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与“地中”问题

徐到稳^[2]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地中的概念。“地中概念的产生，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认识有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产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地分离，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地中概念就是这一认识的自然产物。”^[3]地中概念不仅体现在古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中，^[4]也体现在经典记载（如《尚书》中的“土中”、《周礼》中的“地中”）以及周公都洛的史实中。古人对地中存在的合理性、具体位置以及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试验、讨论、研究，^[5]因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中”问题。

明末清初，西方天文学东渐，揭示了“地中”问题的虚伪性，^[6]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7]至少到乾嘉时期，“地中”问题仍然重要，继续为主流学者们所探讨。江永对“地中”问题的研究及乾嘉学术界对它的反响，为我们理解“地中”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也可为探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乾嘉学术的影响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8]

一　江永对“地中”问题的研究

江永（1681—1762）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乐律学家，徽派学术的开创者。他在数学、天文学上受梅文鼎影响很大。^[9]但与梅文鼎等人持西学中源说的立场相反，他坚持西学的独特性与正确　性。

在《数学》（1740）中，江永继承了梅文鼎的观点，^[10]承认地圆说的合理性，认为传统学者对“地中”问题的讨论多“臆度之见、无理之谈”。他说：“今地圆之说大显，是数千年来失者复得，历家据以为测算之根，而儒家亦藉为穷理之要，可不谓厚幸乎？”^[11]江永认为，地圆说不仅是天文学家测算的根本，而且是儒家穷理的关键。至于地圆说为何是儒家穷理的关键，江永没有补述。不过，与地圆说对立的地中说确实与儒家经典密切相关。

《尚书·召诰》记召公对殷人和周人说道：“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的“土中”指什么？一般有三种解释：一认为四方之中，如此各方入贡的路程均等；^[12]一认为四方之中，如此各方消息容易听闻；^[13]一认为此处的“土中”就是《周礼》的“地中”。后说尤其值得注意。

《周礼·地官·大司徒职》云：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此处地中明显是天文学、数学意义上的，故可谓中国典籍中对地中概念的最早论述。^[14]郑众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15]郑玄无驳，视为赞同。郑众、郑玄相信《周礼》为周公所作，此处的“乃建王国”就是《尚书·召诰》中的建都洛邑，于是他们直接将地中理解为当时的颍川阳城。^[16]该说影响非常深远，土圭之法成了后人寻找“地中”的依据。^[17]

江永批评传统对“地中”问题的讨论多“臆度之见、无理之谈”时，提到了王蕃。^[18]王蕃曾根据《周礼》的记载，推测太阳距离其下临之地为八万里，用勾股术弦的方法算出太阳距离地中阳城（今河南登封）为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再以阳城为中心，以阳城与日距离为半径，求得周天长度为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三分。^[19]这为传统的地中说提供了新的论证，比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前进了一步。但江永在《数学》中指出，王蕃“不过就中土地中洛阳北一带所见极高言之，非可以此概大地也”。^[20]在江永心目中，中土显然不能概括大地。

可见，江永对西方地圆说的理解非常透彻，并以此揭示了“地中”问题的虚伪性，具有现代意义。但他同时作为一位经学家，面临着如何诠释经典的问题。在《周礼疑义举要》（1760）中，江永对《周礼》“地中”重新诠释了一番：

周都洛邑，欲其无远天室，而四方入贡道里均。人谋则武王已迁鼎，鬼谋则周公、召公先卜河朔、黎水，再卜涧东、瀍西，以审定之。所谓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势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与圭齐，而后谓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树八尺之表，景长尺有五寸，是为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为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随其长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贾疏谓周公审慎者近之。汉时天学未明，所谓《考灵曜》者，汉人妄作……经文本谓测景以建王国，则当时惟于东都王城测之……其真测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东西则随人所居而移。经谓“日东则景夕”、“日西则景朝”者，言其理当如是，非真能同时立表，知其东表日已昳，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则东西里差以月食时刻先后定之，疏立五表之说亦同。^[21]

在此处，江永认为《周礼》中的“地中”即《尚书》中的“土中”。“所谓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势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与圭齐，而后谓之土中也。”土中是疆域的中心，并非天文学上的中心。至于《周礼》中的“求地中”，江永认为在东都求地理中心，以建设王城。“日东则景夕”、“日西则景朝”是与西方天文学相冲突的，只能理解为《周礼》作者在当时的合理想象。如此，江永既从科学上反驳了地中说，又巧妙地重新诠释了经典中的“地中”（“土中”），经典与科学之间的张力就被他化解了。

二　“地中”问题的时代背景

有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西学影响很大，“地中”问题因而很快退出了学术的舞台。^[22]如果此说是正确的，那么江永对地中说的反驳也就毫无意义了。可如果我们知人论世，将目光瞄向江永所处的时代，发现情况并非那么简单。^[23]

一方面，坚持地中说的学者大有人在。

此处不能不提到李光地（1642—1718）。^[24]李光地为康熙帝的宠臣，他对梅文鼎的历算之学非常重视。“康、梅相交，李光地扮演的传媒角色功不可没。这不仅使梅学声名大振，‘公卿大夫群士，皆延趾愿交’，而且对梅氏晚年学术宗尚的转变，即从兼采中西之长走向大力论证‘西学中源’说，产生重大影响。”^[25]梅文鼎在《历学疑问补》中论证了西历源出中国《周髀算经》，还论证了西洋五带、地圆说也皆与《周髀算经》所说吻合，但没有直接涉及“地中”问题。受康熙帝、梅文鼎影响的李光地对此却有专门论述：

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说多矣，至于今日西历之家，其说弥详。……其所记亲历各州风土山川寥廓荒忽，虽不可尽信。然其实测晷景见诸施行者颇为信而有征，其理盖不可诬。今以其说考之，则中国九州正当黄道北轨，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于广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逦而北，至于夏至去日十六度许，则今直隶也。自此复出塞而北，风气渐寒，昼夜短永渐踰其度。自广州越海而南，则气渐酷热，而昼夜之刻渐无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内，风气和，时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时之所交合，阴阳风雨之所和会。昔之达者，其知之矣，而周公岂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则可矣，东西风阴之理亦可得闻欤？”曰：“由前之说，则环处于地者迭为东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后之说拘之也。盖九州之域西则多山，而东际海，近山则多阴，滨海则多风。验之闽、蜀之地可见，然则《周礼》之风阴，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为中耳，其所以风、所以阴，恐山水之为，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26]

李光地此处是对梅文鼎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中国处于温带，在热带与寒带之间，所以“风气和，时刻平”；而洛阳又居中国之中，所以《周礼·地官·大司徒职》描述“地中”是存在的、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地对为什么只有中国在温带、为什么洛阳居中国之中这两个关键问题完全略过，所以论证缺乏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李光地的思想世界里，讲求西学必须以尊奉理学为前提。由此也就不难想见，当西学与他所尊奉的程朱理学产生严重矛盾时，出于卫道之需，他会排斥乃至于放弃已经接受的西洋学说。”^[27]显然，在“地中”问题上，李光地为了维护西学中源说，又一次排斥甚至扭曲了西学。然而李光地的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李钟伦（1663—1706）《周礼纂训》、郑方坤（1693—？）《经稗》等著述均有称引。^[28]

坚持地中说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方苞。^[29]《钦定周官义疏》（1748）卷九：

所谓“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气之中。主于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黄，皆圆体也。天地既圆，则所谓“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无影之处为然。以气而言，必阴阳五行冲和会合乃可谓中。以《周髀》之说推之，二极之下昼夜极偏，其地大寒；赤道之下昼夜常均，其地大暑。中国当赤道北，寒、燠、温、凉四序循环，无偏胜，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气，故谓之地中。经谓“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气与天之中气合也。合故四时交而无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风雨会而无多风之患，合故阴阳和而无多阴之患。盖四时风雨寒暑皆天地为之，其交、其会、其和皆天地之合为之也。然则“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处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为标识耳。^[30]

《钦定周官义疏》为方苞领纂，且上引文字又见于方苞的《周官析疑》，^[31]因此可以肯定这体现了方苞的见解。他明显感受到经文与西方地圆说之间的矛盾，将“地中”分为“形之中”与“气之中”，又回到李光地的思路：认为中国处于热带与寒带之间，而洛阳又居中国之中，所以《周礼》描述“地中”是存在的、合理的。方苞“形之中”与“气之中”的划分既缺少科学依据，也无助于诠释经典。他对为什么只有中国在温带、为什么洛阳居中国之中这两个关键问题也完全略过，所以其论证与李光地的同样缺乏力量。但由于《周官义疏》是钦定的，代表了官方观点，故此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否定地中说存在而没有用西学作为依据的学者大有人在。

如万斯大（1633—1683）是清初质疑《周礼》的代表人物。^[32]他著有《周礼辨非》一书，从五十余处具体问题质疑《周礼》，而“地中”问题即为其一：

愚案：《左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更记载武王言“我南望三涂，北望岳壁，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则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继而成之，非以土圭测知为地中而营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当日之言，亦以其形胜可都，初非以其为地中也。独《召诰》有土中之说，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为土中者，盖因营洛时，四方民大和会，就工之暇，必相与语及启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闻之，遂以之人告于成王耳。先儒谓周公于阳城立表，古迹犹存，吾未敢质言其立自周公与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土中之说更加审定而为之，未可知也。……故知五表之说盖怪妄而无据也。然则立表测景，古无其事乎？曰：历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记》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谓致日，即《尧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谓土地则《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盖以土圭之长短，为度之准也，岂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国，置槷以县，眎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盖建国者，既求地以县而得地之平，更测日景以正东西南北，亦非为求地中也。○唐开元十二年，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愚按：此测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测日晷之长短，而非求地中；但测南北之晷，而不测东西之晷。有以见测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设。而南北之晷，既有长短之分，不必更测东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则所谓日景千里而一寸，岂足据乎？然则其测之者何为也？曰：节气时刻远近不同，非是无以知之也。○吴氏曰：“先儒闻此为周公营洛邑之事。夫周公虽营洛，成王未尝居之。至犬戎之难，平王始迁居焉。今指洛邑谓之王畿，岂不戾乎？若但测景求地中而不居，则不得谓之王畿也。且先儒谓阳城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阳城，乃营洛邑乎？洛邑去阳城亦远矣，既求地中而不以为都，何邪？盖作《周官》者，见《召诰》有土中之言，故为此说，而先儒因之附会，不知所谓土中者，谓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则《书》载营洛事详矣，岂得不言？今观《洛诰》特云‘卜涧水东、瀍水西’，何尝如此经之说？学者知成王未尝居洛，自知地中之说为非。”^[33]

万斯大认为《周礼》地中说不可信，他的论证大致分成五个方面：1.宅洛乃武王之志；2.《召诰》“土中”指四方道里均平；3.“五表”之说盖怪妄而无据；4.“日景千里而一寸”说不可信；5.（吴澄指出）成王未尝居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证2、3、4也见于江永的文字，也为江永所赞同。江永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万斯大的礼学著作，^[34]故可以断定江永在地中问题上受万斯大的影响很大。两人观点有同有异。他们都认为地中说不可信，但万斯大的论证来自传统知识，^[35]并非西学，而江永的主要论证就来自西学。他们的宗旨可以说是相反的：万斯大指出地中说不可信，进而指出《周礼》不可信；江永结合《召诰》的“土中”重新诠释经文，^[36]为的是化解经典与科学之间的张力。耐人寻味的是，万斯大并没有引用西学知识作为自己的论证。这固然可以从万斯大并非天文学家来解释，但也透露出西方天文学在当时影响不大。如果当时西方天文学影响较大，万斯大不可能不知道；既知道，不可能不将其作为自己有力的论证。

又如刘青芝，雍正五年（1727）进士，官翰林院检讨。^[37]他似乎受万斯大影响，也反对地中说，但也同样没有引用西学作为自己的论证。^[38]

由上可知，在江永的时代，“地中”问题并没有退出学术舞台：一方面，以李光地、方苞为代表的学者试图扭曲西学，来论证“地中”存在，进而维护中国中心观念；另一方面，以万斯大为代表的学者对西学毫无所知，利用传统知识来否定“地中”存在，进而认为《周礼》是伪书。江永积极学习西学，意识到地圆说的正确性。他也应当看到众多学者围绕“地中”的荒谬解释，既违背了科学，也冲击了经典的权威性，才不得已而论辩吧。

三　江永成果的反响

江永对“地中”问题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当时的学者很快接受。他的《数学》与《周礼疑义举要》被《四库全书总目》给予很高的评价，^[39]但“地中”问题未被提到。他的学生，如戴震、程瑶田、金榜等，对其说没有阐扬。^[40]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在江永之后，坚持地中说者仍然不少。

一方面，有人支持李光地、方苞的观点。如阮葵生（1727—1789）等还在引用李光地的说法，^[41]官献瑶（1703—1793）也坚持其师方苞的观点。^[42]

另一方面，还有人反驳以吴澄为代表的从历史角度否定“地中”存在的论证。如龚元玠，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清代中期学者，^[43]仍然坚决维护地中说：

客曰：“地中之说，郑氏谓周公居洛营邑于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而吴幼清以成王未尝居洛，因以地中之说为非。如何？”曰：“居洛者，武王、周公之志也。成王不忍舍镐京之旧，而朝会诸侯，未尝不于洛观诸侯于近东都之地有朝宿之邑可见矣。郑氏以为使成王居之，虽未得其实，而吴氏直以为非，则已疏矣。”曰：“东都有朝宿之邑，此据《公羊》许田及《左氏》有阎之土以共王职之说耳，此外朝洛正文，史何以未之一见？”曰：“史虽未见，亦时时见于他说。《周书·王会解》曰：‘成周之会。’成周者，洛阳也。《小雅·车攻》及《瞻彼洛矣》之诗皆在东迁以前，则虽宣王以后依然朝诸侯于洛也。”^[44]

龚元玠明确反对吴澄“以地中之说为非”的观点，维护《周礼》地中说。他的论证穿凿附会，并无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他依据的也是传统知识，对西学毫无涉及。

江永对“地中”问题虚伪性的揭露，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巨大挑战。我们没有看到主流天文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对江永的回应，不过似乎可以从江永与梅瑴成的学术交往上略见一二。

梅瑴成（1681—1764）是梅文鼎之孙，也是著名数学家。^[45]江永于乾隆五年（1740）进京，初次与梅瑴成结交。^[46]梅瑴成了解江永《数学》的内容及其立论思想之后，就批评江永数典忘祖。江永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否认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而且强调西方天文学家的“创始之劳”及对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47]乾隆十八年（1753），江永以《翼梅》“又序”的形式写出他与梅瑴成的交往，继续批评西学中源说。乾隆二十六年（1761），梅瑴成借编辑《梅氏丛书辑要》的机会，^[48]在《五星管见》之后写了一段识语，痛斥江永：

盖泥于西说，固执而不能变，其弊犹小。至其于西说之不善者，必委曲为之辞，以伸其说。于古人创法之功，则尽忘之。而且吹毛索瘢，尽心力以肆其诋毁，诚不知其何用心！夫西人不过借术以行其教。今其术已用矣，其学已行矣，慎修虽欲谄而附之，不已后乎？彼西人方谓古人全不知历，以自夸其功。而吾徒幸生古人之后，不能为之表扬，而且入室操戈，复授敌人以柄而助之攻，何其悖也！其用力虽勤，揆之则古称先闲圣距邪之旨，则大戾矣！^[49]

考虑到梅瑴成在当时天文学界的特殊地位，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对江永的指责代表了主流学者的看法。

清前期、中期西学的影响实在有限，所以江永对“地中”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为主流学者所认可。不过，清后期中西关系的变化，并非梅瑴成等人所能想象。清末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郭双林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念的演变过程有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中心观念仍没有丝毫动摇”；^[50]清初传教士传入西方地理学知识，但中国中心观念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动摇；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中心观念开始逐渐发生动摇；同光年间，中国中心观念进一步被动摇；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中心观念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51]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中国并非中央之国，一些人还对中国的国名进行了讨论，于是爆发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52]“它对正确认清是世界局势，推进国内的改革，具有非凡的意义。”^[5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诒让（1848—1908）在其巨著《周礼正义》（1905）中列举了各种关于“地中”的说法，最后肯定江永的观点：“江说甚通，足以释诸书之纷矣。”^[54]至此，江永研究“地中”问题的成果才最终得到主流学术的承认，而“地中”问题才真正从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销声匿迹。

四　结　语

江永积极学习西学，认识到地圆说的科学性，揭示了“地中”问题的虚伪性。^[55]虽然不为当时主流学者所接受，但最终为历史所证明。他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中的“地中”（“土中”），化解了经典与科技之间的张力，对今天解经仍有重要启示意义。江永在思想学术史上的贡献应当为今人铭记。

从江永对“地中”问题的研究及其背景、反响中可以看出，“地中”问题非常重要，也很复杂。我们中国之所以叫做中国，与古人处于大地的中心的信仰有密切关系。但信仰并不等于真理。尽管古人对地中存在的合理性、具体位置以及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试验、讨论、研究，但随着近代西学的传入，这个问题的虚伪性方为更多人看清。“地中”问题与皇权政治几乎同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耐人寻味。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乾嘉学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近百年来学者们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认为影响非常巨大，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一种认为影响非常微小，以钱穆、余英时为代表；其他学者的立场多位于两者之间，而明显偏向前者。^[56]不同的角度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与其他角度相比，^[57]“地中”问题似乎更重要、更合适。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乾嘉学术的影响并不大。

【注释】

[1]本文为第5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清中期考证礼学研究”（编号2014M561507）成果。

[2]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3]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天圆地方说出自《周髀算经》，一般被认为是盖天说的流派之一。一些学者认为，早期浑天说是有地圆思想的。“随着实用天文学发展和理论探讨的沉寂，后世浑天家大都持有‘天圆地平’说，以致在利玛窦传入西方地球说时，‘骤闻而骇之者甚众’。”见贺威《试论李光地的中国传统天文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不论天圆地方说与盖天说、浑天说的联系如何，中国古人总是相信他们大地是个有限的平面，且他们就在这个平面的中心，这是与西方地圆说直接冲突的。相似的观点见江晓原《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地圆学说》，《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

[5]参见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

[6]曹一指出：“地圆学是西方天文学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形成了这一学说。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一般认为很早。依据之一是隋唐墓葬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就铸有地图的图案。到了13世纪，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了七件天文仪器，其中就包括地球仪。……笔者认为，中国人首次接触西方地圆说的时间当起自明代传教士的来华。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看到了西方地圆说明确、系统、完整地阐释。”见曹一《由清代笔记看西方地圆说在中国传播困难之原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中也有类似看法。

[7]有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西学传入，该问题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地中概念的影响一直到明代仍然存在，直到传教士传来地球学说，地中说才在中国真正地销声匿迹。”还有种观点认为，1840年后国门洞开，西学大入，该问题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将证明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8]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梳理了地中概念的历史演变，但由于作者认为明末清初西学传入，地中概念就此毫无学术意义，而没有考察清代部分。曹一《由清代笔记看西方地圆说在中国传播困难之原因》从西方地圆说在中国传播的角度，得出地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极其缓慢与艰难的结论。其角度、结论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但该文考察的对象仅仅限于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清末丁柔克《柳弧》两种笔记，没有涉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乾嘉学术的影响。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系统梳理了自道咸至光宣年间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嬗变、近代科学地理学的产生以及在晚清内外危机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地理学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此书涉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但非其重点所在，故论证不够直接。

[9]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清初著名的天文、数学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著作有《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江永的《数学》，原名《翼梅》，其中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赞同梅文鼎的观点，二是反对梅文鼎的说法，三是在梅文鼎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10]在《历学疑问》（1693）中，梅文鼎专设“地圆可信”一节，指出地圆说无疑是正确的。在《历学疑问补》（1705）中，他则认为中国居于地球之正面，而其他国家处于地球之背面，在承认地圆说的前提下，处心积虑地拔高中国的地位。他还全力论证“《周髀算经》虽未明言地圆，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并认为地圆说“窃疑为周骸遗术流入西方者”。见陈美东、陈晖《明末清初西方地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梅文鼎一方面肯定了西方地圆说的合理性，一方面重新挖掘《周髀算经》中的天文思想，试图将两者对接。江永五十多岁后，对梅氏著作“潜玩既久”，颇有心得，因此著《翼梅》。江永于1740年至北京，与梅瑴成结识，让梅瑴成看了《翼梅》。后来，江永的弟子戴震（1723—1777）将《翼梅》和《推步法解》两书带到了北京，并介绍给秦蕙田（1702—1764）。秦氏对两书评价较好，将前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后一书的全文编入了自己所写的《五礼通考》“观象授时”类中。戴震后来将《翼梅》改名为《数学》。

[11]江永《数学》卷一，清守山阁丛书本。

[12]《史记·周本纪》、《帝王世纪》有此说。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八，王文锦、陈玉霞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第721页。

[13]《白虎通·京师》有此说。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八，第721页。

[14]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在论述“地中概念”的缘起时，引用了《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更晚的著作，而将《周礼》这段材料放入其他章节，实为失误。

[15]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八，第722页。

[16]赵永恒“根据《周髀算经》中的盖天模型，用天文学方法对其实测数据进行了拟合，确定《周髀算经》的观测年代为公元前511年左右。同时，还对西汉末年、西周初年和夏初的二至晷长数据进行了拟合，得出了对应的观测年代和可能的观测地点，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周公卜洛’和‘禹都阳城’是相符合的。”见其《〈周髀算经〉与阳城》，《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

[17]此处“地中”既包括天文学、数学意义上的，也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参见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2—160页。

[18]王蕃（228—266），字允元，三国时庐江（今庐江县西南）人，“博学多闻，兼通术艺”，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蕃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在于：根据张衡的浑天说和自己长期观察天象的实践经验，在张衡原来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设计，重新精心制作了浑天仪。

[19]见《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96年，第287页。这是对“日影千里而差一寸”说的发展。有关该说的演变情况可参见汪小虎《“日影千里差一寸”学说的历史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0]江永《数学》卷一，清守山阁丛书本。

[21]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二，清经解本。

[22]如关增建即持此观点，见其《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

[23]郭世荣指出：“东西两种传统的天文学在明末清初的交融、竞争与冲突是中国科学史上最为激烈的斗争。围绕西方天文学的东来，引发了明末清初一系列十分激烈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事件的发生。从明末徐光启为引进西学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与斗争，到清康熙初年的杨光先事件，再到康熙皇帝玄烨等人倡导的‘西学中原’说的确立；从《崇祯历书》的翻译、《西洋新法历书》被清政府的采用，到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对西方天文学的阐释，再到康熙御制《历象考成》的编写出版；还有钦天监长期同时设满族监正和西洋监正，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西方天文学已经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受到了民间和官方的承认，基本上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但是，事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中西历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见其《梅瑴成对江永：〈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24]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李光地著作丰富，有《周易通论》、《周易观象》、《大学古本说》、《古乐经传》、《注解正蒙》、《朱子礼纂》、《榕村语录》、《榕村文集》、《榕村别集》等。

[25]徐海松《从“会通中西”到“西学中源”——清初科学家的思想轨迹及其影响》，《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6—34页。

[26]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591—592页。

[27]张绍军《西学东渐与理学名儒的回应——以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考察中心》，http：//page.renren.com/600098729/note/702251985。

[28]见李钟伦《周礼纂训》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郑方坤《经稗》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方苞（1668—1749），字灵皋，一字凤九，晚年号望溪，汉族，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考取进士第四名。时因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康熙五十二年，因李光地极力营救，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终老。

[30]《钦定周官义疏》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第271—272页。

[31]见方苞《周官析疑》卷九，清康熙雍正乾隆递修本。

[32]《周礼》是出现最晚，除了古文《尚书》之外最受人质疑的儒家经典。自西汉末年以降，质疑者几乎代不乏人，如汉代林存孝、何休（129—182）等；宋代刘恕（1032—1078）、苏辙（1039—1112）、晁说之（1059—1129）、胡宏（1102—1161）、魏了翁（1178—1237）等；明代陈耀文、安世凤、范守已、王世贞（1526—1590）等。

[33]万斯大《周官辨非》，清乾隆刻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本。

[34]如：“近世万斯大之说尤误，亦不必辨。”见江永《深衣考误》，清艺海珠尘本。又如：“四明万斯大充宗之说。”见江永《群经补义》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如：“万充宗云：《吕览》载鲁恵公使宰让于周，请郊庙之礼乐；王使史角往，鲁谕止之。其言必有所据。”见江永《群经补义》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这说明在西学东渐之前，已经有中国学者从历史等角度认识到“地中”问题的虚伪性，但没有从科学角度得出现代西方地圆说。

[36]江永对《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并无论述，不过可明显看出他并不认为《周礼》是伪书。

[37]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七，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38]见刘青芝《周礼质疑》卷二地官，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该书刊刻时间比江永的《数学》晚，比《周礼疑义举要》早。

[39]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数学》，中华书局，1997年，第1400—1401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248页。

[40]戴震（1724—1777），字东原，一字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经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思想家。著有《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徐道彬指出：“戴震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顺应官方的文化走向，提升思想理论高度，将‘西学中源’说贯彻到底，并随处阐扬。”见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年，第178页。但戴震在“地中”问题上既未阐扬也未反驳其师江永的观点。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等。程瑶田的《周礼札记》为早年作品，其中《土圭正日影》涉及“地中”问题，但几乎毫无见解。见《程瑶田全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4册，第11页。金榜（1735—1801），字蕊中，又字辅之，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经学家。著《礼笺》。

[41]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三，清光绪十四年本。

[42]见官献瑶《石溪读周官》卷二，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43]龚元玠生卒年不详。纪大奎《双桂堂稿》续稿卷十二（清嘉庆十三年刻纪慎斋先生全集本）记载：“（龚元玠）后归家年八十余，犹日与学者讲释经义云。”若龚元玠中进士在四十岁，则卒年当在1794年之后。此时江永已卒，《数学》、《周礼疑义举要》已经流传。《畏斋周礼客难》最早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三经客难本，其时龚元玠已去世。

[44]龚元玠《土圭求地中（大司徒）》，《畏斋周礼客难》卷二地官上，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三经客难本，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9册，第117页。

[45]梅瑴成，字玉汝，号循斋，又号柳下居士。以燕子，文鼎孙。安徽宣城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赐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雍正七年（1729）任江南道御史。次年转工科给事中。九年，迁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乾隆元年（1736）擢顺天府丞。十二年，迁都察院副都御史。十三年擢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官至左都御史。七十三岁告老归乡。一生精研天文学、数学，曾预修《明史·天文志》、《律历渊源》，增删校订程大位的《算法统余》，主编《数理精蕴》，校正《梅氏律算全书》，对当时及后世数学、天文学研究影响巨大。

[46]郭世荣对江永和梅瑴成之间的交往情况有较详细的考察，见其《梅瑴成对江永：〈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

[47]参见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48]《梅氏丛书辑要》，清代数学家梅文鼎及其孙梅瑴成的天文、数学著作集。由梅瑴成在祖父去世后率族人将其遗作重加整理、校订，并将自己的两卷文稿附于其后。该书刊行之后，影响很大。

[49]梅瑴成《五星管见》识语，《梅氏丛书辑要》本。

[50]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51]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293—296页。

[52]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297—299页。

[53]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299页。

[54]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八，第725页。

[55]陈美东、陈晖指出：“明末清初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种科学新知，可见五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勇于摒弃旧说，接受新的观念；第二种，与第一种相似，且尽力找寻中西学说的相合点，有强固新知之意，但勉强取证，亦存拔高中土学说之心；第三种，既存同第二种相似的成分，但牵强为说，凸显狭隘的中央涣涣大国的心态；第四种，一味固守旧说，拒绝新的观念；第五种，也是固守旧说，但其立论却是带有理性思考的因素。”见陈美东、陈晖《明末清初西方地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该文未及清中期，但所论五种心态完全适合清中期学者。江永的心态无疑属于第一种，在当时依然难能可贵。

[56]参见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57]谈影响最忌凌虚，故学者们多选择具体问题来作为切入点，而其分歧主要来自切入点不同；或以传教士，或以地方志，或以医学，或以藏书，等等。参见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