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以文先生年谱》的史料价值

郑　玲

【摘要】《鲍以文先生年谱》是尚未发表的一部手稿本，近人王立中辑。这部《年谱》真实地记录了鲍以文先生的藏书及刻书活动，对研究鲍以文及安徽的藏书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鲍廷博　年谱　藏书　刻书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世居安徽歙县西乡长塘村，故常自称“长塘鲍氏”。其家数代行商，祖父鲍贵(字国槐)与父鲍思诩(字鸿远，号敏庵)“同服贾，寓于浙”。钱泳《履园丛话》言鲍廷博“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1]他亦商亦工，使其家颇富裕，为其藏书、刻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鲍以文先生年谱》是一部尚未发表的手稿本，它真实地记录了鲍以文先生藏书及刻书活动。本谱为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手稿本，九行三十一字，间有双行小字，偶见朱笔，有栏格，天头有眉批，版框36cm×18.5cm(见书影)，一册。作者只标“王辑”，但据稿本首页所盖的“叔平”印章，可推断其人即王立中。王立中，字叔平，安徽黟县人。除著录本年谱外，还著有《俞理初先生年谱》一卷、《城南草堂曝书记》，辑录《癸巳类稿》十五卷附诗文补遗一卷。

该谱因是未定稿，作者于书的天头加了一些眉批。这些眉批，其内容有拟补入正文者，如年谱正文“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五十八岁。六月，跋《酒经》(十二集本书)”其天头写有“卢文弨校刻《春秋繁露》十七卷”。有提醒抄胥抄写时调行者，如年谱正文“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八十一岁。与顾千里商榷复校《履斋示儿编》。庚申首夏”，其天头写有“小字双行”，其作为眉批应是提醒抄胥抄写者将“庚申”二字抄作“小字双行”。有补释年谱所记某事之具体内容者，如年谱正文“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四十九岁……赵氏小山堂”其天头写有“小山堂，赵昱，字功千，号谷林。得祁氏澹生堂之书”，其眉批即为“赵氏小山堂”的简介。本谱是未定手稿本，有不少笔误。另外，正如作谱者所说:“但居穷山之中见闻有限，兼之敌寇侵凌，交通阻梗，咨访无从补辑完整，候就正通人”。如谱中“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八十一岁”，经核对应为“七十九岁”;谱中“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八十二岁”，经核对应为“八十岁”。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误写成《浦芦笔记》等等。

本谱特点，正如例言中所说:“此谱但选其有关校刻书籍或先生之师友，按年份系之，不泛及也。”它为研究鲍以文藏书、刻书、著述及安徽的藏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一，为鲍以文的生平提供资料，使已有的传志但却简略的人物资料得到丰富补充。如大学者阮元《知不足斋鲍君传》[2]一文只有692字，概述鲍以文藏书、刻书的经历。而本谱约11000字，按年代顺序具体叙述他藏书、校书、刻书以及与其他藏书家及学者交往的经历。关于刻书的目的，他在《知不足斋丛书》自序中说:“……宋左氏之《百川学海》、元陶氏之《说郛》、明陈氏之《秘籍》，前人颇以删节脱伪少之，然左氏十集，聚百余种，至今裒然具存，要非尽同一脔之赏，较之汉唐亡书，仅见于宋人类事及诸书注释所引用，得其一鳞片甲以为快者，其所资益不已多乎?此廷博所以汲汲为丛书之刻，意盖有感于斯也。”可见鲍以文刻书为存亡继绝、嘉惠士林而刻。

谱中记载鲍以文“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四十九岁。开始校刻《知不足斋丛书》。”还提及他千方百计搜寻海内外孤本善本及“中土久佚而传向海外者”的事迹。鲍以文跋《古文孝经》:“《古文孝经孔传》一册，吾友汪君翼沧市易日本得之，携归举以相赠”。又如“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五十五岁，居桐乡。”这一年，其友吴丽煌得到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寄于鲍以文，他立即刻入丛书，并于该书后附写《吴丽煌寄示〈斜川集〉志喜》一诗，中有“苏氏昔曾推怒虎，叶公今始得真龙”之句，为获得真品而欣喜;他还由衷感谢寄赠者“欣赏不忘知己共，远烦千里手题封”。又如宋刘昌诗《芦浦笔记》，鲍氏初得刻本阅后觉有缺讹，一直寻找真本，30年后始得到明人谢肇淛旧抄本，补脱文二行，并纠正错字若干个。他在跋中高兴地说:“庶几成善本矣。”所以鲍以文的《知不足斋丛书》被人称有二善:凡收一书必首尾具足，其善一也;必校雠精审后再镂版，其取材之精密，刊刻之谨慎，尤非它书可比，其善二也。同时，鲍氏雕版的书，以罕见者为主，不与时人争奇。卢文弨在《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序》中感叹:“自唐以来，说部之流传于今者，盖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鲍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灭也欤?”[3]

第二，鲍以文朋友之信息总汇。本谱提到婺源江永、歙县程瑶田、休宁戴震、祁门马曰琯及杭州汪宪、卢文弨、常熟钱大昕等好友。本谱还提到鲍以文与浙东、西藏书家，如赵氏小山堂、卢氏抱经堂、汪氏振绮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花馆的往来。如果要查阅上述人物资料，《鲍以文先生年谱》值得利用。鲍以文参合有无，互为借抄，然后比较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群经、诸史和周、秦子书，都尽力遍寻宋元旧椠，校以他书，考订审正古籍(尤其是俗本)中有异之处，然后将满意的校本汇刻《丛书》，做到精选、精校、精注、精印，不使谬误流传，贻误后人。本谱提到鲍以文聘请当时著名的大学者、版本学家毕沅、卢文弨、谢墉、庄逵吉等校刻名家名篇。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毕沅校正《山海经》十八卷。……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毕沅校注《墨子》十六卷。……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毕沅校刻《吕氏春秋》二十六卷。……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卢文弨校刻《春秋繁露》十七卷。……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卢文弨校刻《经典释文》三十卷，附考证三十卷。……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谢墉校刻《荀子断章取义》二十卷。……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庄逵吉校刻《淮南子》二十一卷。”

第三，此年谱还提供了其他多方面的信息。如《永乐大典》与《四库》的关系。年谱“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四十六岁。……朱筠奏请校辑《永乐大典》，先后辑出之书著录于《四库》及《存目》者合计凡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并用聚珍版印行”。又如年谱中提及戴震校刊《水经注》，在年谱“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四十七岁”。其眉批“戴震校刊《水经注》四十卷，按此书戴、赵、全三氏问题至今未决乎?颇同情梁任公平亭之言，颇愿著一文以相应，限于体例容另为之”。戴震校刊《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和全祖望七校本《水经注》，由于他们在细节和个别说法上甚近，因而有戴窃赵之说，形成了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梁任公曾以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说调停这桩公案。而作谱者显然赞同这一说法。事实上，据天津藏的一个赵一清校本的抄本，可以证明在乾隆的殿本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的研究成果都有，实无所谓谁是剽窃者。年谱还提及鲍以文与书商的往来，书商历来名位卑微，史传不屑，士民鄙薄，唯藏书家对之另眼看待，敬重有加。谱中叙述:“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八十三岁。……书贾钱听默卒。按乾嘉时书贾著名者，如陶五柳、老韦、施汉英、钱景开听默四人。洪亮吉《北江诗话》谓之‘掠取家’;章实斋又创为‘横通’之说。盖鉴别旧籍，事属专门，苟非胸有古人眼，别真膺鲜不黑白易色。故特系钱氏之卒于此，乃校勘之本旨也。宋陈起编《江湖小集》，陈思辑《宝刻丛编》，俱书贾也。钱尤著，曾为扬州马氏口口收书，黄氏题跋中往往有钱听默‘经眼印’，能举《笠泽丛书》中‘火姑苏兮沼长洲’之为善本。老韦能知吴才老《韵补》，邵子湘《毅略》已尽采之，又知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由此可见，这些书贾是鉴别版本方面的专家，他们与谱主的关系也不一般。

总之，王立中辑录的这部年谱，尽管有些笔误，但瑕不掩瑜，对后世研究鲍以文藏书、刻书及其藏书文化无疑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注释:

[1]钱泳《履园丛话》第169-17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阮元《研经室二集》卷五。

[3]卢文弨《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序》，见《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版。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图书馆)

新书介绍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宁波出版社出版

2006年11月第1版　16开　定价:5600.00元

我国现存历代科举文献中，以明代保存最多，其中天一阁收藏了370余种，占总数的80%，且都是为海内孤本，弥足珍贵。科举文献大多刻印精良，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史及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之重大项目，也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该书的问世是天一阁馆藏科举文献的一次集中展示，是一部目前国内出版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此次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共56种，被誉为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与《续刊》之后的又一盛举，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填补我国科举文献出版的空白，同时也将大大裨益和推动我国明史、科举史、档案史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