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束开荣
导 读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当前互联网中意见汇聚的重要平台，基于不同技术平台的微博、微信舆论场也呈现出不同的生态特征。信息技术的每次变革，都在激活人类活动的“人本”特质。
社交媒体的网络节点特性也启示我们从“关系”这一人类本性的角度看待网络舆论场具有的重要意义。从网络关系的角度看，微博、微信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在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等方面都有差异。
微博是以社会资本与注意力资源的非均衡分配为特征的异质性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性；微信是基于节点间关系的亲疏强弱所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性。同时，一方面，微博空间中的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比微信更具动态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微博舆论场呈现出“话题驱动”与“节点效应”的特点。
相比之下，微信舆论场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的动态性有余，但开放性不够。一方面，微信舆论场的演化机制难以被准确描述，由现实社会关系所维系的群体交往边界被强化，出现舆论场分化现象；另一方面，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
技术发展、人类本性的相互交融启示我们，对社交媒体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的、动态的、关系的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要素的特殊性，立足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语境，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为研究路径，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在信息传播及人际（或群体）互动方面的影响，以此建构社交媒体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社交媒体舆论的生成与演化机制。
引 言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舆论研究热度的提升，作为网络热点扩散、热门话题生成和舆论空间形塑的重要平台，微博与微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微博舆论场的研究比较多，比如基于特定个案对微博舆论的表达特点、分布格局、运作机理及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14]以及从网络舆论场的整体视角出发对微博舆论场域的生成基础、演化机制、影响因素及引导方式进行的思辨研究等。[15]一些相关研究中，少数学者运用跨学科视角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建构了微博舆论传播的拓扑结构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微博舆论的复杂网络拓扑结构呈现辐射链路型状态，“星型结构”的信息扩散模式降低了群体内部的反馈机制；还有学者考虑到“近邻和次近邻”对观点演化过程的影响，探究了微博舆论场的观点演化模型，验证了微博具有短时间内聚集民意的作用。[16]
相比之下，微信舆论相关的一些研究则方兴未艾，主要集中在对其传播模式、舆情效能等方面的探讨，从议题产生、传播扩散及意见形成等三个方面初步勾勒出微信舆论的生成过程。[17]关于微信是否存在舆论场的问题一度曾有争论，[18]不过经验事实与舆情事件表明，尽管微信空间难以形成公共广场式的开放舆论生态，要研究“作为结果的舆论”面临数据难以精准获取的阻碍因素，但其“作为过程的舆论”仍然可以通过观点扩散和社群讨论，对整体意见气候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成为微信舆论研究的切入点。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将UGC生产与关系视角结合，考察微信舆情的传播特点后，揭示了微信“圈子”关系中圈群之间压力逐渐减少的传播规律，并分析了其隐匿性、社会动员、跨界勾连等不稳定的舆情风险。[19]也有学者研究了微信的话语赋权与社会关系对媒介生态的影响，认为微信的话语交际模式赋予了所有用户平等的话语权，不论是作为“物种”的微信还是作为“环境”的微信，都对媒介生态的进化产生了积极作用。[20]
不难发现，与网络舆论研究的传统路径相比，对微博、微信舆论的研究注重跨学科视角和关系论视角，但需要避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借鉴跨学科理论资源时，要尽量避免脱离舆论学研究的主导范畴，防止在量化数据分析和搭建舆论演化模型时抽离特定的社会语境，使舆论研究失去建构“地方性知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系视角的运用，需要以特定的网络平台为基础，让论述的对象更加具体、明晰。比如，微信的“圈子”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分布？这种关系格局与微信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微博与微信空间中的投射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社交媒体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本学科的学术取向为主体，立足舆论研究的中国语境，聚焦舆论学的基础命题，将新的研究视野与分析工具有机结合，为网络舆论研究提供新的知识。
一、舆论场与关系网络
有学者曾将国内的网络舆情研究现状总结为“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21]这虽然是整体评估，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舆论研究重策略、轻学术的价值取向，而更多着力从“怎么办”的层面就“如何正确、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进行探讨。陈力丹在其《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对“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研究”关系的表述颇有意味:“本书的主题论证的是舆论学的基本原理，说明舆论是自在的人民对于某些舆论客体的意见、态度、情绪，而副题（所）论证的……就涉及伦理和政治学的话题了。”[22]可见，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舆论研究，应该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对它的概念阐释和理论演绎并不必然要跟“舆论导向”研究相对接，二者之间应该保持适度独立。
当然，在重视舆论导向的政经语境下，探讨引导策略无可厚非，甚至还有助于推动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但是，从舆论研究到策略提出必定根植于扎实、严谨、逻辑的学术探讨，回答“怎么办”之前，需要充分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同时，对学术问题的提炼需要兼顾舆论场域变迁轨迹与研究视野的前瞻性，善于把握重要的、有现实紧迫性的真问题。在这方面，周葆华对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研究重要议题的划分具有启发性:一是对网络“大众意见”的数据挖掘；二是对线上与线下“大众意见”的对比分析；三是对新媒介环境下舆论“可视化”动态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的系统考察。[23]本文尝试回应第三个议题，以跨学科的复杂网络为理论工具，从关系论的视角考察微信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分析微信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
在这里，“关系网络”并不特指“作为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经典社会学概念，而主要指在媒介与传播视域中，对行动者与技术中介的互动以及个人（或群体）主体间性纽带的考察。根植于移动化社交媒体的“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并非变动不居，因为“社会事实的内容既体现在行动的现实中，也体现在结构的现实中，二者同样重要，就存在于关系之中”[24]。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关系网络，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即关系网络的动态性）与这个关系网络的结构化特征是统一的，属于各种类型、各种平台的舆论场，无不处于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首先，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来界定关系网络。其一，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这是研究者在考察网络关系时的基本视角；其二，网络平台与用户行为之间的互动。在网络舆情及舆论研究中，后者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一般讲网络空间中的交互性，多是强调人与人在某个媒体平台上的互动，经常容易淡化或者忽略用户与平台本身的交互，而平台属性（基于社会性的技术设计）对用户信息生产与传播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被纳入互动关系的研究。不过，在充分了解平台属性对用户间互动过程影响的同时，人与人的互动仍然是关系网络的研究主体。
其次，“节点”与“平台”是把握关系网络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网络空间中的行动主体，后者是前者的存在方式和互动空间，二者的凸显与结合意味着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解构与重构。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25]，以各种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为节点形成一种普遍多元的传播机制[26]，节点成为信息、意义生产与传播的双重主体，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由互联网平台赋予平等、开放、互动的技术特性，信息资源与传播权力结构的重新配置呈现“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过程；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体的不同节点，因为影响力大小所导致的相对位置关系，又造成“再中心化”（recentralized）的结果。这些再中心化的节点，分布在各自的社会领域和社群关系中，不同的知识背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情境等因素，是其进行信息生产与意义创造的行动机制。
最后，在逻辑上，舆论场与关系网络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有什么样的舆论场，就有什么样的关系网络，反之亦然。国内较早对舆论场进行概念界定的刘建明提出，舆论场具有“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和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等三要素[27]，强调意见互动所处的时空环境。不过，用时空环境去统领舆论场的三要素并界定其基本形态，略显宏观，难以说明基于特定时空环境中某种舆论场所依托的具体场景。这一场景正是被节点和平台所形塑的关系网络——某种特定的关系网络决定特定舆论场的基本形态与生态格局，而特定的舆论场生态也在强化着这种关系网络。因此，为避免化约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本文主张以一种更加具体的视角去考察微信舆论场，强调这一特定网络平台舆论场的特殊性，而不是以宏观视角来考察整个网络舆论场。
二、微博与微信舆论场的关系网络
当前，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主导网络舆论场的两大重要平台。比较而言，微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舆论场，在热点事件传播、公共观点表达、促发舆论方面，具有更加快速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效果；微信则是一个半封闭、半公开的舆论场。除此之外，微信舆论场的基本形态与演化动力更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由其所依托的关系网络决定。
所谓的“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简言之就是呈现高度复杂性的网络，比如人际关系网络、生物网络、电信网、航空网，等等。这个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世纪60年代的数学图论研究，并逐渐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28]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平台是典型的复杂网络[29]，它具有一些基本特点:（1）极多的节点数量且呈现多种特性的网络结构；（2）节点和链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即个体可以抽象成网络节点，个体间的关联可以抽象成节点间的链接；（3）网络中各节点状态随时间不断变化；（4）复杂网络经过不断演化发展，可能会形成难以预测的结果。20世纪末，海外学者分别提出“小世界网络”（small-world network）和“无标度网络”（free network）[30]两种模型，用于对复杂网络作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相关文献的梳理显示，国内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关照舆论演化的研究已经逐渐兴起，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计算机学、系统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传播学、舆论学领域对复杂网络的关注总体上比较少，陈力丹曾在其《舆论学》中提到“小世界网络”对舆论生成与传播过程的影响。[31]本文同时关注上述两种描述复杂网络特性的模型——“小世界网络”与“无标度网络”，试图寻求这两种网络模型对微博与微信关系网络的解释效力。
（一）小世界网络与微博舆论场
1.“小世界”网络模型
打个最直观的比方，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你会发现感觉上离你很“遥远”的人，其实离你“很近”，小世界网络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模型化表达。在数学与计算机学领域，“小世界网络”特指由瓦茨（Watts）和斯托加茨（Strogatz）两位西方学者于1998年提出的W-S模型，该模型强调客观世界复杂网络的运作存在着许多最为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即一个聚集了极多包含“局部连接”节点的网络，节点与节点可以实现“短路径”的随机连接，所谓的“局部连接”是指由特定节点发出的若干个与其他节点产生关系的技术方式，这些关系只是基于这一个节点的。节点与节点之间关系实现（即局部连接）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这里所谓的“短路径”。如果复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人，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表示人与人彼此认识或者可以彼此传递信息，而产生这种联系的方式只需要少数几步就可以到达。
不难发现，作为社交网络平台的微博，其用户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小世界网络”所描述的复杂网络特征。微博用户的ID是这一关系网络中的节点，节点之间的联系就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相互添加的关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圈子有目标地添加关注。同时，也存在随机添加关注的情况，比如添加好友的好友、微博后台的推荐，等等。理论上，在微博平台的关系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十分简单，任何两个彼此不相关的节点，都可以通过技术层面的——“添加关注”与“相互关注”实现信息互通。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微博用户的“添加关注”行为并不会导致“相互关注”行为（即互粉）的发生，更准确地说，他们也并不期待相互关注（比如普通用户难以获得社会名人的关注）。理论与实际的差距是基于“小世界网络”模型考察微博关系网络时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而这确实对微博舆论演化与形成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2.异质性的关系网络与微博舆论场的结构化
微博空间的普通用户与粉丝群体数量庞大的“节点”用户共同形塑了异质性的关系网络。与微信不同，这里的“异质性”不是指社交关系的“亲疏强弱”，而是指用户之间在“社会资本与注意力资源”分配方面的结构性不均衡，微博空间中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的快速集散正是被这种“不均衡”状态所中介，更准确地说，这种关系网络的特征是微博舆论演化的基本驱动力。与大众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不同，依托于微博平台的意见领袖呈现出商业化、职业化、群体化的新特征，其身后是数以万计，甚至千万计的粉丝群体，作为行动主体的微博意见领袖通过与粉丝的互动获得社会资本，然后在舆论演化的过程中将其转化为注意力资源，以此实现他们对舆论格局的影响力。只是这种“影响力”是意见领袖在与其粉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中获得的，在特定事件的舆论演化过程中，粉丝们的众声喧哗往往会被意见领袖随声附和，他们常常会成为“民意”的推波助澜者，而不是理性引导者，究其原因在于意见领袖害怕被其粉丝抛弃，从而失去自身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到底是意见领袖领着粉丝前进，还是粉丝们推着意见领袖走，就成了一个难解之题。[32]因此，在这种以社会资本与注意力资源再分配为基础的异质性关系网络中，普通微博用户的力量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赋予体现为一种社会控制，这是不均衡关系网络中“均衡”的一面。
微博平台在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方面的互通、互动似乎是互联网空间的“桃花源”，但从微博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到渐趋衰落（相对于微信）的过程来看，微博舆论场的“开放度”逐渐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借用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概念，如果粉丝数达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级的微博“大V”可以被视为流动空间中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中心节点”，那么由此形成的系统并不排斥“新兴节点”的加入，这里的“新兴节点”是指以特定网络事件为驱动，在极短时间内获得广泛关注，粉丝数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草根微博。但这些新兴节点难以动摇和平衡中心节点在信息生产和观点表达方面的影响力，被纳入“流动空间”的新兴节点需要按照舆论场既有的“游戏规则”进行运作，借助中心节点的影响力来“推销”自己也是常有的事。同时，由中心节点所形塑的微博流动空间与大多数普通用户所组成的微博“地方空间”相对，后者不具备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注意力资源，也难以在特定事件中以成为“新兴节点”的方式被纳入流动空间，其在舆论场中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微博舆论场的开放度是有限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结构化的、渐趋封闭的，信息生成与观点表达的互通、互动彰显了微博舆论场作为公共空间（尽管它不那么理性）的动态性，但它们还不足以影响和拓展舆论场的开放度。
（二）无标度网络与微信舆论场
1.“无标度”网络模型
简单来说，无标度网络与随机网络相对，后者认为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连接是随机的，整个网络比较均匀。与此相反，无标度网络强调复杂网络中存在着大量连接状况不均匀的节点，但具有大量连接的“核心节点”（Hub-node）是极少数的。[33]也就是说，无标度网络强调的是复杂网络中节点与节点关系的异质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另外一个概念“社区结构”（community structure）来把握这个模型的基本内涵。一般来说，由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节点所组成的关系空间被称为社区。有研究表明[34]，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关系的社区，其网络结构是不均匀的，它由许多子网络构成，每个子网络对应着一个现实主体，而每个现实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是以“节点”的形式存在和行动的，子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而子网络之间的关系则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各节点内部以及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状况（即所谓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形成了异质性的关系网络。
2.异质性的关系网络与微信舆论场的分化
微信空间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络，且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性。一方面，如果将微信用户视为网络节点，这些节点在微信平台中的分布状况及其基本关系是异质性的。这里的“异质性”不是指特定节点的影响力与位置关系，而是基于节点间关系的亲疏、强弱程度所形成的一种不均匀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现实社会关系所主导，节点与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出现了以群体为单位的舆论场分化现象，造成传播能力与舆论演化之间的悖论。
（1）关系网络形塑复杂的信息传播轨迹，舆论演化机制难以被准确描述。
一个微信群不论大小，都是由一些具有相同社会特征（如血缘、家族、职业、兴趣等）的微信用户组成的，社群中的每一个个体（节点）有着各自的关系网络。相比微信群中的个体间关系，二者的稠密与稀疏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节点内部（朋友圈）的关系网络是稠密的，一个特定节点的朋友圈由相互认识的好友构成，点赞、评论、私聊等互动须以朋友圈为基础才得以进行；节点与节点之间（微信群内）的关系网络是稀疏的。很多时候，微信群中的一个特定节点与其他节点并不都认识，群组的建立常常出于临时性的需要，不活跃的群组会在几天之内被其他群组及私聊窗口覆盖，潜水、围观、消息免打扰是微信群中常见的社交行为与功能设置。当然，节点内与节点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只是整体上的判断，因为一个用户与其朋友圈中每个好友的关系并非都那么紧密，也有明显的亲疏之分。此外，用户可以同时活跃在数个甚至更多的微信群中，那么，这些微信群自然是特定节点强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可见，对节点内与节点间关系的具体描述，更能体现微信空间中关系网络的异质性。
不难发现，信息在这种异质性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和扩散至少表现为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朋友圈的传播，另一个是面向微信群的传播。前者是节点内传播，作为一个子网络的节点，其朋友圈的关系是相对紧密的，信息传播的动力强、速度快；后者是多节点对多节点的群体传播，由于子网络之间的关系比较稀疏，信息传播的动力和速度会有所下降。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网络空间中，微信群与朋友圈的互动过程让信息传播的路径更加复杂，舆论的生成及演化过程难以被准确描述。一方面，微信群中的信息可能会被分享到朋友圈，进入一个关系紧密的子网络，几乎在同时，朋友圈中的其他节点会将信息分享到关系较为稀疏的微信群组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交叉传播，要想及时追踪关系网络中的信息传播轨迹，确实非常困难。此外，微信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其数据并不全面公开和外显，难以从统计数量上来评估发生舆情的热度和强度。[35]这些都给我们对微信舆论生成与演化机制的分析提出了挑战。
（2）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被强化，出现舆论场分化现象。
微信平台作为一种私密性很强的虚拟社区存在于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由现实社会关系所维系。按照复杂网络的定义，作为个体的微信用户可以抽象成网络节点，而个体间的关联可以抽象成节点间的链接，微信平台的关系网络“建立在节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基础之上”[36]，节点和链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与微博的“关注”与“被关注”不同，这些节点和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与微信用户的现实社会关系高度相关，看似海量的信息互通共享其实都各自在一个大小不一的圈子里流动，圈子与圈子之间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特定节点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所划定，微信中群体互动与交流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区隔，微信舆论场的良性沟通因此受到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微信舆论场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虽然自主发表意见的仍是作为社会个体的微信用户，但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在微信空间中得到再现或者强化。
不过，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并不是现实关系网络的简单复制。作为一种普及率相当高的社交媒体，其基本功能不仅在于维系社会关系网，也在于借助线上交往与线下互动的结合，来扩大或者修正现实社会关系。虽然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网络重合度较高，但二者均具有流动性与动态性，微信空间中群体交往与圈层互动的潜力和效能并没有消失。
三、微博舆论场的生态特征:话题驱动与节点效应
1.话题驱动:技术性干预形塑舆论场的日常生态，网络起哄影响舆论演化的深度
作为存在方式与互动空间的微博平台，一些功能设置——比如“大家都在搜”“热门话题”“热门微博”等——实现了对微博舆论场生态的技术性干预，微博平台越来越像一个网络论坛。毋庸说这种技术性干预提高了微博用户检索信息的效率，被后台程序算法捕捉到的“热门”话题会被舆论场迅速聚焦，譬如此前的“范玮琪晒娃”事件。但问题是，由机器学习并执行的算法，其中立性已经受到广泛质疑，它的首要任务是仿真和预测现实，不同的社交平台往往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数字媒体研究者泽伊内普·图费克奇（Zepnep Tufekci）发现，[37]推特的算法会更突出当下流行的新闻，脸书事件的播报则常常慢了好几拍。反观微博空间的热门话题，排在前十位的常常是商业性、娱乐性很强的信息，生活气息浓厚，鲜见严肃性的社会公共话题。虽然重大突发事件通常不会被算法遗漏，但这种内容偏向性的技术性推送在形塑微博舆论场日常生态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与作为舆论客体的现实社会之间的自在联系被算法彻底“客体化”的风险也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话题驱动的舆论场生态在形式上表现为微博用户注意力的快速集中和快速转移，舆论聚焦能力获得提升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微博平台舆论演化的深度也得到加强。有研究者用“流动的群聚”（mobility）分析网络起哄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38]这一概念所体现的含混性在于它彰显了一种流动的、弹性的，试图在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安全、隔离与连结的爱恨交织间求取平衡的群聚关系之兴起。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公众在微博空间中多元、流动、多变的网络起哄现象有所助益，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解读，“流动群聚”的形式即是其目的本身，围绕特定话题所进行的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舆论演化、生成的过程就是舆论主体在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安全、隔离与连结等矛盾对立的二元关系中求取心理平衡以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依据其社会心理需求对多数话题时聚时散的关注状态，显然难以保持话题讨论的理性程度以及舆论演化的深度与广度。
2.节点效应:基于“影响力”与“位置关系”的节点是微博舆论场的行动主体，多元节点之间的互动主导舆论演化的方向
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是互联网生态由解构到重构过程的必然结果。被高度节点化的微博用户，通过对信息资源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成为微博舆论场中的行动主体，相对于普通的微博用户，节点用户的“主体性”表现为知道如何言说，而且可以被公众听到。多元节点（个人、利益组织、新闻媒体）之间的互动主导着特定事件舆论演化的方向。基于影响力和位置关系的节点成为信息连结的关键“接触点”，传统大众媒体与各种利益组织的定位下降到与个人一样，而本来是个人的传播主体有机会直接成为社会资源的接触者和操纵者。[39]三种类型的信息节点——个人、利益组织以及新闻媒体，被平台赋予平等的技术地位，他们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将对微博舆论的生成与演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但这并不是低估或者否定普通微博用户群体在舆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由普通网民主导的网络社会思潮在微博舆论演化中的能量不容小觑，网络草根们的情绪与意见表达常常成为资本与权力的统合对象，后者通过“借力打力”的方式实现强大的舆论动员。2016年7月15日兴起于微博的“戴立忍事件”，网络“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通过对一些热点议程的设置，成功实现了与特定国家权力机构的合力，二者在与强大资本的博弈和较量中最终逼迫商业主义向国家主义认错。
四、微信舆论场的生态特征: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
作为一种社交空间的微信，具有现实社会网络的一些结构性特征，所以本文倾向于将微信界定为一种结构化的社交平台。微信舆论场的基本形态是由微信平台的技术特征与关系网络共同形塑的，与微博舆论场的互通、互动等典型特点不同，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非典型生态格局。
1.圈层区隔:平台内部与平台之间
所谓的“圈层区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每个朋友圈所在的关系网络在人际互动方面的技术性区隔，一个用户的朋友圈网络往往被区隔为多个圈层，这种区隔表现在平台内部；其二是指微信与微博在信息（包括观点）互通共享方面的区隔，前者相对于后者是一个几近封闭的“圈子”，如果说微博是“广场”，那么微信更像一个“客厅”或“后院”，作为“广场”的微博众声喧哗，作为“客厅”的微信聊天互动，这种区隔表现在平台与平台之间。
（1）微信舆论场的平台内关系:朋友圈关系网络的相对不可见与嵌入性。
微博用户通过“添加关注”的方式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是可见的，而微信平台以“多层区隔”技术，不仅让朋友圈的关系网络“相对不可见”，而且具备“嵌入性”的传播能力，与“井喷”式的微博舆论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为“窃窃私语”式的暗流涌动，易形成所谓的“潜舆论”。[40]
首先，所谓多层区隔，是指一个用户的朋友圈相对另一个用户来说，并不完全可见，这主要体现在朋友圈状态“点赞”和“评论”行为的透明性上。譬如，用户A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该用户的好友B和C都在此状态下方进行点赞或者评论，但倘若B和C不互为好友，那么，他们彼此就看不见对方在A状态下的点赞和评论。试想，如果一个用户的朋友圈有100个好友，那么这100个好友之间是被“相互区隔”的，按照排列组合的计算方式，这种区隔的方式和层次十分多样。这造成了舆论形成过程中，信息传播路径的不可见。
其次，这并非意味着“圈子”与“圈子”之间的隔绝，按照“六度分割理论”对社会化网络结构的描述，由熟人圈子转发分享的各类信息能够借助社会关系网实现不同“圈子”的相互接嵌。理论上，如果不考虑现实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一条信息可以在所有节点间传递，在无数个圈子中流动、扩散，这就是微信朋友圈的“嵌入性”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在悄然间提升，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但难以追踪其具体的传播路径。
（2）网络舆论场的平台间关系:微博与微信平台间信息流的“单向溢出”与舆论演化的“阶段性”互动。
如上文所述，作为不同“圈子”的微博与微信空间在网络舆论场中是相对区隔的，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在技术层面上，微信相对于微博的入口是封闭的，但微博相对于微信的入口却是开放的，微博中的信息可以被自由分享到微信空间。这种平台间信息流的“单向溢出”现象，可以让微信获得来自微博空间的海量信息，以整合、更新平台内部的信息资源，同时，在二者之间设置单向的信息分享屏障，以维护微信空间的社交体验。不难发现，信息流的单向溢出对微信舆论演化与生成过程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它打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网络舆论场。
其次，二者通常会针对同一社会事件，在舆论演化的不同阶段进行平台间互动，这种互动是就微信与微博各自的平台功能而言的。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微博平台，监测社会变动，酝酿话题、跟踪事态进展，为舆论演化提供充足的、动态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兼具观点生产与信息扩散功能的微信平台，更善于整合各类信息，从多种角度解读事件的社会意义，为舆论生成提供一个观点“交锋竞合”的空间，各类公众号充当着观点市场的多元主体。
我们以2016年4月6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女子酒店深夜遇袭”事件为例。该事件自4月5日晚从微博爆出后，各大网站热搜榜前两位很快被此事件占领，截至6日晚11点左右，已引起数千万网友参与讨论，浏览量达13亿人次。[41]观察其舆情传导机制，微博与微信在舆情的承载和发酵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互动。事件起源于微博，微博上信息量最广，但更有价值的深度评论依然较多来自微信，信息率先在微博平台快速扩散，网民反映强烈，随后微信公众号的观点生产有效地推动了舆情发酵，信息与观点的集散在微博与微信平台间反复呼应、相互映照。换句话说，该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微博—微信—微博”平台轮换、相互刺激的跨平台传播特征。[42]
可见，微博与微信在舆论演化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平台功能。二者的互动特征是阶段性的而非即时性的，而且这种“阶段性”的平台间互动具有多次反复、接力的特征。不过，总的来说，微博侧重于集中和交换信息，而微信在于整合和生产观点。此外，主流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在微信空间中互动和博弈，与微信公众号相比，普通公众的观点表达难以真正参与舆论的酝酿与形成过程，各类评论文章获得大量阅读和转发的背后，是公众表达稀缺所造成的观点跟风。
2.层级互动:活跃于微信空间的精英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难以开展舆情沟通，微信舆论场中的群体互动受阻
转型社会的中国，阶层分化表现为一个相对动态的变迁过程。按照经典社会分层理论，变迁的方向和结果是社会逐步整合形成一个高低有序、分布合理、关系和谐的阶层结构，而这一社会过程必然反映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社会交往的群际分化。作为一款私密性很强的社交软件，微信空间的信息流动秩序是由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协调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在微信空间中得到再现或者强化，被强弱关系形塑的异质性网络具有以社群为单位的层级分布特征，信息扩散与流动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同一或者相似社会群体的“层级互动”。
也就是说，微信空间中的群体内交往更加频繁，而群际分化的垂直结构则造成群体间交往的阻滞，它对舆论生成与演化过程的影响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对占有充足信息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来说，他们之间的互动虽然频繁但却相对封闭，相对理性、多元的观点生产主要集中在精英群体内部，难以与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开展舆情沟通，产生舆论生成与演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出现前文所述的舆论场分化现象。其二，不同社会群体被突发事件所激发的舆情态势有较大差异，官方智库及学者所做的舆情分析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同的舆情态势其实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社会事件在情绪、态度、观念以及意见上的多种向度。一般而言，容易滋生谣言、造成信息失控的舆情会不断在社会群体的下层堆积，且不易排遣。
结论与探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对微博与微信舆论场的考察至少需要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首先，就研究路径而言，重视“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开拓微博与微信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就知识生产语境而言，把握“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搭建微博与微信舆论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二者层次不同但相互勾连，后者是前者的论述前提，而前者是论述后者的一种视角选择。
一方面，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同属一个逻辑范畴，由特定平台承载的关系网络形塑了特定的舆论场生态，信息生产与观点表达在特定舆论场中的流通互动，也在不断强化或改变着特定的关系网络。在逻辑上，二者相互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关系论视角。比如，微博与微信舆空间中各类行动主体或群体与技术性平台的行为关系、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将前者建构成一个信息流动与观点生产的特定场域，关系网络是维系舆论场样态及其功能特征的基础性资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关系网络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比如，微博舆论场中由“中心节点”组成的“流动空间”会时常将“新兴节点”纳入，以适当更新社会资本与注意力资源分配的非均衡状态；微信舆论场中的强弱亲疏关系不会一成不变、用户的自主性会对微信所提供的技术机制进行灵活运用、微博与微信的互动关系会随着舆论客体即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些都会对舆论场的生态格局造成有限的资源重组与关系协调，使其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已经是一种既具本土性又具普遍性的知识生产语境。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相关联，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逻辑似乎是一个社会转型当中的信息重组逻辑，当一种旧的传播技术不再持有社会潜力，就会有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来进行接力，这在表面上是一种客体性质的技术革命，实际上同时亦是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另一方面，单看新媒体的技术变革，它具有两重性——新媒体的技术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技术，培育或配置社会内部的协调性，它的社会属性则是围绕媒介技术的兴起而逐步构建和演变的社会文化实践。[43]不难发现，对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之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极大地影响着学术问题的确立和研究旨趣的偏向，受到这种社会语境的影响而渐成显学的舆论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由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共同形塑的知识生产语境在中观与微观的阐释实践中消失或者被淡化，宏观语境之于学术视野与理论问题的构建，并没有获得充分彰显，网络舆论研究在学术逻辑上的完整性很少被强调。其一，国内学者以及官方智库多是以现实应用为导向，对网络舆情和舆论的探讨尚处于“悬置”基础问题与严谨思考的策略研究阶段。基于数据、图表的实证研究又因其过于琐碎，甚至于抽离或者淡化舆论事件所处的社会语境，难以深入探寻网络舆论场的学理。其二，社会矛盾凸显、风险议题多样、社会阶层利益逐渐分化的转型社会，以及作为交流环境、网络社区空间、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的移动互联网，给舆论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视角。既有的舆论学理论框架在遭逢挑战的同时，恰得再次充实自身的发展机遇。
总之，社交媒体舆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在“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重要问题，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性与技术性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或机构组织）与微观（个体、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在此基础上，应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这一理论视角考察微博、微信舆论场，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强调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以此建构社交媒体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微博与微信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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