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档案史料及其价值探析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大明“舟师”2.8万余人七下西洋，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总航程约10万海里，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辉煌壮丽的洲际远航。然而，由于朝廷中出现了一帮“海禁派”，他们视功勋为弊政，销毁下西洋的文书档案，致使这一“明初盛事”被历史的迷雾所蒙蔽。而使郑和从湮没的历史尘埃中浮现出来，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的还是那些残存的档案史料。为了不让历史再留遗憾，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可查的生动素材，作为郑和故乡的档案人，有责任整合各种资源，做好宣传工作，传承郑和精神，做大做强档案这篇文章。

一

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近30年间，积累了数以万计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当时都存放在兵部的档案库里。据史料记载，明成化九年（1432年）职方郎中刘大夏等人提出废止下西洋的动议，被宪宗采纳，而后刘大夏把原藏于兵部的郑和下西洋案卷焚毁^〔21〕，致使大量资料缺失，造成了千古遗憾。特别是档案中类似航海手册的《针位编》等失传，更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损失。郑和也逐渐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名字。近百年来，以梁启超的名文《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此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为发端，经过几辈人的不懈努力，郑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和文物。以下分别从金石档案、谱牒档案、水文档案及其他史料四个方面作一简述。

（一）金石档案

郑和为下西洋一事，曾在海内外刻石铸钟。迄今已发现的由郑和亲镌的碑石、铜钟铭文有：《古里碑》《锡兰布施碑》《柯枝镇山石刻》《故马公墓志铭》《郑和铜钟》《娄东天妃宫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之记》等。

《古里碑》刻于永乐五年（1407年），是郑和在海外建立的最早碑石。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科泽科，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点。永乐三年，明成祖诰封古里国王，并赐予印绶文绮之物，郑和奉诏前去，向古里国王宣读了明成祖所颁的敕书，赐给诰命银印，并对王公大臣赠送了丰厚礼物。为了纪念这一重要访问，郑和在古里立石刻碑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暤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22〕《布施锡兰山佛寺碑》^〔23〕是郑和在锡兰山国立佛寺所刻，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3种文字，汉文大意是郑和舟师受明朝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到锡兰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后面列有清单，碑文的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即公元1409年2月；泰米尔文说的是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的祈求；波斯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圣者信奉的真主安拉给予敬仰之情。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24〕此碑事在《星槎胜览·锡兰山国》中有记，但一直湮没无闻。经过500年才于1911年在锡兰岛伽勒镇发现，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是中斯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柯枝镇国之山碑》是永乐九年（1410年）郑和在柯枝国所立。柯枝国即古盘盘国（今印度西南岸科钦）。永乐六年，郑和访柯枝，国王可亦里遣使来明，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成祖亲撰御书，命郑和赉印赐其王，并将碑文勒石山上。文中同意“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以无穷。”^〔25〕祝愿该国风调雨顺，无灾无难，作物丰收，家家欢庆。《故马公墓志铭》^〔26〕又称《马哈只碑》，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为其父米里金立，现存云南昆阳郑和公园内。碑文记述了米里金的先人、家世、生卒年月、生平德行、家庭成员及郑和的一些情况，说米里金“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享年39岁。生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因到过伊斯兰圣城麦加朝觐，被尊称为“哈只”。娶妻温氏，生有二男四女，次子即郑和，“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米里金是元代咸阳王赡思丁的第五代，可以说郑和是出生在一个王侯世家。该碑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对于研究郑和及云南回族历史文化的某些侧面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郑和铜钟》^〔27〕又称《南平铜钟》，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铸造，现藏福建南平市文化馆。铜钟的下部有铭文54字，内容为祈求西洋之行“往回平安”。全文曰：“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此钟铭文为研究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的关系以及郑和的宗教观提供了珍贵资料。《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28〕简称《通番事迹碑》，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王景弘等人撰刻，原嵌于江苏太仓县浏家港天妃宫的墙壁上，清以后湮没，至今下落不明。但在（明）钱谷的《吴郡文粹续集》卷二中有录，内容为颂扬海神天妃护助有功，“并记诸番国往回之岁月”，“以昭示永久”。《天妃灵应之记》^〔29〕俗称《郑和碑》，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等人撰立，现存福建长乐县原孔庙半月池边。碑文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述郑和船队不畏艰险，乘风破浪的远航情况，并颂扬了天妃的神明以及郑和等人修建长乐南山宫殿群的经过，后一部分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七次出使西洋的时间、行程等情况。此碑与《通番事迹碑》同为姊妹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详细记载郑和下西洋事迹的石碑，史料价值甚高。

此外，还有郑和随从人员和有关人员撰刻的碑石，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泉州卫镇抚蒲和日立的《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成化七年（1470年）刻立的《明武略将军太仓左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及万历十一年（1583年）刘序的《西安重修清净寺碑记》等，都从不同角度为下西洋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二）谱牒档案

郑和谱牒档案的发现，是回族史学界一件可喜的大事。自1935年在云南玉溪发现一部《郑和家谱》以来，迄今为止已先后发现了5部有关郑和的家谱档案，即《郑和家谱》《抄郑氏家谱首序》《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赛氏总族牒》。^〔30〕

《郑和家谱》原题“郑氏世系家谱”，1935年在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中发现。文中记载了郑和世系、出使西洋事迹、随行官员姓名、出洋船队、所到国家名及明成祖、明宣宗给郑和的敕书等内容，为学者研究郑和传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此谱原件已佚，现仅存一套照片。南京《抄郑氏家谱·首序》是郑和家谱的组成部分，1983年李士厚先生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现。这份抄件证实了郑和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并追述了郑和的十一世祖是宋神宗时归附中国的布哈剌国王所非尔。这篇序文还说明了马三宝改姓的原因以及郑和死于海外，赐葬于南京牛首山等等无从查考的问题。同年6月，李士厚在北京还得到了《咸阳王抚滇绩》和《马氏家乘》各一册，回滇后又得到了《赛典赤家谱》及《赛氏总族牒》。这几本家谱，又将郑和的世系上溯到三十七世祖阿拉伯圣王穆罕默德，并记载着郑和曾祖父伯颜的长子米的纳始封为滇阳侯，其子米里金袭封滇阳侯，进一步证实了郑氏的世系及其落籍于云南昆阳的缘由。

（三）水文档案

郑和下西洋之前，除了收集有大量旧存的海洋地理资料外，还对南海一带的海岸、海岛地形等做了普遍调查，绘出海图。据泉州发现的《海底簿》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星槎、山峡、海屿及水势，图为一书。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31〕在《顺风相送》《乘舟必览》和福建集美航校搜集到的《宁波温州平阳石圹流水表》等史料中，都记载了永乐元年郑和等人往东西二洋等处“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郑和等在永乐元年至永乐三年间，奉明成祖之命，亲往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广大海域，开展对航线和海洋环境的考察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并向所到各国“下文索图”，广泛征集东西洋沿海国家所藏的海图和航海资料，以校正以往流传下来的各种航海图和牵星图样，从中选取并据以绘制了“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的新航海图，“以为往来之径，不致有误也”。《郑和航海图》收录在明末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卷二四○中，题曰：“自宝船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原图有序1页，海图20页，过洋牵星图2页（4幅），空白1页，共24页。图式为一字展开式的长卷，具有我国山水画形式传统地图的特征。图上绘出了从南京长江口出发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远达红海和北非东海岸的航线，绘出了沿途所见的大陆岸线、山形海势、岛屿、暗礁、浅滩、江河港口以及陆地上可作航行目标的地物；还详细标出航线上的地名、针位（航向、方位）、更数（航程、距离）；有时还标注了航道远近、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项；根据海区定位的需要，有的还注记了用“指”表示的星体高度，可用过洋牵星术这种天文方法来测定航位及导航。这是我国最早不依附于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图的内容和表示方法对后世航海图的绘制有较大影响。

（四）其他史料

随郑和远航的官员马欢、费信、巩珍以自己亲历的第一手资料，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了远航的过程以及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山川名胜、气候历法、物产、贸易、外交、宗教、民俗等情况。著名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诸番志》等著述，就是这种客观记录的代表。随后，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接踵问世。明中叶以来，在文人学士的笔记、文集和官修史志中，对郑和“通番”的史实和轶闻趣事，有大量的文字记录。主要的如：《古今识鉴》（袁忠彻）、《前闻记·下西洋》（祝允明）、《殊域周咨录》（严从简）、《咸宾录》（罗曰絅）、《裔乘·西南夷》（杨一葵）、《皇明象胥录》（茅瑞征）、《海国广记》（慎懋赏）等。官修的《明实录》对下西洋亦有大量记载。《明史·郑和传》则是为郑和第一个立传的正史，为后人研究其业绩留下了难得的线索。此外大批野史、杂记，如《三宝征彝记》《东西洋考》《四夷广记》《海国闻见录》《南洋旅行记》等，以大量随记、见闻的形式记录了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壮举。明代后期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戏剧、评话、小说、诗词等纷纷问世，流传至今的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剧本有《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小说（评话）有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百回本等。

二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这次航海活动所形成的档案材料，乃是中国档案史上最珍贵的文书档案之一。由于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各种第一手材料被当时政府官员中的“海禁派”所销毁，给后世研究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很大困难。因而像郑和金石铭刻、家谱、海图这样详细且又多是郑和亲记的档案材料，今已极为难得，价值弥足珍贵。

（一）金石档案的价值

郑和碑铭体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的填补了郑和身世、祖先、故里方面的空白。如关于郑和的生平、籍贯、出身、民族、原来姓氏、具体官职等，《明史·郑和传》里均无记载，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等30余字，直到1918年袁嘉谷先生在当时的昆阳县发现了《马哈只墓碑》后，才知道郑和本姓马，是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人，回族，12岁时被南下的明军掳去，遭阉割成为燕王朱棣的贴身伺役，因在长年征战中立下显赫战功，成为朱棣信任的心腹重臣，1402年朱棣称帝，1404年赐姓郑并升任内官监太监，正四品官员。使我们对郑和有了进一步了解。有的反映了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对各国人民的尊重以及宗教上的宽容性。如郑和奉命在锡兰山寺布施，并立碑纪念，这是郑和第二次航行中的一件大事，碑文自然也是一份重要文件，然而碑上3种文字的内容却存在一些歧义，这显然不是撰写或刊刻的疏失，而是有意这么做的。它不仅是郑和以及当时明朝皇帝平等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当时具有极为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所以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情况以3种文字刊刻，分别向3大宗教布施供品，以示中国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尊重以及对广大信徒的善意和友好。这同西欧国家在海外开辟新航路、寻找殖民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32〕有的提供了明朝和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实证。如《古里碑》的碑文虽短，却寓意深长，热情讴歌了这个礼仪之邦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中国与古里人民“永乐万年”的美好愿望溢于言表，是中古两国世代友好的象征；《柯枝镇国之山碑》表明了明朝对海外国家的友好和善意：君临天下，抚治四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最后以“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与始终”^〔33〕的诗句，表达了两国情深意长、永远铭记、世代友好的心愿。有的澄清了下西洋的经历、时间、次数、随行人员等，补充、纠正了文献记载中的某些谬误与不足，解决了几十年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对郑和出海的港口、时间、事件，以往大多靠后人推论，直到1936年郑鹤声先生探访南京静海寺时，无意中在大厨房壁间发现著名的《静海寺残碑》，这才为研究郑和在出海地生动具体的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郑和金石档案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它在提供下西洋的人员、航线、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方面，都有十分确切的史料。同时在补充、订正史料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如通过对《本头公英文墓志铭》的考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郑和下西洋时，其军师白本头率船队航行到爪哇时遇到风浪，后来漂流到苏禄，并且死后葬于苏禄。这就证明了郑和船队曾经到过菲律宾。^〔34〕

（二）谱牒档案的价值

谱牒档案往往是记载自己的先祖和长辈，难免有颂扬、庇护之处，但如能给予正确的分析，去伪存真，对于补正史实不无益处。前述郑和家谱的发现，不仅充分说明了郑和的先世渊源，而且补充了许多有关七下西洋的事迹，是研究郑和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如郑和的先世是何人？有关正史并未记载，但在赛典赤及郑和后裔留下的家谱中却记下郑和是中亚布哈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如《郑和家谱》的扉页上写有“咸阳世家”字样，《抄郑氏家谱·首序》亦自称是“纳速丁生伯颜，伯颜生察儿米的纳，米的纳生马三保”。又如马三保为何改名郑和？这篇序文也作了记载，说郑和“数（有）功于郑州，因赐姓郑，改名为和”。据《明史》成祖记载：“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燕王）与李景隆战于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东），王与精骑先破其七营，诸将继至，景隆大败，奔还”。从中可以看出，郑和是“从起兵有功”，即在靖难之役中建立战功的。这次战役给朱棣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于建文四年（1402年）在南京登基，大封功臣时，想到了在郑村坝立下战功的马三保，于是赐姓郑，改名为和。再如郑和是否是布哈剌国王所非尔十一世孙的问题，因宋史对所非尔于神宗时归附一事并无记载，所以很难令人信服，但在郑氏家谱乃至纳氏宗谱里都有记载。李士厚先生据此认为：“可见所非尔入贡中国一事，不是明朝时代郑氏家谱才记载，而是元朝时代的纳氏家谱里早已记载，并流传后世的，其中世系、官爵，历历可数，显然是前辈流传下来的谱牒，断难凭空臆造。”^〔35〕此外，在长乐姚坑村发现的《姚氏族谱》载姚广孝曾跟随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并翔实记载了此次航程的线路、时间及经过的国家，最远到达古里国。《蒲氏家谱·蒲日和传》记载了蒲日和因熟知海外事务，又信奉回教，所以随郑和出使西洋，远达忽鲁谟斯等伊斯兰国家。

（三）水文档案的价值

从航海史角度看，郑和等人远航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留下了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郑和在其出使远航的过程中，沿途都做了比较翔实的记录，并以此编制了航海地图。《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最早记录赤道地区的地图，而且比荷兰人瓦格涅尔编绘的号称世界上第一部航海图集的《航海明镜》还要早100多年，是世界航海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记述中国与西域各国通航的记录，它从多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国航海、天文、水文、气象等诸多科学知识，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出郑和远航的价值。该图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描述亚非海域的精确航海图，图中所载地名达550个，其中外国的294个，岛屿我国的532个，外国的314个，在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各国记载的图籍中，以它最为详尽。该图还是我国最早详细记载牵星导航技术的海图，图中记载的牵星资料最为丰富，在20页的海图中，有3.5页有牵星数据，再加上2页（4幅）过洋牵星图，有牵星记载的内容共达5.5页，占全图的四分之一。这些丰富的牵星资料，既包含郑和历次航海实践的记录，又是研究元、明两代牵星术的重要史料。对于《过洋牵星图》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古代牵星术的成就、内容和特点，而且对于推动和促进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总之，《郑和航海图》是郑和船队给后世留下的先进航海科学技术遗产，它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也是地理大发现的里程碑，为我国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份珍贵文献。此外，郑和船队的航行是借助季风进行的，所以郑和船队的航行时间记录，是研究季风规律的珍贵档案资料。

（四）其他史料的价值

通过郑和航海而产生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诸番志》等三部书“经诸番国，前后数次，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36〕，由于叙述详尽，后人对其研究有“不劳远涉而尽在目中矣”之便，从而成为研究15世纪亚非诸国及郑和远航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也是郑和船队给后世留下的一份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精神财富。1982年郑鹤声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明天顺元年（1457年）佚名撰写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一文，文中明确记载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宣德八年（1433年）卒于古里国。郑鹤声在《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中论证了《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史料价值：“此文撰于1457年，上距郑和逝世仅24年。从全文内容、语气和所表达的感情上看，作者无疑为郑和的生前好友和同僚。文中所举当年‘目击耳闻’郑和之遗嘱以及当郑和逝世之时的若干见证人（他们分别为郑和的亲友和共下西洋的亲密同僚），在本文撰写之日，有些也都还健在，也都会看到这篇文字。因此，以上所引文字，无疑为有关郑和卒年的第一手资料。此外，《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一文，在明代公认为是一篇可以印证郑和下西洋史事的重要文献。”^〔37〕郑鹤声发现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出自明万历刻本的古籍中，所以记载的内容可信度较高。

【注释】

〔2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M］．

〔22〕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M］．

〔23〕费信.星槎胜览·锡兰山国［M］．

〔24〕刘咏秋，陈占杰.解开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历史谜团［N］．参考消息，2005－7－7.
［］孔令仁.《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简说［A］．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2.

〔25〕外国传·柯枝［A］．明史（卷三二六）［C］．8442.

〔26〕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27〕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28〕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29〕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史迹文物选［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30〕陈子丹.郑和档案三题［J］．云南档案.1996（5）.

〔31〕黄桂枢.整控江摩崖［J］．云南文史丛刊，1986（1）.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M］．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59.黄志忠.“唐标铁柱”在漾濞［N］．云南日报，2005－7－14：9.

〔32〕昆明郑和研究会.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41－142.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46－202.范忠俊.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N］．云南日报，2005－8－4：9.

〔33〕外国传·柯枝［A］．明史（卷三二六）［C］．8442.荆德新.云南回民起义史料［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14.杨德文.《南诏仓贮碑》的发现与考释［A］．赵怀仁.大理民族文化论丛（第二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5－63.

〔34〕徐作生.郑和舟师覆菲新证——古苏禄国本头公英文墓志铭考释［J］．海交史研究，2003（1）.梁晓强.《南诏图传》新解［A］．赵怀仁.大理民族文化论丛（第二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21.

〔35〕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木芹.云南志补注［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9.

〔36〕方舆汇编·职方典［A］．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七三一）［C］．

〔37〕郑鹤声.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A］．姚明德，何芳川.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