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考验网络执政能力

又是一年“两会”季，每到这个时节，公众的政治热情都会被不同程度地调动起来，公众的共同关注汇集成一个季候性的舆论场。“两会”期间公共舆论的活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使得政治表达、参与的空间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的政治表达、参与诉求的高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媒介的大面积普及，为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据央视报道，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5．38亿人，而这个数字还在上行。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空间里释放的能量极其惊人。每当遇到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时候，网络空间更容易成为舆论的风暴眼。互联网时代的舆论表达，对执政党的网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互联网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这一技术具有巨大的解放功能，它能把你、我、他这些一个个原子化的“孤岛”迅速联结成为一个网络“共和国”，构筑成一个原先社会结构中所没有的新的公共空间。因为它的存在，一个个社会主体，不再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一个个活跃的社会因子，他们以复数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真实地活跃着。回望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真的很难相信，这个当年为你我所陌生的东西，如今竟会这么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我们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小到对一个社会个体，大到对一个社会共同体，其影响的深度也许是“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很难清楚体会到的。只有当我们蓦然回首，与昨天的世界进行比较的时候，才可能会产生“当惊世界殊”的惊异感觉，会发现互联网给你、我、他，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别样的精彩或无奈。

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我们的政治交往方式。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因为触手可及的互联网，我们需要重新编织着我们的交往网络，也得重新构筑我们的公共空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方式，也因互联网而改变。网民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互联网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物理上的便捷，缩短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革命性地改写了我们的社会空间，重新定义我们的政治生活。如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即可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表达或行动者。因为互联网成就了我们，把过去我们所理解的不可能，迅速变为可能。“两会”期间，我们可以在网上，与几千里之外的总理“聊天”，总理在网上与网友聊天，上演了一幕中国版的“炉边谈话”，激发起公众巨大的政治表达热情。试想，在没有互联网时代，与政治领导人如此大面积、放松地互动，这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今天，拜互联网所赐，中国的“两会”不仅仅是精英们共商国是，同时还是芸芸众生参政议政的集体节日。

互联网是一个典型异质性的媒介，它来自于异域语境，进入中国，它所产生的“鲶鱼”效应，对原先的媒介环境构成一定的消解作用。互联网在中国使用，同样面临着被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在接受互联网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把它纳入到既存的媒体框架进行规制、管理，而是作为商业网站的组织形式进行推广的。把在这过程中，互联网有的功能被过度释放，有的功能则被轻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在当下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功能的开掘远不及新闻传播、娱乐、政治表达功能的释放。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蔡名照先生的观察，中国互联网使用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中国互联网的新闻传播与舆论交流功能突出；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互动的特点突出；先发展后管理现象突出。我认为，这一概括比较到位。与国外相比，互联网功能在中国有很大不同，这可能与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偏好有关。

有意思的是，互联网刚在中国推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释放出这么大的表达能量。当时，我们似乎更重视的是它的商业性功能，因此，没有把它纳入到媒体管理框架，而是直接推向社会，当时有很多网站是以商业公司的形式面世的。这一点倒与国外的互联网使用模式相似。但互联网进入中国，其商业性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而其他方面的功能却得到空前释放，甚至是过度释放。这就造成了中国互联网功能开发的不平衡。中国网民之所以会在互联网不同功能之间厚此薄彼，可能与此前媒介环境的功能缺失或结构失调有关。中国网民对互联网表达功能的过度偏好，造成了中国网络舆论的非常态亢奋。这种非常态的网络舆论亢奋，对中国社会既有的舆论生态构成剧烈的冲击。中国本来渐进式的舆论开放格局，可能会被猝不及防的网络舆论激流打乱，造成宏观舆论生态的失序。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是一个秩序破坏者。因为它的介入，中国本来平衡的媒介环境出现了失衡。在没有互联网的日子里，人们的表达诉求和行为被社会化为可预期、可控制的东西，是在一系列按部就班的规则、制度、文化框架内进行的。人们的表达诉求、表达能力与原先的表达语境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在表达和约束之间达到某种动态平衡。制度、文化在长期演化、磨合过程中，渐渐成型、固化。后来者的网络媒介，迅速打破了这种平衡，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环境。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公共舆论的集散地，成为当下中国最活跃的舆论场。5亿多网民围聚起来的“意见市场”，是一个何等壮观的民意场面啊！公共生活中的敏感事件，一旦被网络媒介捕获，很容易形成群体围观的喧嚣场面。报人周瑞金曾用“新意见阶层”来描述这一特殊的意见群体。他认为，“新意见阶层”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新意见阶层”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形成巨大的舆论冲击波，现成澎湃的舆论激流，对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政治形成极大影响。

我们注意到，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表现出不少有意思的现象：一是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所谓“极化”现象，就是网络舆论容易走向偏激或极端，造成集体的非理性。社会舆论是一股群体意识流，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色彩更浓。舆论是由一个个意见单子聚合而成的，但在这聚合过程中，容易偏离理性轨道，一步步地成为失控的意识“过山车”。网络舆论一旦形成喧嚣的舆论，就容易被“圣化”为民意高地。在这一高地面前，任何拂逆民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更为激烈的逆向反弹。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任何扬汤止沸的行动都是危险的。再者，这种“极化”的网络舆论，最初发生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舆论的表现形式也许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夸张的，但其内在的动机可能是合理的。二是网络舆论的发生、演化更为变化莫测。网络舆论的运行机理更加复杂、微妙。在虚拟世界中，集体行动的逻辑非常复杂、难测，致使网络舆论的生发规律隐而不彰。三是网络“围观”现象。在网络环境中，网民更容易对话题进行聚焦，形成巨大的网络围观场面。在网络环境中，真实与虚拟两栖的角色，使得网络表达更为自由，更容易形成集体“围观”现象。集体“围观”也许并不能增加多少不同意见，也不会引发怎样深入的理性讨论。“围观”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规模上，网络舆论能量之所以能够那么大，主要是网民扎堆聚议所形成的超大“分母”效应的缘故。四是“把关人”功能弱化。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网络媒体的“把关人”功能弱化了。网络媒体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原子化的媒体，对它的网民进行管理，成本巨大，而且效果是有限的。要做到对网络舆论进行全程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

客观地说，互联网进入中国所带来的舆论难题，给执政党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没有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执政党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舆论引导经验，拥有一整套比较有效的舆论管理制度。这些经验和制度，虽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新陈代谢，但基本框架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互联网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中国的舆论生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对执政党的舆论引导能力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开放舆论环境？本人认为，提高执政党的网络执政能力是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是，执政党已经把网络执政纳入到政治过程之中。无论是从执政党高层的理论表述，还是从他们具体的政治沟通实践中，都能看到这种与时俱进的努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时期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了同学们的留言。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一时间成为网民们热议的话题。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聊天。在2010年2月21日，人民网微博里出现了“胡锦涛的微博”，截至22日零点45分，“胡锦涛的微博”粉丝已达到10729人。“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向温家宝总理提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不久的2012年12月7日，即视察了腾讯网，并深刻指出，互联网在社会管理方面有较大作用，对政府提供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这些都说明，执政党高层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并在网络执政上率先垂范。如今，我们能够在网络空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的身影，这种集体努力的方向无疑是人们共同期待的。

提升执政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力：一是准确把握网络舆论表达和引导的规律。与传统舆论场比较，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关系变量，对网络构成影响。而且这些变量之间的结构、机理非常复杂。至今，我们对它的已知远远小于未知。只有把握网络舆论的表现规律，才能实现有效的引导、管理。二是提高议程设置能力。议程设置能力不是狭义的控制能力，而是因势利导的能力。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建立在对网民表达诉求尊重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对网络舆论规律的精准把握基础之上。三是提升化解舆论风险的能力。虚拟世界的舆论事件，其现实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网上风云可能就会演化成现实风暴。舆论风险考验执政者的风险化解能力。有很多现实风险，可能首先表现为舆论风险，舆论风险作为一种“软风险”，很容易被忽视，但忽视的后果是，舆论风险的不当处理，会引发实体风险的发生乃至加剧。执政党应该有信心，也有能力应对各种舆论风险，包括网络舆论风险。四是制度建设。从近年的政治实践来看，不难发现，中国网络执政的制度建设开始提速。但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制度转型可能更考验执政党的胆识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