易于形成“利”的价值，即，功利主义价值。后者正是通过包括接受“利”的启蒙及洗礼，从而完成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转型。

事实上，“经济人假设”是经历早期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而形成的，是现代性的人性理论。“经济人假设”包含着“利”，但已不是赤裸裸的“私利”及“利己”，换句话说，是在新的理性化框架中把握和肯定的“利”，是“利”的合理化。功利主义也并非利己主义。迄今为止，我们实际上过于“功利化”地理解功利主义，好像功利主义就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且比利己还要利己。须知边沁对“功利主义”的定义乃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可见功利主义追求的实是集体价值，包括通过集体价值表达的个人价值，完全不等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显然也不是欲望化的利己主义的直接放大，而是通过集体性的力量从而实现效益与福祉的增值，是集体性的功利主义，换句话说，功利主义本身就是集体性的。事实上，功利主义已经开始从正面积极地考虑并推动制度规范、社会福利及相关社会政策，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把握“利”，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显然不同于孔子所批判的“利”，也不必因儒家批评“利”而将儒家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对立起来或等同起来。“理性经济人”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

今日中国对于“经济人”的超越仍存在着双重任务。

一是超越传统的利己主义，合理理解并肯定现代性的“理性经济人”。重“利”的非主流传统可能是利己主义的，所以显然不是“理性经济人”，儒家学说也不肯定“理性经济人”。客观说来，经历了20余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人方形成“理性经济人”及功利主义，这本身就具有进步意义，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理性经济人”的基础。把功利主义“功利性”地误解为利己主义，实际上是将传统非主流的“利”的观念误认为是现代性的主导观念，并因此完全误解现代性。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及“理性经济人”实际上意味着面向现代性的基本启蒙。人以理性的和集体的方式追求最大价值，这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GDP的发展模式，确是“理性经济人”及集体性的功利主义的结果。在以增长为常态、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的条件下，GDP的发展与对其的评价仍是必要的，“理性经济人”及集体性的功利主义依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不可行；在当下时代，对单一GDP模式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的确也存在着一种完全否定GDP并试图恢复到某种原始简单且一厢情愿的自然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也是错误的。

二是必须超越“理性经济人”，在更高的意义上追求和实现人的价值。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求全面理解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绝不只是单一的经济指标和兑现“经济人假设”，而是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有着内在关联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建设，其中包含着足够的文明内涵：必须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将发展质量转变为生活质量、社会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生活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全部，仅仅停留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贬低，因为在那里，人仅仅被看成经济的动物，是片面的人。关键之处在于将GDP的增长转化为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对仅仅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唯GDP主义展开批判。在已经历连续20多年GDP高速增长的今天，国人对某一年的较低的GDP增长率实无必要焦虑。须知，当下中国7%的GDP年增长率，已远非数十年前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可比，除了不断增大的基数以外，对环境的压力、对经济结构的功能效应、对社会秩序及社会政策的调整，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都需要得到恰当的估计。今天，人们日常生活里最为常见的事情，便是关注所在地区的PM2．5值，人们心情的好坏，也差不多就取决于空气质量，柴静的纪录片《苍穹之下》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显然不是因为其片子拍摄的专业水准，而是因其聚焦了大家的共同关切。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尤为操心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念兹在兹的正是生态文明建设，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少于60次谈到生态环境问题。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2013年4月2日，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发表谈话，指出：“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植树造林，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特别讲到生态环境保护：“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美丽中国无疑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中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滞后等原因从而导致经济停滞的现象。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 262美元（2013年是6 629美元，2012年是6 100美元，2011年是5 445美元），居世界第79位，人均收入基本接近于中等水平，看上去似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从目前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仍然十分明朗，因而，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也未可知。如果说中国避开了这一问题，可能同这些年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关系；如果说问题本身不成立，则可能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及发展态势已然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即，改变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前提。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十分重视这一问题。

同“中等收入陷阱”相关，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发展质量问题，即，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换言之，我们所忧虑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发展方式及人的问题，是对看上去习以为常的现代文明的反省与自我调整问题。

健全的现代社会发展一定要注意协调好经济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人自身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外，还特别地取决于文化传统、精神信仰及价值观，因此，必须注重文化自身的逻辑。历史上，文化的兴盛常常是以复兴古代文化为名目的，而其所带来的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性进步。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向前的，那么，文化传统的价值向度有时候则是向“后”的，但这里的“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落后，这是一种价值设定，是对文化传统的敬畏与内在转化的要求。因此，文化的向“后”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调整与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规定着经济发展本身。文化的守成不是落后，而恰恰有可能深化发展的文明程度，因此，文化领域不能完全以发展或进步来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是否包含着文化价值，决定着一种发展模式的文明性质及其内在合理性。

文化显然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关联在一起的。人类的自我实现与解放，必然表现为相应的社会意识及建构方式。文化传统的流变是通过一定的社会进化活动体现出来的，并且直接受到社会进化的规定与影响，一定的文化传统总是要求与一定的社会状况相适应，而社会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追求进步的存在，社会的发展与进化本质上也应当有益于文化传统的转化及更新。文化传统的转化与更新的方向往往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于由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坐标，但当社会发展出现某种问题时，文化传统又会对整个发展体系进行调整及再定向。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社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与完善，社会的治理方式也逐渐趋向人性化，而人们对于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培植起信心。

但是，现代性的问题，正在于在发展目标上常常以“进步强制”的方式将文化传统一股脑儿地统括进来，进而忽视文化传统向“后”的特征，仅仅只是在线性的、向前的、唯经济的意义上理解和实现“发展”，从而轻视甚至牺牲人赖以获得生命价值的文化传统。唯GDP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导致了诸如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直接导致文化价值的旁落与疏离，看上去高档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形成相应品质的精神内涵。这些年流行的那个我们并不喜欢的“土豪”，实际上就刻画了某种我们尚未反思的价值观念。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早期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建立在唯经济发展观基础之上，使文化自身不断物化的发展模式。它试图凭借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解决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诸多矛盾，但唯经济的增长模式决定了它只会加深这一系列矛盾。因此，20世纪60年代，面临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环境、社会及人自身的问题，西方国家开启了一场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观的转变，从民间的生态环保运动，到知识文化界的现代性反思浪潮（如“罗马俱乐部”、1968运动等），均属于此，并指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诸种关系之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反思。当代西方发展观的转变，也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现代文明重构时，应当予以借鉴的。当然，我们要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