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行使的方式

二、武力行使的方式

武力作为对外政策的手段，其作用有实战和非实战两个层面，是其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的统一。人们主要关注武力的实战使用，因为战争导致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改变国家的政策，有时还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改变。由于战争的暴烈性，人们对武力实际使用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武力的作用不止于此。即使武力没有被实际使用，武力仍可能被用来帮助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

除了自保之外，武力的实际存在也和一国的国际威望直接相联系，是一国外交的后盾。19世纪的普鲁士国王曾说过：“没有军队的外交就如同没有乐器的音乐。”曾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5年也说过：“我从不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步骤，除非我能够确信，我最终能以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意愿。”一国的武力越强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相应扩大。英国历史上能够建立起面积达2100万平方公里的“日不落”殖民帝国，靠的就是它所拥有的无人匹敌的强大舰队。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能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也是由于两国巨大的军事力量大大超出了其他次等大国。如果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当今的俄罗斯已不及许多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俄罗斯巨大的核武库的存在，仍然使它在一些国际问题的解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力之所以能成为外交的后盾，在于武力和外交是一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两个相辅相成和相互配合的手段。一国确立了对外政策的目标，它大多会首先运用外交来和平和低成本地达到目标。但是，如果这一目标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外交失败时，一国将付诸武力来暴力地实现其目标。对于任何一国来说，在与另一国进行外交交涉和谈判时，它时时需要了解其外交对手具有何种的武力，并把对外交对手的武力评估作为自己进行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对手的武力太弱，一国可以不必担心因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招致对手的武力进攻。如果对手的武力强大，一国将会在外交谈判中非常小心地行事，以免外交失败后受到武力进攻，而使本国的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因此，即使一个武力强大的国家在外交谈判中并没有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其相对弱小的谈判对手常常会屈服于强国的要求，使强国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满足。

在当今的世界中，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失去市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一项通行的准则。但是，这不意味着外交以武力为后盾的权力政治就彻底过时了。20世纪8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缓和外交只注重外交，而忽视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加强。其结果，助长了苏联在全世界有恃无恐的扩张行为，也使其他中小国家敢于无视美国的利益，如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员作为人质。因此，新政府的任务就是要重整军备，加强美国的国防能力。里根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军事竞赛中，美国是失利的一方，而且，差距在拉大，苏联的核力量无论在当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已处在危险的领先地位。当务之急是加强常规和战略军事力量，使之不仅能和苏联旗鼓相当，而且要对苏联取得优势，这才是和平的先决条件，美国也将恢复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21世纪初执政8年的小布什政府在外交的背后，也常常显露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二）武力威慑和武力威胁

武力的非实战使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武力威慑和威胁使用武力。两者都不涉及武力的实际使用，而是通过调动本国的武力资源来和平地达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的。两者虽然都表明了使用武力的决心，区别是，武力威慑是要以此来遏止其他国家实行损害本国利益的政策和行为，而武力威胁是要迫使其他国家屈服于本国的意志。武力威慑要促使他国不做某些事情，而武力威胁则要强迫他国做某些事情。武力威慑通常是被动的和防御性的，而武力威胁则通常是主动的和进攻性的。

一国武力的大小代表着一国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任何一个国家，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维护领土完整，实现独立自主，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武力为依托。即使这些武力没有用来指向任何特定的国家，这些武力的实际存在本身便可威慑任何潜在的敌国，促使它们放弃任何侵略和武装干涉的意图，从而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些核心目标。即使是那些得到国际承认的中立国，如瑞士和瑞典，它们也认为，要维护自己的中立地位，光靠国际协定和外交努力还是不够的。它们的信条是，中立政策必须有“与国情相适应的强大的国防”，“战争要靠随时准备进行战争来加以防止”。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士和瑞典拥有庞大的武力配备，并不停地进行着国防准备。尽管它们的常备军人数不多，瑞典有6万多人，瑞士只有3500人，但一旦进行军事动员，瑞典可以在72小时内使总兵力达到75万，瑞士在48小时内组建起60万人的军队。这样规模的一支武装力量足以给任何外来侵略者造成重大的伤亡，从而让任何潜在的侵略者缩手不前。有人形象地称呼这种武装中立为“刺猬战略”。

以武力来保障本国的安全及其领土完整，是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必然要求。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是基本的单位，在它之上，不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权威。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把此种状态称为“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助，即国家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一国如果未能建立起一定的武力，不能足以威慑任何潜在的敌人，它就可能面临外来的入侵，并导致国土沦丧和任人宰割。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已经领受了沉痛的教训。冷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世界将进入一个既没有热战也告别了冷战的和平时期。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经济相互依存将取代全球冷战，而把世界带入一个武力的作用大大降低的世界。各国可以大幅削减各自的军费开支，并分享所谓的“和平红利”。1990年的海湾战争立刻提醒人们，一些抱有领土野心的地区大国依然不忘使用武力来推行扩张政策。而1999年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表明，当今世界的军事强权还念念不忘以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中小国家的头上。

武力威胁是强权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惯常手法。人类历史上，强权国家使用“大棒政策”和“炮舰外交”的事例比比皆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动不动就对弱小国家进行武力威胁，以榨取各种外交特权和经济利益。武力威胁可以用言辞或行动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则涉及两种方式的相互配合。一国口头上发出的武力威胁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私下传达；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台湾当局控制下的一江山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动用美国军队来保卫台湾。中国政府并没有被此威胁所吓倒，继续准备对大陈岛的进攻。2月，台湾军队从大陈岛撤退，美国的武力威胁破产。1969年9月，一位有苏联消息来源的英国记者在西方报纸上扬言，苏联有可能对中国设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空袭。周恩来总理在9月11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会晤中严正指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这也许就是以武力威慑成功地对付武力威胁的一个事例。武力威胁也可以通过提高军队的戒备状态，进行军事部署和调动来宣示。1973年，苏联集结了空降部队，威胁以色列如继续消灭埃及的军队，苏联空降兵将进行干预。该威胁有效地促使以色列放弃了消灭埃及军队的计划。

一国能否通过武力威慑或武力威胁来达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的，取决于三个要素的组合：一是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是否有实际使用武力的决心，三是被威慑或被威胁的一方是否相信这些武力和使用武力的决心并调整自己的政策或行为。也就是说，要使武力威慑或武力威胁达到对外政策的目的，一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和使用武力的坚定信心。光有强大的武力，而缺乏使用武力的决断和意志，武力威慑和武力威胁就虚有其表，起不到遏制和改变他国行为的目的。比如，在二战前夕，英法两国的实力不在德国之下。但两国在绥靖政策的指导下，对希特勒德国的扩张行为不敢用武力加以制止。结果，令希特勒得陇望蜀，发动了征服全欧洲的侵略战争。

武力威慑或武力威胁要发生作用，关键是如何把使用武力的决心告知潜在的敌国。这涉及信息传递的问题。即使一国具备了强大的武力和使用武力的决心，但如果武力所要威慑的对手对此没有正确的感知，威慑和威胁仍然不会产生作用。因此成功的威慑或威胁需要以对手可认知的方式传达信息。就威慑而言，即使本身的武力不强，精心设计的信息传递仍能达到威慑的目的。三国时期蜀国军师诸葛亮在他的空城计中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城防空虚，援兵未至，诸葛亮令蜀军城门大开，军士清扫街道，而远处隐有旌旗闪动。来犯的曹兵以为诸葛亮已设下圈套，不敢冒险进攻。

（三）武力干预

武力干预是一国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派遣到另一国的领土上来影响该国的事态发展和政策。武力干预是武力的实际使用。和战争相比，武力干预的时间相对较短，规模较小，使用的武力的数量和种类也有诸多限制，因战斗而导致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相对不大。根据美国一位学者的研究，在1945—1991年间，全世界共发生了690次武力干预，其中，美国发动了71次，苏联进行了25次。这个统计排除了许多秘密进行的武力干预，并依据一个较为狭隘的定义，即武力干预中使用了武力；武力干预的动机是具有敌意的；武力干预导致了军人的死亡；武力干预被遭受干涉的一方认为是战争行为。

当然，如果以使用有限武力并旨在促进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为标准，那些受到另一个政府的邀请而进行的军事干预也可以归入武力干预的范畴。如此，军事干预有未经被干预国政府同意的干预，也有得到被干预国政府同意的干预。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力干涉，具有贬义的意味；后者则可视为军事支持。在两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都试图通过军事干预达到本国的某项对外政策目标。

一国政府邀请外国军队进驻，以平息国内的反叛或抵御外国的侵略，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并且符合有关国家各自的利益，并为有关的国际法所许可。比如，在1965—1973年3月，为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志愿部队32万人。中国在北越的兵力，最高年份达到17万人。有数千名中国士兵为保卫北越而牺牲。在1990年8月，伊拉克出兵占领了科威特。在科威特政府的呼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许可下，1991年1月，由美国军队为主的多国部队50多万人发动了一次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干预行动，迅速击败了伊拉克军队。科威特恢复了独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这次行动更加牢牢地控制了中东这个产油重地。

然而，没有经过一国同意的军事干预，即军事干涉则是另一回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就庄严地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举世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也包含着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定。可以说，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强调尊重国家的主权，而反对任何旨在损害主权的武力干涉。但是，强权国家仍然通过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进行武力干涉。1965年4月，打着“保护侨民的生命和安全”的幌子，3．5万美国军队，在380架飞机和40多艘军舰的支援下，悍然进入南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推翻了以卡马诺为临时总统的新政权。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50万华约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占领了捷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拘捕了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等捷党政领导人，并把他们押到莫斯科，从而以武力干涉扼杀了“布拉格之春”。苏联的借口是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颠覆阴谋。1989年12月，美国军队又以恢复“民主程序”和捉拿贩毒分子为名，派兵进入巴拿马，拘捕了巴拿马当时的总统诺列加，并把他押往美国受审。

在冷战后，武力干涉的事例非但没有减少，相反有增多的趋势。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方国家正在主导国际舆论，大有将武力干涉合法化的势头。西方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为了保护人权，世界各国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的许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借口南联盟在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在1999年对南联盟进行了持续数月的空中打击，迫使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出军队和警察，并将科索沃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而联合国也在随后对北约的行动加以默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完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时期的发展，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国际动向。

（四）战争

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不朽名作《战争论》中研究了130个战例，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对战争进行了理论分析。在书中，他提出了一句广为后人引用的名言，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写道：“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目标的，因此，不能为战争而战争，而应该通过战争来追求外交所不能达到的目标。“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引起了列宁和毛泽东的极大共鸣。列宁曾写道：“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而毛泽东则认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通观人类的战争史，战争给人类所造成的破坏常常没有理性可言。不过，各国走向战争的决定则经常是“理性”的，是在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后作出的。当今世界中战争的发生概率小于以往，但战争还没有绝迹。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关国家仍然认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发动战争可以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可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国家预期的利益或减少国家预期的损失。战争的成本包括本国人员伤亡、物质损失、军费支出、领土丧失、政权更迭等等。战争的收益包括消灭敌方军事力量、占领敌方国土、夺取敌方财富和增加本国的国际威望等等。在核时代之前的战争史中，交战国家的理性预期是，一国如果赢得战争，本国付出的代价仅是有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而胜利的收益将足以弥补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而有余。英国在1840年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死亡几百人的代价击败中国，迫使中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夺取了2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强占了香港岛，并迫使中国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五个沿海城市为通商口岸。在此之后，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数度开战并轻松赢得胜利，从中国抢夺了大量的利益。可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里，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本万利的合算买卖，低成本，高回报。

对于那些成为侵略战争对象的国家而言，以武力来自卫是寻求自保的最后手段。武力的运用，必然会产生人员物质的损失。但是，与不加抵抗所带来的损失相比，进行战争将减低可能的损失。1940年5月，德国军队在西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德国装甲部队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从北面长驱直入。6月，巴黎陷落，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将法国北半部拱手让给德国，自己偏安维希，改称“法兰西国家”。如果这一局面持续到战争结束，法国将彻底失去其大国地位。将法国拯救出来的是戴高乐将军。他在贝当政府投降后，在英国和北非建立了自由法国运动，在海外从事抗德斗争。戴高乐的军队不仅参加了解放本土的战斗，而且，在法国获得解放后，还参加了对德作战。正是这一抗战的努力，令法国在战争结束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以主要战胜国的身份参加战后世界的安排和对德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