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对争议性议题的

官方舆论场、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对争议性议题的 建构及其间的相互影响——以钱云会事件为例

蒋忠波⁽¹⁾

突发公共性事件的频发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表征，如何正确处置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成为了众人所关注、考量的重要问题。而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体的作用也成了传播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话题。对于公共事件而言，具有争议性的事件是最难处置的，因为事件的各方对该事件的观点相左，各执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网民是如何呈现和建构争议性议题的?媒体的这种建构与网民对该议题的建构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系?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有论者指出，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表征。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能大大增加，其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革的巨大潜能为世人所瞩目。网络世界对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不仅是一种呈现过程，而且更是一种建构过程，这对于公共事件中的争议性话题尤其如此。公共事件中的争议性话题主要是指事件的相关方对于事件的性质判断、原因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办法等存在分歧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话题。因其争议性和公共性，而能够引发媒体和网民的强烈关注。但由于媒体和普通网民存在着诸多差异(如媒体要接受党委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具有新闻职业道德和强烈自律意识，但是普通网民大多数处于匿名状态、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同时媒体由于自身的价值取向等，其立场与官方的立场也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因此我们假设在公共性争议话题的呈现和建构中，官方、媒体与网民可能会存在着不同，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两者之间又可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而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则是，探讨在公共性争议话题的呈现和建构中，媒体与网民是否存在不同或者存在哪些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钱云会事件作为研究的对象。钱云会为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寨桥村原村主任，为本村的征地赔偿问题多次上访并三次入狱，出狱后仍然坚持上访。2010年8月，他在天涯论坛发帖揭露该村的土地征用赔偿中存在着贪污腐败的问题。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过，钱云会在该村口的一条公路上被一辆逆向行驶的工程车碾断了脖子，其死状奇特，再加之路口的摄像头刚好不能摄像、警方的快速行动等使得该案被罩上了一层浓厚的迷雾。于是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钱云会是被当地政府谋杀”，该信息经过名人微博的转发后在网上迅速传播，迅速汇集成一股汹涌的网络舆论场。当地新闻网温州网与当日18:42分刊登官方信息称“乐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匆忙将该事件界定为一起交通事故。网络微博转发的信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7日就出现了很多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媒体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和深入调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媒体舆论场。虽然该事件是关于一个村民被蹊跷碾死的事件，但是由于这位村民的“民意村长”身份及其身上背负的征地赔偿、官员腐败等问题，使其个人的死亡带上了较为强烈的公共色彩。同时，由于该案中存在着诸多巧合，因此对钱云会被碾死案的性质界定和原因描述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官方在调查之前及调查之后都坚持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是当地村民和绝大多数网民却坚持认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双方对该案件的性质和原因的争议直到最终也没有平息。所以，钱云会案就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的争议话题，符合本研究的需要而被确定为研究的对象。钱云会案件发生于2010年12月25日，2011年2月1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交通肇事案，关于该事件的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逐渐回归于沉寂。因此，我们在将搜集资料的时间段限定为2010年12月25日至2011年2月3日之间。根据该事件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该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12月25日至2010年12月28日，此阶段为事发至乐清警方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初步确认为交通肇事案;第二阶段为2010年12月29日至2011年1月1日，此阶段包括温州警方宣布重新调查、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首份公民调查报告出炉;第三个阶段为2011年1月2日至2011年2月3日，主要是对钱云会案的后续报道与评论。

(二)关键概念的界定

1.网络舆论场

一般意义上的网络舆论场是指包括网络媒体和网民共同营造的一种舆论场，但是由于网络媒体与网民在公共争议性问题上可能并不会完全一致，因此两者所形成的舆论场不可能完全重叠，甚而至于可能会出现相对独立的情况。为更好地探讨在该事件中网民的认知与态度与网络媒体的态度有何区别，我们只将网民的意见考虑进网络舆论之中，因此我们这里所指的网络舆论场限定为网民对该事件的呈现与建构。当下，网民传播信息、发表言论的主要网络平台可以包括博客、微博、论坛以及即时通信工具。相对而言，在关于公共性争议议题的讨论中，论坛具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对于公共性的争议话题，微博因其字数的限制而不能得以充分和深入讨论，而个人博客则因其访客人数较少和互动不足也同样难以对该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相对而言，网络论坛则是一个具有较大访问量，同时也利于进行互动深入讨论的网络空间，因此网络论坛是一个观察和了解网络民意的较好之处。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对论坛的观察与分析来探讨关于该事件的网络舆论。在国内中文论坛中，对公共性话题讨论得较多的而且影响又较大的是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而强国论坛中的深入讨论版则为人们深入讨论相关话题提供了较好的网络空间。因此，我们将强国论坛深入讨论版中关于钱云会案件的主帖检索搜集出来，用此来表示网络舆论场对于该事件的呈现与建构。通过以标题含有“钱云会”、帖子为“主帖”、时间限定在2010年12月25日～2011年2月3日的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共得到主帖146条;再以标题含有“村长”、帖子为“主帖”、时间限定为2010年12月25日～2011年2月3日进行检索，获得主帖22个。在这168个主帖中，有2个主帖的内容与钱云会案不相关，另外有6个重复主帖。去掉这8个无效主帖共获得160个主帖用于对网络舆论的分析。

2.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

媒体关于钱云会案的报道比较多，我们选择新浪网的“浙江乐清钱云会命案专题”中所收录的相关报道作为对象来进行媒体信息传播的描述与分析。新浪网的这个专题基本上收录了各种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对钱云会事件的相关报道，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所有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但是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限定时间段内(2010年12月25日～2011年2月3日)，我们一共获得有效的新闻报道的数量是230条。对这230条进行逐一阅读后发现，关于钱云会事件的媒体报道可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媒体对官方信息的传播，一类是媒体所发表的对钱云会案件的评论。前者主要体现为媒体的新闻，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媒体的评论。在钱云会案件中，由于案件的当事人及利益相关人都被警方所控制，当地村民又表现出不愿意(或者是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因此媒体的新闻基本上是传达了当地官方的声音。而媒体对该事件的评论则是鲜明表达了媒体对与该事件的意见与态度。显然，在媒体评论所表达的意见与媒体新闻所表达的意见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在媒体关于该事件的信息传播中，所形成的舆论场其实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表达的是官方对该事件的看法与态度，另一个所表达则是媒体本身对该事件的看法。为区别这两个舆论场，我们将前者称为官方舆论场，后者称为媒体舆论场。

3.一级属性与二级属性的确定

为深入分析各舆论场对钱云会案的呈现与建构，我们从属性议程设置理论中借用了“属性”这一概念。麦库姆斯和肖等在1972年提出的议程设置概念所强调的是媒体对受众认知的改变，即探讨的是“媒体影响人们想什么”;在1990年代初期，麦库姆斯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的概念，用以深入探讨媒体对受众意见和态度的影响，即强调的是“媒体影响人们怎么想”⁽²⁾。属性议程设置中的属性(attribute)有时被认为是构成客体(object)或议题(issue)的侧面，这常被称之为认知属性(cognitive attribute);有时也被认为是对客体或议题的某种情感，通常被称为是情感属性(affective attribute)⁽³⁾;有时属性也被定义为描述事件的一种方式或者界定事件性质、阐述原因等的一种框架(视角)。这些属性既有从微观层面上的表述，又有从宏观层面上所做的表述。但无论是哪种界定，其出发点是非常明显的，即是通过这种界定更深入地分析媒体或受众对事件的呈现与建构方式，以便能够更为精确地测量媒体对于受众对该事件的意见、态度的影响。而这是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所没有做到的。因此，通过对不同舆论场关于该事件的属性议程设置的分析，就可以较好地发现各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建构与看法。正是在此意义山，麦库姆斯指出:“在拓宽了议程设置的角度之后，就有必要修改科恩那句关于大众传播影响的名言了。在概括议程设置与早期媒介效果研究之间的差异时，科恩简洁地说道，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则异常成功。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却进一步表明，对一些客体，媒介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想。”⁽⁴⁾

在此，我们提出一级属性与二级属性的概念，以分别代表宏观意义上和微观意义上的属性。一级属性划分为四类，分别指各舆论场对钱云会案件的描述与界定、对该事件的原因解释、对该事件相关方的道德评价，以及对该事件的处理建议。对于每一个一级属性，我们又根据实际情况细分为多个二级属性(见表1)。一级属性所代表的是各舆论场所强调该事件的某些方面;而二级属性则强调各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具体看法和态度。因为本文主要强调各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呈现与建构，涉及对该事件的意见与态度，因此本研究以二级属性作为分析单位。

表1　一级属性和二级属性的界定

(续　表)

4.属性议程的确定

对所获取的主帖、媒体对钱云会事件所传播的信息进行内容分析。选了两个新闻专业的本科学生作为内容分析的编码人员，进行培训后对所有信息进行内容的编码。要求编码员首先判断每一条相关信息包含的是哪些一级属性，然后再判断每一一级属性之下的二级属性各是什么，并用相应的代码进行编码。在主帖和媒体内容中各选择1/3的信息让两位编码人员独立编码，以测量编码员之间的信度，Cohen's Kappa系数值为0.72、0.75，表明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可以接受。按上文所述的三个时间段将各二级属性分类汇总，得到各时间段各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所建构起来的属性议程(见表2)。

表2　各舆论场不同阶段的属性议程

(三)研究假设

在中国的媒介制度之下，媒体要较为严格地遵循同级或上级党委宣传部门的领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需要与官方的意见保持一致，即媒体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应该保持一致，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是由官方为媒体设置了议程。而在网络媒体环境下，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这种讨论就有可能对媒体的议程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大多数网民获取信息的来源可能都是媒体，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也可能会影响到网民对该事件的看法与态度，因此在媒体与网络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H₁:官方舆论场对媒体舆论场具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而媒体舆论场对官方舆论场没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

H₂: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之间具有相互的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但媒体舆论场对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设置效果更为明显;

H₃:官方舆论场通过为媒体舆论场设置属性议程的方式间接地影响到了网络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属性议程。

对于以上三个假设我们用图1表示:

图1　各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关系模型假设图

三、数据分析及讨论

(一)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各阶段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3:

表3　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各阶段之间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

由表3可见，在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的各阶段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几乎是两个独立的场域，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互的影响关系。亦即对于钱云会事件而言，官方舆论场的看法与媒体对该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而且官方舆论场既没有影响到媒体舆论场关于该事件的看法，媒体舆论场也没有影响到官方舆论场对该事件的看法。

(二)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的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使用皮尔逊简单相关分析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见表4。

表4　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

*p＜0.05;＊＊p＜0.01

由表4可见，第一阶段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三个阶段的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与第二阶段的网络舆论场属性议程间的相关性最强，达到了0.735(p＜0.01)。第二阶段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第一阶段网络舆论场属性议程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第一阶段的网络舆论场属性议程没有对第二阶段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产生影响;但第二阶段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第二三阶段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17、0.754，p值均小于0.01)，表明之间具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与前两个阶段的媒体舆论场不同，第三阶段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所有三个阶段的网络舆论场之间都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这一阶段的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之间不具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

(三)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以检验官方舆论场是否直接影响到了网民对该事件的意见与看法。检验的结果见表5。

表5　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各阶段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

*p＜0.05;＊＊p＜0.01

由表5可见，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属性议程设置完全不同，表明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所对钱云会事件的界定、原因解释、道德评价等都具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对立情况，即官方舆论场所强调的刚好是网络舆论场所轻视的(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即表明了这一点)。

为更清晰地显示以上三个舆论场在该事件上各属性议程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以上三个表格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如图2所示。绘图时将具有相关性的各舆论场阶段用箭头相连接，并在其上标明相关系数，而没有相关性的则没有用线条连接。

图2　各舆论场关于钱云会事件属性议程之间的关系模型图

*p＜0.05;＊＊p＜0.01

由图2可见，在对钱云会事件的呈现与建构中，三个舆论场体现了不同的特点，而三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官方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与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几乎是毫不相干;而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之间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关系。在第一个阶段，媒体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同网络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呈现出了较高程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r=0.636，p＜0.05)，这种关系也体现在第二阶段的媒体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之间(相关系数r=0.717，p＜0.01)。这表明两个舆论场在同一阶段对该事件的建构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但是却不能解释两者之间是谁影响了谁这一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借用了麦库姆斯所开创的交叉时滞相关(cross-lagged correlation)进行分析⁽⁵⁾。

根据交叉时滞相关，如果前一阶段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后一阶段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前一阶段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后一阶段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系数，那么则表明媒体舆论场为网络舆论场进行了属性议程设置;反之则表明网络舆论场为媒体舆论场设置了属性议程。由图2可见，阶段一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阶段二的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35(p＜0.01)，而阶段一的网络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与阶段二的媒体舆论场的属性议程之间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阶段的媒体舆论场为第二阶段的网络舆论场设置了属性议程，而不是相反。阶段一的媒体舆论场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阶段三的网络舆论场(与阶段三的网络舆论场之间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721，p＜0.01)。在阶段二的媒体舆论场与阶段三的网络舆论场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r=0.754，p＜0.01)，而阶段二的网络舆论场与阶段三的媒体舆论场之间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第二阶段的媒体舆论场为第三阶段的网络舆论场设置了属性议程。在第三阶段的媒体舆论场与第三阶段的网络舆论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在第三个阶段，这两个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已经呈现出不相关的状态。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中，官方舆论场几乎没有对媒体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发生任何影响，而在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媒体舆论场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更为突出。

四、结论及思考

经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在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中，只有H₂得到了部分验证，结论表明:在对争议性事件的建构中，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共同参与了对争议性事件的建构，但是媒体舆论场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更为突出，这意味着媒体对事件的建构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网络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建构，媒体对于争议事件的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网民对争议性事件的看法;官方舆论场对媒体舆论场没有显著影响，也不能通过媒体舆论场来间接影响网络舆论场。

相对于一般事件而言，争议性事件往往更能考验媒体形塑民意、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争议性事件也容易获得政府的极大关注，因此政府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媒体施加压力，以使得媒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信息的传播。当然，对于政府而言，其控制媒体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影响或控制受众的意见和态度。然而，当下中国的媒体一方面接受来自同级或上级党委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又担负着传达公众声音的职能，而且媒体的市场化经营也使得它们必须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意见市场的认可。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媒体实际上游走在官方与市场之间的边缘地带，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这种情况在争议性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尤为明显。在早期，媒体对事件的信息传播行为较少受到官方的硬性控制，其与民众的立场可能较为接近;但是随着事态影响的扩大，官方对其的控制可能会突然加强甚至会要求媒体停止对该事件的信息传播行为，这时媒体对该事件的信息传播可能就会更趋近于官方立场。同时，在争议性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信息的客观传播，强调对双方观点的客观引述，一类是编发评论，集中表达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立场与看法。因此，在争议性事件中，媒体通过信息传播行为所形成的舆论场可能是较为分离的。但是随着后期官方控制的加强，这种分离的程度可能会趋于变小。对钱云会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媒体对该事件的信息传播行为中所形成的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是相互独立的，即使在后期媒体所受到的控制被强化以后，这两个舆论场也没有发生相互影响。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第三个阶段官方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后，媒体舆论场就与网络舆论场相互隔绝了从而失去了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政府可以通过硬性控制的方式对媒体施加有效的影响并改变媒体舆论场对争议性事件的呈现与建构，但是却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对网络舆论场产生有效影响，因此，试图用硬性控制的方法来改变网络舆论场对争议性事件的建构被证明基本上是无效的。同时在研究中发现，网络舆论场对钱云会事件的建构有其自身的逻辑，即在上文所述的三个阶段中，各阶段之间都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所以，如果要有效地影响网络舆论场对争议性事件的建构，必须从以下问题着手:

(1)重视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评论。本研究表明，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评论会对网络舆论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媒体早先对争议性事件所定下的基调非常重要。

(2)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搜集与研判，尊重网络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承认简单地依靠强力控制是不能改变网络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的。

(3)从如何说到如何做的转变。承认网络舆论只是网民对争议性事件的看法，争议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式往往是引发网络舆论浪潮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如果不解决这些核心因素而单靠官方的新闻发言或者是媒体的信息传播很难改变网络舆论的走势。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实现从如何说到如何做的转变，即从解决争议性事件本身着手，深入调查争议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做出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从而赢得网络受众的认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发挥网络舆论所具有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不是在争议性议题的建构中让政府和媒体在网民那里失掉公信力。

【注释】

(1)蒋忠波，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McCombs，M.E.Explorers and surveyors:Expanding strategies for agenda-setting research.Journalism Quarterly，1992，69:813-824);McCombs，M.E.，＆ Shaw，D.L.The evolution of agenda-setting research:twenty-five years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2):58-67.

(3)Golan，G.，＆ Wanta，W.Second-level agenda setting in the New Hampshire primary:A comparison of coverage in three newspaper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candidate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1，78(2):247-259.

(4)［美］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4.

(5)［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