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寺观藏书考

刘杭

【摘要】本文以浙江古代历史发展为主线，简要阐述了浙江藏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寺院藏书及道观藏书的成因及发展状况，并按地区分类对浙江各有关寺观的藏书故实予以稽考揭示。

【关键词】浙江寺观　藏书历史　浙江藏书史

寺观藏书是收集、典藏、整理、传递和宣传、教化佛教道教文献典籍的活动，它对人类宗教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寺观藏书因此也成为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寺观藏书在其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其中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医学、化学、天文、地理和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浙江的寺观藏书，不仅增加了浙江的文化底蕴，同时对浙江藏书事业的发展壮大起着特有的作用。

一、浙江寺观藏书历史发展概况

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浙江。据《光绪仙居志》卷二十三“寺观·大兴寺”条记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建，初名石头禅院。”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于该寺遗址发现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可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这也是浙江寺院建设之始。佛教在浙江的流行应当在三国时代。明初文学家宋濂在《太平万寿寺记》说:“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一即海盐之金粟也。”1990年在临海市红光镇下白岩村出土西晋初年青瓷魂瓶盖，下层塑有佛像，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坐莲台上，说明当时佛教文化已渗入浙江的社会民俗中。

虽然无法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浙江寺院藏书起源的确切证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浙江寺院藏书理应是伴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而初步形成，并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的。有据可考的浙江寺院藏书的开端应当在东晋南朝时。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统治阶层的信仰，一方面由于世乱年荒，人民生活困苦，佛学思想深深地浸透入各个阶层的人民。“荏弱人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穷理。”[1]浙江佛教也因名僧涌现，佛寺倍增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浙江现存著名的寺院，如灵隐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都在这一时期创建。中国寺院藏书中最特殊的一种“转轮藏”就在此时由傅大士在义乌双林寺创造的。据《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余》载:“梁、陈间有傅大士者，弥勒菩萨化身也。以佛经意义广大微妙，普通人民，无缘受持。欲令一切人，同种胜善根。遂立转轮藏，教人推令转。若能推一匝，或复十百匝，即与一大藏，结最胜因缘。”[2]唐代楼颖《善慧大士传录》记载，大士名翕，字玄风，东阳郡人，梁武帝普通元年(520)结庵于云黄山下，双梼树间，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双林寺名及大士称号由此而得。傅大士曾在此“造五时经典千有余卷”。后因“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

这一时期可考的寺院藏书还有会稽的嘉祥寺及龙华寺(今绍兴)。据《高僧传序录》载，作者慧皎在嘉祥寺编写此书，曾“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可见，嘉祥寺当时藏书确有不少。又据《陈书·江总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江总曾避难龙华寺，“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并作过一篇《修行文赋》行世。据以推测，龙华寺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道教源于古代神仙信仰与民间巫术。浙江古属越地，俗多淫祠，好卜笠，盛行鬼神祭祀，因此道教流行较早。东汉建安中(196—219)，太平道在民间流行甚广，时有琅琊道士于吉，往来于吴、会(稽)一带，立精舍，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浙江道教的流播应始于东汉时。道观的建立最早者应是孙权为葛玄所建立的天台观，据唐徐灵府《天台山记》载:“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玄)所创，最居形胜。”[3]这一时期，史籍中缺乏浙江道观藏书的确实证据。但根据曾经编著《三洞经书目录》的湖州道士陆修静(406—477)的事迹来看，浙江的道观藏书应初具雏形。

刘宋元嘉(424—453)时，吴兴东迁(今湖州)陆修静弃家修道，为湖州金盖山梅花观开山祖师，他在金盖山著有《斋戒仪范》100卷。

2.隋唐时期

隋唐两朝同时也是道教的全盛期。道书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时，唐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为我国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3744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开元道藏》是否为浙江道观所藏，由于古代文献的缺载，已无从查考。唯一可证实的是唐末暨齐物，“入大涤山精思院(余杭洞霄宫的前身)创垂象楼三间，又名书楼，积书数千卷，曰以著述为事”[4]。

3.五代吴越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故苏轼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5]自钱镠由梁太祖朱温封为吴越王后，传三世五代，均崇信佛教，大兴寺塔，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尤其首都杭州，据《十国春秋》的记载，显德二年(955)五月，“周诏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由此可见，当时的浙江，可谓寺院如林，故有“东南佛国”之称。

吴越国时，始于隋唐佛像刻印的雕版印刷技术相对成熟。历代钱王出于其“信佛顺天”的需要，分别于公元956年、965年、975年三次大规模刻印佛经。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发现956年吴越王钱俶刻《一切如来必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二卷。经首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显德为后周世宗柴荣年号，显德三年为公元956年。965年刻印的经卷于1971年在绍兴城关塔基粗木简内被发现。975年刻印的于1924年8月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圮后的废墟中发现，均有题记，图文并茂。雷峰塔陀罗尼经卷全长二米，高七厘米，卷首刻礼佛图，次为经文，经文首行十一字，余每行均为十字，全卷二百七十一行，共二千七百余字。经纸分棉纸、竹纸二种，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等字。

吴越国时著名的寺院如净慈寺是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吴越王钱俶为了供养名僧永明禅师而建造的。永明禅师名延寿，号抱一子，曾在寺内的宗镜堂编纂了一部很有名的《宗镜录》一百卷，声被异国，高丽王曾遣使校书问道，执弟子礼。据闻其曾亲手印制过《弥陀塔图》十四万本，并主持印制《二十四应观音像》二万本于素绢上。

五代时，浙江寺院建造“日增月益，不可蘧数”[6]。如九溪的理安寺，灵峰的灵峰寺，赤山埠的六通寺，云栖的云栖寺，天竺的法喜寺，城隍山的宝成寺，西湖边的昭庆寺等都在此时兴建。虽然我们无从考证此时寺院藏书的确切数量，但据钱王大规模的刻印佛经的史实来看，此时浙江的寺院藏书应不在少数。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录》就有记载说，杭州永明寺禅师道潜在吴越王礼聘来此之前，曾“驻锡衢州古寺，阅大藏经”。

唐末五代，中原纷扰，道经多散失或焚毁。吴越王钱俶偏安东南一隅，有暇兼顾文化事业，即资助道士朱霄外编成金银字《道藏》200函，藏于天台桐柏宫，钱俶重建《道藏》有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疏所撰《重建道藏经记》记其事。他说:“五代相竟，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得为道士朱霄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字经二百函，勤其事也。”[7]南宋金元中亦说:“如天台桐柏崇道观，乃五代之末吴越王钱氏所建。藏中诸经，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众共抄录，以实其中。碧纸银书，悉成卷轴。”[8]此时的天台山玉霄宫还存有上清派道士叶藏质募造的道经一藏，号《玉霄藏》，合并桐柏宫的金银字道经200函，约千余卷，为当时全国两大道藏之一。

4.两宋时期

自隋唐以来，由于东南经济的逐渐开发，浙江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五代吴越国的短暂繁荣之后，宋代的浙江，已成为“国家根本”[9]，尤其宋室南渡之后，浙江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达也为浙江造纸业、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南宋印刷业首推浙江。所以王国维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当时杭州的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和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都是专刻佛经的。两宋时期，由于公私大藏开雕以及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普遍流行，再加上功德心理的作用，寺院藏经渐成一种普遍行为。浙江寺院藏书的规模我们可以先从刻经入藏着手，以一斑窥全豹。

日本的奈良唐招提寺及东京增上寺至今珍藏着刊刻自湖洲的《圆觉藏》、《资福藏》。《圆觉藏》，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是北宋末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资，在湖州思溪圆觉寺开雕，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刊成，共550函，1453部，5480卷。以《千字文》编次，始“天”字终“合”字。每版30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经折装。《资福藏》，又称《宋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于南宋嘉熹三年(1239)开雕，淳祐二年(1242)刊成，合599函，1459部，5740卷。也以《千字文》编次，始“天”终“最”。宋代的浙江寺院藏书之盛还可以从丽水碧湖宋塔雕版印刷佛经的出土中找到切实的证据。碧湖砖塔建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1960年因规划瓯江水电站工程拆除。所出土的雕版印刷佛经均经折装。经卷开版弘朗，印刷清晰。其中有五代吴越国经卷7卷，有“杭州法昌院印造”字样，上刻北宋政和六年(1116)和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施经愿文。北宋初年刻本佛经1卷，为建隆元年至至道三年(960—997)雕刻。南宋乾道八年(1172)雕刻佛经2卷。

古代的文献中也存在着浙江寺院藏书的有关记载。据宋杨亿《婺州开元寺新建大藏经楼记》载:至道年间，开元寺僧文靖和婺州都兵马使曹维旭等措楮墨之值摹印《大藏经》，并给以装饰“刻轴以文木，织条以色丝，香芸染签，丹漆涂匣”。[10]根据北宋云门宗高僧惟白禅师在《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介绍，惟白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癸未春……至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大藏经……援笔撮其要义……”著录佛经1050部，480函。又据宋陈舜俞《海惠院经藏记》载，该院亦有手抄《大藏经》800函5040卷。又明《续澉水志》云:金粟山“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清《澉水新志》又记“金粟寺……又有藏经千轴……宋时物也，今俱不存”。见之于历代方志、佛寺志记载的还有南宋湖州的景德寺存五代以来抄写的佛经数百卷，湖州道场山妙觉寺藏《大藏经》5480卷，以及杭州龙井寺、惠因讲寺、华严教寺、灵隐寺、上天竺寺等都拥有自己的藏经与大藏。

宋朝奉黄帝为圣祖，崇奉道教。宋王朝全力编纂“道藏”，其对道经搜集、整理及道藏的编纂活动多与浙江有关。北宋纂修《道藏》，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始于太宗在位时。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雍熙(984—987)年间，索桐柏宫藏经赴余杭传本，盖已在搜访道经。其后始命徐铉、王禹偁雠校，以成道藏也”。[13]至真宗时，又进一步纂修《道藏》。据《云笈七签》张君房序，大中祥符(1008—1016)初年真宗“尽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俾知郡故枢密直学士戚纶、漕运使今翰林学士陈尧佐，选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冯德之等专其修校，俾成藏而进之”[14]。纂修新的《道藏》也在余杭，参与修校的冯德之、朱益谦都是余杭大涤山洞霄宫道士。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由司徒王钦若领校的《宝文统录》已完成。这部经目沿用过去的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洞真部620卷，洞玄部1013卷，洞神部172卷，太玄部1407卷，太平部192卷，太清部576卷，正一部370卷，目录9卷，共计4359卷。

大中祥符六年(1013)，著作佐郎张君房和集贤校理李建中受诏在杭州监写道经。他们搜集了朝廷所藏的道经以及苏州旧《道藏经》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各千余卷，依三洞四辅分类法，“品详科格，商校异同，以铨次之”。[15]于天禧三年(1019)春写录成七藏进献真宗，题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共4565卷。以《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大宋天宫宝藏》的编成，奠定了后世《道藏》的格式，可惜现已无存。张君房在其《云笈七签序》中曾自述其事:“臣隶职霜台作句稽之吏……冬十月，会圣祖天尊降延恩殿，而真宗皇帝亲奉灵仪，躬承宝训，启绵鸿于帝系……于是天子锐意于至教矣。……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距天禧三年(1019)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

南宋时，偏安一隅，浙江渐为京畿重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福州闽县九仙山巅报恩光孝观所庋藏的《政和万寿道藏》540函被送往临安府，太乙宫即抄录一藏，其后又写录成数藏，因加入道书不详，又名《琼章宝藏》，分赐诸道观收藏。淳熙六年(1179)，道士童思定、胡志清在鄞县望春山蓬莱观中兴建了轮藏，请得一部抄本藏于其中;淳熙八年(1181)，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获得一部;淳熙九年(1182)，仙居县凝真宫也获得一部。南宋都城临安更道观众多，道藏糜集，如龙翔宫，内有藏经殿名为“琅函宝藏”;宗阳宫，有“蘂简之楼，琼章宝书”殿;佑圣观，有藏经殿名“琼章宝藏”;四圣延祥观，绍兴十四年(1144)建，有轮藏殿，名“琼章宝藏”，此外还有临安太乙宫等。

5.元、明、清时期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客观上也促进了藏经刊刻的繁荣。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共刻过十几种大藏经。浙江在元代共刻过两部大藏:一为《普宁藏》，开雕于元至元六年(1278)，约成于大德(1297—1307)初年，因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而名(普宁寺在瓶窑镇西之南山，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淳熙七年改普宁寺)，共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分作558函。本藏为梵策本，半叶10行，每段30行，每行17字。由释道安、如一、如贤等管领其事。此藏传世极罕。毛春翔《古籍版片常谈》云:“康有为藏此经1200余册，后售于王缓珊，今不知何存?”据《苏州藏书史》考证，苏州灵岩寺现存《普宁藏》266种，1700卷，由灵岩寺妙真法师购于王缓珊处。一为《西夏文大藏经》，又名《河西字大藏经》。元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敕令杭州大万寿寺开版雕印，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刻竣。据载，该藏竣工后十余年间，曾印刷过140余部，可见该藏当时流传甚普遍。另，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木活字西夏文佛典实物。

元代浙江寺院藏书见之文献记载的还有仁和县龙兴祥符戒坛寺的轮藏。此寺创建于萧梁时，重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轮藏，“以函径实之”，同时，寺内亦有诸经石刻12种。元代浙江道观藏书可考的有天台山桐柏宫的《桐柏道藏》以及著名道士杜道坚(1237—1318)的览古楼，据称有数万卷藏书。其弟子周德方藏书也不下数千卷。

有明一代，由嘉兴楞严寺僧真可发起刊刻的《嘉兴藏》，在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嘉兴藏》，又名《径山藏》，因其主要雕版及藏版地在余杭径山。此藏开雕于万历七年(1579)，万历十二年(1584)真可禅师获得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允准，与径山憨山禅师等正式倡缘摹刻《大藏经》。万历十七年(1589)《嘉兴藏》正式在五台山妙德庵开刻。因五台山山高，气候寒冷，成书后又需运回嘉兴发行，故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迁至浙江余杭径山之寂照庵刻印。《嘉兴藏》正藏部分在康熙十六年(1677)宣告完成。后又有续藏之刻，将《北藏》未收之书归为续藏。又将藏外僧人语录归为又续藏。整部《嘉兴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才告刊刻结束，历时达129年，其刊刻时间之长，卷数之多，为历代《大藏经》之首。全藏根据故宫博物馆藏本统计，共有345函，2141部，10884卷。内“正藏”211函，1665部，7829卷;“续藏”90函，253部，1900卷;“又续藏”43函，217种，1159卷。

《嘉兴藏》改梵夹本(经折装)为方册线装，一页对折，半页10行，每行20字，易印刷，便流通，是佛教刊印的一大改革。《嘉兴藏》也是现存佛典中极其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它的“续藏”“又续藏”部分，收有宋元明清四代禅僧语录、文集、杂著等260余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对该藏评价为:“径山一疏吼寰中，野烧苍凉吊达公(紫柏字达观)。何处复求龙象力，金光明照浙西东。”据《径山史志》，《嘉兴藏》雕版，在解放初，尚堆有三间屋之多。

明代浙江不仅寺院刊刻藏经，还有私家藏经刊印。如近年在北京发现的一部约刻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以前，杭州杨家经坊刊刻的私家藏经。全藏折装，系据《碛砂藏》复刻，这表现了明代藏经流通与收藏的另一种形态和途径。据《苏州藏书史》载，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存有“《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隋朝费长房撰，元刻碛砂藏明永乐杭州朱家经坊印本，卷末有莲花碑记，内镌平阳太平慈氏寺印装藏典，发心施财赎大藏显密尊经，字函舍入本寺供养，永乐甲午(十二年)岁，住山善德超”。版外有“杭州在城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行”。卷首钤有“南王慈氏大藏经”长方朱印一方。[16]私家经坊出于商业目的刻藏，纯供私人请印，在当时不只杭州有，嘉兴也有经坊私印的情况发生。明朝浙江寺院藏书还有山阴柯槁禅寺，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载，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工部右侍郎王佑真向英宗请求赐藏，英宗从之。普陀山普济禅寺、法雨禅寺于明万历年间五次获赐，其中普济三次，法雨二次，都有敕文，都为678函。杭州上天竺寺，正统十年(1445)，获赐《永乐北藏》5048卷。鄞县天童寺，万历四十三年(1615)住持慧高偕六僧去金陵请印大藏一藏。天台山万年寺亦获赐大藏。

明代浙江道院藏书最著名的有杭州火德庙弆藏《道藏》和《续道藏》。火德庙座落在吴山上，建于南宋，主祀火神，明正统万历年间入藏朝廷颁赐的《道藏》、《续道藏》，与苏州玄妙观，南京朝天宫并称“江南三藏”。明万历年间杭州三茅宁寿观也有道藏颁赐。

清王朝虽以儒家思想作为精神统治的支柱，但同时也利用道教和佛教，对佛教积极保护和扶植。清康、雍、乾三帝尤其看重浙江佛教，清圣祖玄烨曾六次南巡，五到杭州，六上灵隐，十到天竺寺。清代前期，大批佛寺在经历了明末战火不断的摧残后得以重建或修复。清代的寺院藏书也就更加普遍并蔚为大观了。如杭州灵隐寺，集大藏经论1655种，装成1438册，再加上外论疏语录之类中华撰著150种，装成456册，合计1894册，分贮两柜，藏于莲镫阁上。大昭庆律寺，雍正时曾赐大藏670函，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请到一部大藏经供奉于藏经阁。净慈寺，乾隆二十年(1755)受赐《龙藏》一部。宁波天童寺，康熙十四年(1675)郡别驾郭一凤曾施一藏，计6717卷，678函，12柜。伟载禅师又于五十二年(1713)请回梵本经一藏。普陀普济禅寺，乾隆中又赐新刻《清藏》一部，法雨、慧济二寺，也各于光绪间请有《清藏》，共724函。慈溪西方寺亦有大藏，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太虚大师在其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悟，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其他见之文献记载的还有杭州净慈、理安、云栖寺，宁波七塔寺、阿育王寺，仁和海潮寺、临安禅源寺等。

道观藏书方面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颁赐钱塘佑圣观道藏一部，其他还有鄞县冲虚真观藏书。

二、浙江历代寺观藏书录

1.杭州地区

灵隐寺创建于东晋咸和三年(328)，至今已有1660余年历史，为杭城最早的名刹。其梵宫华丽庄严，规模宏大，为东南之冠。宋仁宗于皇祐三年(1051)赐灵隐寺御绣《观音心经》二卷。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又由司礼监太监孙隆在三藏殿中置轮藏以奉藏经，计638函;轮藏之左为药师灯藏，计49灯;轮藏之右为水陆像藏，共125轴。嘉庆戊辰己已(1808—1809)间，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韫玉)曾偕同灵隐寺主持若水、品莲及吴中会一法师整理灵隐经藏，共汇集大藏经、论等1655种，装成1438册，另外附加贮藏外论疏、语录各书150种，装成456册，综为二柜，藏于灵隐寺之莲灯阁上。道光十四年(1834)，浙江巡抚刻朱熹、翁方纲集成，在寺内建藏书楼，于灵隐寺大悲阁后设“灵隐书藏”，按唐人宋之问诗“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术求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编号，遴选灵隐寺云峰、偶然二僧管理藏经。据《西湖新志》卷六载:“寺，清咸丰间毁于兵燹，仅存罗汉殿、天王殿。”至此，灵隐书藏及经藏，作为一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付之一炬，烟飞灰灭。

下天竺法镜寺，慧理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创建下天竺翻经院，原为翻译佛教经典之处，此后逐渐转为佛寺。天台山遵式法师于宋仁宗明道、皇祐间建天台宗藏院，用以收藏天台佛学典籍。

上天竺法喜寺，吴越王钱弘俶梦见白衣人求其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皇祐元年(1049)，宋仁宗曾将秘典5330卷赐予看经院，作为教藏，为此专门兴建了藏经殿。至治平二年(1065)大学士著名书法家蔡襄守郡，由宰相曾公亮出资，并将其所赠佛经5230卷藏于院之西庑。据《武林梵志》卷五载:“建炎四年，乌珠入临安，高宗逊于海，乌珠谒天竺问知观音本始，乃举于舆中，与《大藏经》并徙而北。”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命住持惟日建藏经楼。宋孝宗于乾道八年(1172)二月，下诏重修上天竺，改院为寺，定名“广大灵感观音教寺”，并御书“法轮宝藏”额，淳熙元年(1174)又将福州印造的藏经500函赐藏该寺，翌年又改名为“灵感观音讲寺”。至明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朱祁镇将本山《北藏》经卷5048卷赐藏该寺正殿左右，并附《护藏敕谕》一道，及明天启四年(1624)，住持兴美曾专门整理修缮《北藏》经卷，于崇祯三年(1630)将橱迁至西峰阁。康熙皇帝，五巡江南，五到上天竺，并因该寺“创建久远，夙号禅林，而翚甍无华，金碧减色”，于康熙五年(1666)发朝廷内库“重为润色”，并赐《金书尊经》。

净慈禅寺，由五代吴越王创建，初建时名慧日永明院。北宋建隆年间，延寿大师召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僧人“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以心宗之衡准平之”，著成《宗镜录》100卷，全书80余万言，引证了《大乘经》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集60种，共600余种。《宗镜录》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献，雍正皇帝曾称之为禅学要典。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十月，改寺名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诏命道容住持该寺，并赐予经藏。至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将《大藏金经》(共四龛)赐藏净慈寺，并颁有《护藏敕》称“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行天下，用广流传。慈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净慈禅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馨，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司礼监太监孙隆又以位居禅院五山，奏准将《大藏经》安放该寺。俞樾称其因山为屋，高高下下，具有画意。

梵天禅寺，位于凤凰山南麓，面临钱塘江，背倚凤凰山。据《湖山便览》卷十载:“寺在胜果寺南，乾德二年钱王弘俶建，名南宝塔寺。三年建经幢于寺门，钱武肃、文穆、忠献三王铜容供寺，又建一木塔，造《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藏寺中，碧纸银书，至佛号则以金书牙签玉轴制，甚庄严。”据《西湖新志》补遗卷二记:“咸丰间毁，仅有遗址。”

惠因讲寺，位于太子湾西赤山，宋称惠因院，清赐额称法云寺。因北宋时该寺与高丽僧人来往密切，俗称“高丽寺”。《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八载:“惠因院，天成二年吴越王建。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因请从净源法师学贤首教，诏许之，遂竟其学以归。元祐二年(1087)，以金书晋译《华严》五十卷，唐则天时译八十卷，德宗朝四十卷，共三部附海舟舍入院。元符二年又施金建华严大阁以崇奉之。宁宗皇帝御书‘华严经阁’四字。”后，高丽驸马太尉沈王王璋(号海印居士)入院，在此翻译藏经，赵孟頫有碑书其事。

据《西湖游览志余·方外玄踪》:“高丽寺轮藏甚伟，宋时高丽国进金字藏经一部贮其中，至今犹有存者。由于藏经日益繁多，不能遍阅，故在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安放诸经，方便运行，故称轮藏。”史称“该寺藏轮宏丽，两山所无”。

昭庆律寺位于杭州宝石山东麓，面临西湖，于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由吴越王钱元瓘创建。据《昭庆寺志》载:“西湖为吾杭胜地，山川明秀甲于天下，濒湖百刹，钟鼓相闻，而宏敞伟丽道风特盛者，昭庆、净慈对峙南北，称两大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赐藏《大藏经》于该寺。

清末，杭州各大寺院捐资于昭庆寺筹建“慧空经房”，收藏各种版刻佛经和历代高僧佛学著作，其中有明代莲池大师著作《云栖法汇》等木刻版达数万块。“文革”前夕，木刻版移交浙江博物馆保存。

径山禅寺，位于余杭长乐镇西北十五公里径山顶。唐天宝四年(745)法钦禅师开山结庵。大历三年(768)，代宗下诏敕建“径山禅寺”。径山古刹，高僧辈出，自唐代法钦至1949年庆缘，传灯100余代。有东南第一禅寺之誉，宝藏贝经颇多，以明代万历七年(1579)紫栢所开刻的《径山藏》，尤为知名。据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载:径山藏，方册本，半叶10行，每行20字，678函，6958卷，1654部(或云仅指“正藏”数)。另据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径山藏有2191部”，其雕版在解放初(1950—1960)尚堆有三间屋之多。

普宁寺，位于余杭区瓶窑镇西之南山，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绍兴年间改庵为燃灯院，又改普安。淳熙七年改普宁寺。元至元年间(1271—1295)至大德(1297—1307)初年，因刊刻《普宁藏》而闻名。《普宁藏》系梵策本，半叶10行，每段30行，每行17字，由释道安、如一、如贤等管领其事。传世极罕，清末康有为藏有1200余册，后售予王缓珊，现存苏州灵岩寺，据传日本尚有少量残木庋藏。

广严寺，位于余杭区临平镇。唐大中十二年(858)，寓士陆月芳浚井得石函《华严经》61卷，建塔以藏。

崇福寺，寺在余杭区良诸大雄山。宋景定年间(1260—1264)僧寿涛建，有梵典5418卷。清雍正十一年(1733)赐龙藏全部，咸丰十一年(1861)毁。光绪七年(1881)再藏，后又毁。

禅源寺，位于天目山昭明、旭日、翠微、阳和群峰之下，原为双清庄址。清康熙四年(1665)，玉林通琇国师重兴道场，复为丛林。清康熙八年(1669)，禅源寺僧人那照请准自金陵将大藏经律论梵本5048卷移归。康熙十年夏初(1671)，太仆王鹤山又以经律论本全藏赠于禅源寺。清世宗胤祯御书“禅源寺”额，并将御选语录14本赐藏该寺。民国30年(1941)四月十五日，日军飞机轰炸禅源寺，藏经楼万卷藏书均成焦土。释部所遗之部分藏书分藏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40只木箱内，完好无损。现存临安市图书馆。

大觉正等禅寺，在天目山莲华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两浙运使松江瞿霆发施田，由高峰及其弟子断崖、中峰建造。二十九年赐额。明洪武十年(1377)，隆潜和尚重建。明神宗曾赐道藏经书5000卷。

褒忠院，在西天目山东麓，距朱头陀岭半里许。唐光启二年(886)，头陀朱道从开山。宋皇祐元年(1049)赐“保福”额。洪忠文公读书于此，并藏书13000卷。宋理宗赵昀赐为洪咨夔香火院，更名“褒忠院”，后毁。

洞霄宫，位于杭州余杭区余杭镇西10公里中泰乡九峰村，始建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唐高宗宏道元年(683)，奉旨建天柱观。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始改天柱观为洞霄宫。是年冬，宋真宗命张君房等在此整理道籍，于宋天禧三年(1019)春，写录成《大宋天宫宝藏》，计有4565卷。洞霄宫于宋时十分兴盛，与嵩山崇福宫齐名，同为天下宫观之首。后几经沧桑，屡建屡毁，今已无存。

2.宁波地区

阿育王寺，位于宁波鄞州区宝幢镇，坐落于王岭墩、鄮山之麓，属于临济宗黄龙派之大丛林。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有高僧慧达求得舍利宝塔于此，遂于其地结庐守护，是为寺之创始。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赐名阿育王寺，封为“天下禅宗之第五”。明万历三十年(1602)，秘藏理住持发愿请得《方册藏经》(明《嘉兴藏》民刻本)至寺，万历三十六年(1608)建藏经阁储之。(其时达观大师秘藏和尚与陆太宰与绳、冯司成开之等重刻经、律、论三藏。为便于流通起见，改前之卷子本、折子本为方册。)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发愿请得《大藏》(明之官刻本，并请郭子章撰《请藏募缘疏》)。以上两部藏经均已散失。

民国年间，宗亮任方丈时，曾请《龙藏》7200余卷，并于民国九年(1920)左右，建藏经楼以贮之。(此藏经于雍正十一年(1733)开雕，乾隆三年(1738)完成。)清世宗以为明永乐之《北藏》与《南藏》未经精校，讹舛甚多，乃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北京贤良寺晓夜校对，鸠工重刻，并将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选入《龙藏》，共7239卷。以千字文编号，分为724函，每函10卷，共收佛典1675部。(一般作7240卷，经核对，其中“务”字号只9卷。)1924年宗亮退居“闲园”，源笼接任住持。后又请得《碛砂藏》和《日续藏》之影印本。

《碛砂藏》即《碛砂版大藏经》。南宋绍定四年(1231)到元至治二年(1322)，由宏道、法尼二尼发愿，法忠、清圭等僧人先后主持，在平江府陈湖碛砂(今江苏吴县)延圣院雕印。民国20年(1931)朱庆澜发现陕西卧龙、开元二寺，尚存宋刻本《碛砂藏》，认为世之孤本、国之瑰宝。于是与叶恭绰、蒋维乔、丁福保等著名居士发愿影印。其工成于民国24年(1935)，综计经文591册，1532部，6362卷。

《日续藏》，为日本京都藏经院前田惠云、中野达慧等人主持编印，全称《大日本续藏经》。该书搜罗广泛，考证甚详，总计1756部，7144卷。后日本藏经院不戒于火，印存之书，悉成灰烬。民国12年(1923)，我国著名人士梁启超、马其昶、蔡元培等64人发起，将国内所藏之《日续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500部流通全国。

此三部经藏，幸免于“文革”之劫难，皆存于藏经楼。

天童禅寺，位于宁波鄞州区天童乡太白山麓，世称“东南佛国”。西晋永康元年(300)，僧人义兴云游至会稽郡鄮县(今鄞州)，崇山之东谷，爱其山水清秀，乃结茅修持。唐开元二十年(732)僧法璇建精舍于山麓之东，后人称“古天童”。南宋建炎三年(1129)，僧宏智正觉嗣曹洞宗法脉，创默照禅。明洪武十五年(1382)赐今寺名，称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住僧慧高偕缁素6人前往金陵请印《大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藏经阁毁于火。康熙五十二年(1713)，住持超乘得北京内务府张万鹏捐金重建藏经阁并新请《三藏》，并于《请藏经序》中称:“由是，夕灯达晨，晨香接夕，千僧阅习，遂无虚日。”“文革”期间，寺内藏经全部运往造纸厂化为纸浆。藏经楼现存乾隆版大藏经，全藏724函，现有660函(由镇海瑞岩寺移入)。

七塔寺，位于宁波江东区百丈街，始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称东津禅院。康熙二十一年(1682)寺前建浮图7座，故称“七塔寺”。光绪二十一年(1895)，僧慈云赴京请颁龙藏，赐报恩寺额，全名为“七塔报恩禅寺”。现存乾隆版《大清龙藏》一部，宣纸大字，木版夹蝴蝶装，共7104卷。影印宋《碛砂藏》58函，每函10册。《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共100卷。《续藏经》一部，共150套，每套5册，残佚十分之一。并藏有梵文金边贝叶经294张(延庆寺移来)。

雪窦资圣禅寺，坐落于奉化市雪窦山。晋时，有尼结庐山顶，名瀑布院。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赐经籍，建藏经阁。1195年至1200年(庆元间)列“天下禅宗十刹”之一。

瑞岩禅寺，位于宁波镇海区紫石乡。唐会昌中(841—846)郡守黄晟为普化禅师立精舍。大中祥符中(1008—1016)，因地产灵芝，易名瑞岩。光绪三十年(1904)，住僧苇江同天童寺赴京为庚子殉难者作水陆道场，清廷赐龙藏、紫衣及匾额，1906年建藏经阁。解放后，寺屋移作他用，藏经660函拨交天童寺。

宝陀禅寺，位于宁波镇海区招宝山威远城内，建于唐大中年间(847—860)。1557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迁宝陀寺于招宝山，故寺又名补院。宝陀寺香火历来甚盛，尤以观音道场著称。现有民国版经藏一部，5804卷。

天王寺，位于宁波鄞州区洞桥乡，创建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额，乾道间朱世则施大藏经并建夕阳阁以藏。民国时重修，今全废。

蓬莱观，位于宁波鄞州区广德湖望春山白龙祠旁，北宋末始建，宋绍兴十三年(1143)立额，观内置道藏，藏经5481卷。已废。

3.温州地区

广慧禅寺，位于平阳县昆阳镇城南九凰山半山，俗称半山庵，唐咸通间(860—873)，僧法慧始建。民国期间，刘绍宽曾将《大藏经》、《续藏经》及《县志》木版藏于此。抗战时，寺院失火，藏经及木版荡然无存。

灵岩寺，位于乐清雁荡山，创建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赐经书，大中祥符年间赐额“灵岩禅寺”，仁宗赐金卷。存有《大正藏》藏经一部。

崇教禅寺，位于泰顺县夏卢乡卢梨村，俗称“卢梨寺”，创建于后唐同光三年(925)。珍藏宋版碛砂藏经一部(影印)，由三峰寺移入的《三藏经典》。

净因寺，位于文成县峃口区双桂乡城底村。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原为五显公庙。民国四年(1915)改建为净因寺。寺内珍藏有清版《法华经》10部、《法华经注解》5种、《楞严经》2部、《楞严经注解》5种、《摩诃止观》1部、《地藏王经》10部、《辅洪记》1部、《涅槃经》1部。

东岳观，位于平阳县昆阳镇南汇头，始建于宋治平丙午年(1066)，原为宋志观，熙宁戊申(1068)赐额“圣寿”，绍兴间(1131-1162)改名广福宫。清光绪五年(1879)，改为今名。刘绍宽曾有联“山复镇东方，神功克配威灵仰;祝釐肇北宋，古迹毋忘广福宫。”藏经楼藏有明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

4.嘉兴地区

金粟寺，位于海盐西南36里金粟山下今甪里乡茶院村，建于吴赤乌四年(241)，规模宏伟，名闻天下。北宋治平元年(1064)以后，金粟寺自行造纸，供抄印佛经之用，名金粟纸，制作精善。据明《续澉水志》云:金粟寺“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其纸辐辐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清《澉水新志》又记:“金粟寺……，又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磨光莹，纸背每辐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宋时物也，今俱不存。”寺毁于咸丰年间兵火。

精严寺，位于嘉兴市东道街西(今精严东街)。东晋成帝时尚书徐熙宅井夜发光，遂舍宅为寺，赐名灵光。创建于东晋咸康六年(340)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赐额精严。民国7年(1918)秋，弘一法师应范古农之邀来精严寺校点藏经，并为大藏经书签。现存翁同龢书“龙藏”匾额。

愣严寺，创建于宋嘉祐八年(1063)。熙宁间以僧永和在院讲愣严经遂以愣严为名。明万历甲申(1584)僧真可(即紫栢大师)重兴。愣严寺曾是《大藏经》(方册)的发行地。

惠云寺，位于桐乡梧桐真凤鸣路康泾塘东岸。始建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称凤鸣院。显德年间(954—960)改名惠云院。明洪武十三年(1380)僧日宾重建。二十四年赐额为惠云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僧严洁以《华严经》名增建“华严藏经阁”，藏经5048卷。清咸丰十年(1860)毁于战火。

5.湖州地区

护圣万寿禅寺，位于湖州城南道场山。创建于唐中和年间(882—885)。吴越时赐额为正真禅院。北宋初改名妙觉寺。元丰三年(1080)又赐额护圣万寿禅寺。住持介清(?—1241)建观音藏殿，藏《大藏经》5480卷。南宋时钦定万寿禅寺为禅宗“五山十刹”第二。清光绪三年(1877)，法磬大和尚奉敕携经来道场山，经营32年兴建殿堂楼阁达195间，藏《大藏经》7000余册。文革时损毁2000余册。现存5000余册。

云岫寺，位于德清县二都乡云岫山中。宋淳熙八年(1181)创建。清光绪十三年(1887)，住持广严禅师奉旨进京，钦赐龙藏(清内务府所刊佛教藏经)12部及全副銮驾，回山传戒。慈禧太后亲书匾额“藏经阁”。清俞樾游历云岫寺，曾作《云岫寺藏经阁记》。文革中几经劫难，文物幸存无几。

6.绍兴地区

大佛寺，位于新昌县城西南1.5公里，南明山(石城山)麓。创建于东晋永和(345—356)初，初名隐岳寺。齐永明四年(486)，剡人释僧护游隐岳，誓凿百尺弥勒像，建寺号“石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赐宝相寺额。宋天圣五年(1027)，董遂良到京城赎经一藏，计5048卷。石湛又起转轮经藏并宝殿以藏经。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毁寺。民国二十四年(1935)住持澄觉(性海)购《大藏经》，重修《宝相寺宗谱》。文革期间，寺产悉遭毁坏，大佛幸存。现存日本大正版《大藏经》一部，共10箱，3360部，13620卷，由方丈悟道法师于1989年迎请。

开元寺，位于绍兴城区东街。原为唐节度使董昌故宅。后唐长兴元年(930)，吴越王钱鏐建寺。《嘉泰会稽志》载:“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湄。佛大士应真之缘，皆雄特之致，冠绝他刹。”道光十三年(1833)，僧越慧募资重修，建藏经楼3楹，置《大藏经》。咸丰间(1851—1861)，又遭兵燹，楼毁经佚。民国十三年(1924)，邑绅王子余、朱仲华等组织“十愿诵经会”，发起改建藏经楼，藏宋碛砂版佛经两部，并设龛供奉维卫尊佛造像。民国三十一年(1942)，绍兴沦陷，寺为汪伪军占用，寺毁。

平阳寺，位于绍兴县平江乡平阳村。据《康熙会稽县志》载:康熙七年(1668)，宏觉禅寺建阁七楹，藏顺治所赐御书于其上。五十二年(1713)，康熙赐御书《金刚经》一部，藏于寺后奎焕楼。寺内原藏宏觉禅师血书《法华经》一部。民国三十年(1941)，移至天台国清寺收藏。

7.金华地区

栖真寺，即栖真教院，俗称上洞寺，位于金华市兰溪灵洞乡洞源村。始建于后唐大兴年间。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僧如契游经六洞山，因“爱兹山之胜”，重建寺宇。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改今名。明万历十九年(1590)，宰相赵志皋上书乞得《大藏经》一部，660余箧，6744卷。并建阁珍藏。历经兵变，民国时尚存5000余卷，1959年由浙江图书馆收藏。

宝林禅寺，位于金华市义乌云黄山下。创建于梁普通元年(520)，据传由傅翕依双梼木结庵。梁中大通六年(534)檀越贾昙颖即此开基建寺，初名双林佛殿。傅翕并于其间置刹为轮藏以转诸经。宋治平三年(1060)赐今额。南宋宁宗品定天下禅宗丛林，双林列为十刹之八。历元、明、清三朝，双林虽屡经兴废，但仍保持相当规模。

华阳教寺，位于金华市义乌东华阳山。唐法轮大师卓庵之地。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额。明永乐癸巳年(1413)，寺僧智慧福源倡摹建藏经阁，储《大藏经》，5048卷。

8.舟山地区

普济禅寺，又名前寺。位于舟山普陀山白华顶南，灵鹫峰麓。原为一小庵院。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内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今朝鲜、韩国)，归遇风险，望山作礼有感，以事上奏。诏改建并赐额“宝陀观音寺”。明万历十四年(1586)，慈圣皇太后颁赐藏经41函，内府藏经637函，僧真表建藏经殿。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遣汉经厂掌坛御马太监曹奉、赵永补赐藏经678函，《华严经》一部、诸品经两部。清康熙皇帝南巡赐额“普济群灵”，遂改名“普济禅寺”，据《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载:“清康熙十年，以海寇猖獗，废县迁僧，致多遗失，惟普济尚存一藏。乾隆中，又赐新刻《清藏》一藏。”乾隆版《大藏经》，共724函，7168卷。1966年，文革爆发，藏经遭焚毁无存。

法雨禅寺，亦名后寺。位于舟山普陀山白华顶南，光熙峰下，背山面海，气势宏伟。明万历八年(1580)，蜀僧大智在此地结茅，题曰“海潮庵”。万历二十七年(1599)，钦赐龙藏，合678函。万历三十九年(1611)，再赐藏经。明神宗《再赐藏经敕》云:“敕谕浙江南海普陀山镇海禅寺住持及僧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赐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清康熙四年(1665)，荷兰殖民者侵扰普陀山，劫掠金像幡幢等，毁损藏经。康熙三十八年(1699)赐额“天花法雨”，改称“法雨禅寺”。光绪三十一年(1905)钦赐《龙藏》一部，合计1662种，724函，7168卷。有圣旨传世。文革中，藏经皆遭焚毁。

慧济禅寺，位于舟山普陀山佛顶山颠，亦称佛顶山寺。明万历年间，僧圆慧始创“慧济庵”。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僧恒学扩慧济庵为寺。光绪三十三年(1907)，住持德化请《大藏经》贮寺，共724函，7168卷。光绪末年僧文质建阅藏楼6间以供僧阅大藏经。据民国年间释煮云《慧济寺阁藏记》载:“规模亦甚可观，其藏经楼之整洁，与阅藏楼之设备，供养阅藏者之完善，为诸方寺院所不及。”文革中，阅藏楼倒圮，藏经亦遭焚毁。

9.台州地区

国清寺，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城北3.5公里，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命司马王弘按智顗遗愿建造，初名天台寺。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亲赐寺额，遂名国清寺。明万历三十年(1602)，明神宗差御马监太监觉礼赐经一藏，并建藏经阁，合计678函，后毁。现存《大藏经》为清雍正钦赐，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共计7168卷。

高明寺，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城东北10公里太平山麓，为智顗首创天台山十二古刹之一。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建寺，号智者幽溪道场，后改称“高明寺”(以高明山得名)。寺内现藏雍正版“龙藏”，历经劫难，大部保全。

上方广寺，位于台州天台石桥乡石桥山，传为五百应真栖止处。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始建石桥寺。据志载“上方广寺，金溪枕流，丛篁古木缭绕四周。内有藏经阁，贮雍正敕赐经文72函，分装18橱。”后因两次失火，殿宇藏经荡然无存。

万年寺，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北15公里万年山麓。唐大和七年(833)僧普岸建。宋建中靖国(1101)初毁于火，崇宁三年(1104)重建，号天宁万年。明万历十五年(1587)慈圣皇太后颁赐续入藏经41函，旧刻藏经637函(装以龙蟒花锦缎帛，每函裹以锦袄)，因建“藏经阁”，立《御制圣母印施佛经藏经序碑》。清顺治初(1644—1661)，寺毁于战火。后重建。

证道寺，位于台州临海西南15里云峰山上。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为光孝空师所创，俗称云峰寺。崇祯中(1628—1644)僧湛明重建殿堂。邑人陈函辉尝居寺读书，并请藏经一藏，藏于寺。

桐柏宫，位于天台县城西北12.5公里栖霞乡桐柏山。为道教南宗祖庭。吴赤乌二年(239)葛玄于此炼丹。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敕为司马承祯置观，号桐柏观。五代后梁开平(907—911)中，改桐柏观为桐柏宫。后周广顺二年(952)，道士朱霄外建藏殿收藏。吴越王钱弘俶赐金银字道经200函，合并唐时天台山玉霄宫上清派道士叶藏质募造《玉霄藏》为《桐柏道藏》，约千余卷。明初，毁于火。

10.丽水地区

景霄观，位于丽水市缙云县壶镇南宫山，始建于梁普通二年(521)，称“青莲馆”。宋崇宁二年(1103)赐名“景霄观”(宣和年间毁于方腊兵火)。后由道士朱存一及弟子章仲景重建，并购藏书4565卷。清顺治十二年(1655)，毁于兵燹。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为“景云寺”。

注释:

[1]刘国钧.西晋佛典录.金陵学报，第三卷二期。

[2]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余，第487页。

[3]丛书集志初编(第2998册).中华书局，1985:第7页。

[4]《中国道教》第四卷180页《洞霄图志》卷5。

[5]苏东坡集(卷三三)·表忠观碑。

[6]淳祐临安志辑逸(卷二)·寺。

[7]天台山志.见:道藏(第11册):第194页。据南宋曹勋所撰《重修桐柏记》“金录字”应为“金银字”。

[8]上清灵宝大法(卷24).见:道藏(第31册):第496页。

[9]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10]全宋文(第3册)，295页。

[11]西湖游览志余(卷四十)·方外玄踪。

[12](明)高濂等辑撰.四时幽赏录·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道藏源流考(上册)，第130—131页。

[14][15]道藏(第22册)，第14页、第1页。

[16]苏州藏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95页。

参考文献:

[1]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

[2]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

[3]章志诚主编，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

[4]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史念主编，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6]王克文主编，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志.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7]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华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8]方山，池招福主编，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州地区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9]朱子善主编，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衢州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11

[10]叶兆雄主编.丽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4

[11]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2

[12]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3]张秉全主编.塔寺志.宁波，1994

[14]《天童寺志》编委会编.新修天童寺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15]桑文磁等编.阿育王新志.宁波，1989.5

[16]丁天魁主编.国清寺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0

[17]冷晓著.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香港)出版社，2001.12

[18]陈荣富著.浙江佛教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图书馆)