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助推

第一节　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助推

在较为公开化的国际社会里，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2]可以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谁能控制国际舆论，谁就能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法理与道义的正当性；谁能利用国内舆论，谁就能把它变成外交利器，迫使对方让步。作为国际社会成员，中国也不例外：在一些危机外交中，中国政府总会寻求也总能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加大了与他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网络爱国主义给中国外交提供了两方面的支持：通过网络舆论给外交政策提供民意支持，增加外交回旋余地；给外交对象国制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

一、网络舆论提供民意支持，增加外交回旋余地

到2009年年初，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3亿，总体规模为世界第一。这些数目众多的网民，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观点，形成了“新意见阶层”，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射，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3]“新意见阶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的一个突出口号是“不让祖国受委屈”。网民们大胆发言、有话直说的表达风格，不仅有助于扫除国内政治中太多官话、套话与“车轱辘话”的弊病，更有利于面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民众的要求，促成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彰显，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

在很多外交场合，政府表态会留有余地，不愿把话说得太生硬。因为，政府必须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承担政策责任，而事态总是在不断变化，表态不能太绝对，不能自堵后路。但是，这种措词得当的表态，有时会失去应有的分量和力度。而舆论的表达渠道和方式则不同，它可以用一种肯定甚至是激愤的语气把政府的真正要求表露出来，其好处在于既可以不承担外交上的责任，又可以直接把中国人的要求和感情表达得最有分量、最有效果。^[4]这样，政府和舆论，一正一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尽管政府的态度只有一个，但民间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甚至有鹰派、鸽派之分；这种局面就等于告诉其他国家，中国人其实有很多意见，也会有很多选择，目前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如此，可能会更有利于外交政策的实施。

在对日关系中，网络舆论就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这样有利的支持。下面将通过事实的梳理来证明：在2005年中国民间的反日抗议活动中，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是默许的，因为民意的表达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更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对于日本来说，2005年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增加常任理事国的制度讨论与外交折冲，是决不能错过的机会。

但是，由于参拜靖国神社、拒绝“慰安妇”索赔、否认侵略暴行或为之进行辩护等问题频繁出现，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曾饱受日军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的认可，日本的国家信任度因之大打折扣，成了“入常”路上自我设置的一块绊脚石。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就说：“中国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竟然要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中国国民的心态，也是日本其他邻国的普遍想法。”^[5]对于安理会改革的前景，有接近外交圈的专家指出，中国政府了解民众不希望看到没有反思历史问题的日本“入常”的意愿，认为安理会宜暂时保持现状。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就明确指出，中方不希望看到就安理会改革的讨论和争议冲淡甚至损害对其他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的磋商，更不希望看到联合国因此陷于重大分裂。

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希望安理会进行改革，安南和美国对日本“入常”明确地表示了支持，而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则希望出现别人出头阻止安理会扩大，自己“搭便车”的局面。面对如此情形，对中国来说，立场坚决、态度鲜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必须有其他既避免直接碰撞而又能达到目的的恰当手法。实际上，一开始中国对日本“入常”的要求表示了理解。2004年9月9日，针对“日本首相开始谋求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中方有什么立场”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我们理解日本方面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这一语义模糊的外交表态，在国内引发了反弹，网络上民意汹涌、齐声反对。9月18日，“爱国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到日本大使馆前集会，抗议日本“入常”和中国表示“理解”的态度。这使中国外交处于两难境地：官方表态与民间想法的鸿沟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能漠视；但屈服于国内舆论、不顾国际舆论而对四国提案采取强硬立场，从国际政治环境与外交策略来讲也不合适。2004年10月以后，中国外交部门小心谨慎地再也绝口不提日本“入常”一事。

然而，民间却积极行动了起来。2005年2月28日，美国多个华人团体率先发动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百万人全球签名”活动。3月22日，人民网贴出文章《美国华人发动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6]，介绍了始于美国的“反日入常”签名活动。官方媒体的态度鼓舞了国内众多网站的加入，掀起了“反日入常”签名的高潮。3月23日晚，中国访问量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加入到建立“反日入常”签名点的行列中。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回忆说，“整个编辑部沉浸在一种罕见的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气氛中，叫人感动。”至4月下旬，网络大签名的总人数已达到4000万（当然不可避免有少量反复签名、替他人签名的情况）。

在提供签名平台的同时，网络论坛也在呼吁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其中。比如，在2005年4月3日惠州举行“坚决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名”活动前，惠州学院的BBS发帖呼吁前去现场签名。帖子写道：“发动侵略战争、施行残酷兽行以及如今肆意涂抹历史、百般推脱责任的国家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吗？同胞们，现在是拿起你手中的笔，庄重地签下你的真实姓名，表达你反对日本‘入常’的时候到了。不要等待，不要犹豫，不要沉默！让世界听听中国人的声音！不管最终能否阻挡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只要将正义的要求、其无耻的行径广告于世界各国、声诉于人类文明，便是值得鼓呼的胜利，我们需要你的支持！”^[7]

在民间签名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官方的态度也日渐明朗。2005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不认为在线签名是反日情绪，日本要对历史问题采取正确与负责的态度。25日，新华网也开始了“坚决反对日本获常任席位”大签名。29日，刘建超再次表示，日方需对历史问题采取负责任态度，以此来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的信任。3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在网页上贴出消息，综合报道有关签名和抵制日货的行动。^[8]同日，刘建超在回答关于抵制日货问题时说，中国人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多样的，它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本错误的态度。

与此同时，街头请愿走向更大规模。这些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是由“中国保钓联合会”和“爱国者同盟网”发起的，主要集中在连续三周的周末：4月2-3日在成都、深圳，4月9-10日在北京、成都、深圳及其他地区；4月16-17日在上海、沈阳、深圳及中国其他城市。在北京的游行中，通过网络聚集起的参与者超过万人，包括学生、居民和民工等。

出于避免出现极端行为的考虑，与此前对签名请愿的普遍报道不同，中国传统媒体对这些游行请愿只字未提。据《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的编辑回忆，在4月2日游行前一天，报社接到通知：不许报道，以给政府留有余地。这些活动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4月9日，万人上街游行的消息成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头条，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要求与想法。

最后，签名组织者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举行集会并把签名册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6年5月初，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透露：“据我所知，安南已经收到了这份联合签名。”陈健还透露，其实不只是这份书面签名，去年日本申请“入常”期间，在联合国对面的一个广场上，就站满了抗议的人群，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声音使所有联合国外交官都知道了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亚洲民众强烈反对。”^[9]

与此同时，安理会改革讨论进入关键时期。2005年3月31日，134个国家参加了支持四国提案的大会，超过了联合国大会表决所需的2/3多数。如果此时再不行动，等联合国大会以2/3多数通过后，心存异议的常任理事国就只能动用否决权来阻止不合格的国家“入常”。这必将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抨击，并对安理会的体制提出更大的质疑。

2005年4月5日，日本通过了粉饰侵略暴行的新版教科书，根本不拿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感受当回事。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网民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各大网站，包括外交部网站的BBS上留言，对政府未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表达愤怒：“如果不否决日本‘入常’，将与卖国的、软弱无用的清政府无异。”此后不久，网上签名人数达到了8000万。

国内掀起的签名活动，再加上东亚其他各国数千万人也签名反对日本“入常”所形成的民意诉求，由韩国、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组成的“咖啡俱乐部”对日本、德国、巴西、印度四国“入常”行动的反对态度，以及日本自身“急进”的手法引起国际不满等因素，使得美国开始改变态度：它不愿意在没有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让日本遂愿，也不愿为了日本而犯众怒。同时，美国也开始担心中国不断激化的民间情绪是否会导致中国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彻底放弃，转而采取更加强硬的鹰派外交政策。另外，美国其实也不想安理会再多一个有否决权的国家来分享权力。它之所以一直不露出底牌，也有不想引起日本的不满与仇恨，让其他国家打头阵的考虑。

于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开始在阻止四国“入常”上发挥积极作用：从坚决支持日本变为明确反对四国方案，并与中国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据央视《中国周刊》栏目在2005年8月8日题为《六方会谈与中国舞台》的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宣布，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将共同作出努力，阻止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决议提案。^[10]2005年4月7日，负责提出联合国改革建议的美国国务卿顾问塔西克莉向联合国大会表示：我们不应受到人为期限的限制，包裹式的联合国改革及发展目标不切实际，希望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改革。这一态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的发言主旨已经相当接近。当天早些时候，王光亚表示，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对各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一时难达成共识可继续磋商。他特别强调，中国不赞成为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缺乏共识的不成熟方案。

相同的态度带来联合的行动。2005年4月11日，中美联合发表官方声明，强烈暗示日本“入常”的努力不会成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说，考虑到周末（4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和中国高官的表态，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改革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同时，中国也在联合国表态：在达成一致前，反对进行投票。这等于是否决了任何相关增选常任理事国的提案，因为在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

2005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明确表示：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应应该让日本政府有深刻的反思；一个国家只有尊重历史，对自己的过去负责，赢得亚洲和世界多数人民的信任，才能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谴责日本对待历史的错误言行才是引发中国抗议的主要原因；要防止事态失控，日本方面需要反思。对此，网民表示欢迎，有网友在“强国论坛”上发帖称：强烈支持温总理关于中国大规模反日示威的讲话，敦促日本反思并正确对待侵略历史。

温总理讲话后，俄罗斯马上表态，认为一致同意是必要的，并对四国提案付诸表决持保留意见。这样，安理会五常中有三国表示需要一致同意而不是提交大会表决。最终，到2005年8月份，四国“入常”提案失败。

二、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

在网络舆论缺席的年代，中国国内舆论的力量很薄弱，极难影响外国政府的决策。外国政府很清楚：中国媒体和民间的声音不过是重复政府的态度而已，因此只需与政府打交道而不必考虑中国的国内舆论。这样，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外交政策，也会被外国政府视为单纯的政府决策，而不是代表了多数中国人的真实愿望。毕竟，一项单纯的政府决策，既可以通过政府态度的变化也可以通过互相协商来加以改变。而要改变真正为国内多数人所推动和认可的外交政策，外国政府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即改变政策才能实现。^[11]

在网络舆论正以越来越大的力度影响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背景下，任何忽视中国民间声音的国家都将付出“政策成本”。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12月30日刊登《日中关系出现新现象》的文章，其中写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反日网站在迅速增加。从大型反日网站‘爱国者同盟网’扩展出来的链接包括主页在内就有70多个。它们通过在官方网站上有组织地发表评论，已经对官方媒体的论调和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大部分的中国反日网站都是最近两年才建立的，从公开的会员数量推测，‘经常性会员’大概有10万人左右。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也对这种网上的反日舆论作出了敏感反应。网上展开了反对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签名行动，一周时间内就有约8万人签名，中国政府年内作出决定的计划也因此搁浅。中国政府虽然表示重视对日外交，但也考虑到网上舆论的反对，使日中首脑互访毫无进展。一位中国当局者透露，‘我个人能够理解小泉首相迫于舆论不得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说服不了中国的舆论。’他暗示了不能无视网上的舆论。”^[12]

2005年，因为反对日本“入常”，中国民众在网络上掀起了汹涌的反日浪潮。受此影响，日本时任首相小泉主动表示，不希望两国再相互谴责，希望与胡锦涛主席在4月底的亚非峰会上会面，不（因为中国人在游行时攻击日本使领馆而）寻求道歉。用法新社的话讲，这是小泉“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为表示诚意，在2005年4月22日，小泉表示日本应对历史罪行深深悔恨并诚挚道歉。

日本民众对此也感受很深，并认为需要加强中日关系。《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11月28日发表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就“今后在外交关系方面，您认为最应该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一问题，回答“中国”的占35％，居首位。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安倍上台以后，才一改其前任一味强硬的顽固作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刻意走模糊路线，在历史问题、日本是否“拥核”问题、东海资源问题等方面作出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姿态。

当然，对待民意与中日关系的互动不能简单地断章取义，中国网络爱国主义如何影响日本政客以及如何与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互动，仍需要观察。

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也让西方国家认识到了中国民间的力量。由于4月份数千名“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巴黎站的传递活动，导致中法关系交恶。中国部分民众通过网络呼吁抵制法货，并在许多城市的家乐福超市门外举行抗议活动。此后一段时间里，萨科齐一直竭力强调与中国对话的重要性，并强调激怒中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在一次采访中强调，“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将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推向一种受伤的民族主义”。^[13]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在奥运之前放言抵制，而在奥运举办时又多数与会^[14]，原因之一就在于，全球华人的反西方行动与网络抗议让他们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奥运的顺利进行来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实际上，网民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吴建民在谈及公民社会时曾指出：中国外交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民间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例如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然后爱国网民的反应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对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利于奥运会后来顺利地进行。^[15]

其实，西方社会一直担心，当中国的国家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提升，中国可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加以控制。这是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一套话语逻辑，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成长并将改变世界权力秩序、利益格局的背景下，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作出的判断。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中国的民间力量毕竟让西方认识到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的重要性，从而为中国的和谐外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当然，除了为本国外交施加推力、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两点，认为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助手，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通过“汇聚民智”的网络舆论的输入，能加强集体决策的科学性，防止领导人单独或与核心顾问磋商后做出的决策中可能存在的非理性与片面因素，为封闭的外交圈子提供新鲜的决策思路和智力补充，并对少数短期有利而中长期有害的外交操作发挥制衡的作用。公众舆论中的一些善意异见，也有助于本国政府防微杜渐。这是与中国外交始终具有的务实特点和新一代决策者的时代特征分不开的：务实的特点使得中国外交可以具体事情具体对待；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较过去更能“从善如流”，更能吸收来自社会的意见。^[16]

总之，在从精英外交向公众外交转变的过程中，自公共力量中产生的自发性外交思考，尤其是网络舆论的自觉行动，实际上推动了外交层面的努力与外交效果的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